四十五年后
以下内容节选自1990年的一份录音访谈，该录音最早出现在标准公司《天堂的孩子》LD版中。访谈主持人为已故加州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通讯与媒体研究学教授布莱恩·斯通希尔（Brian Stonehill）。
访谈（上）：http://www.cinephilia.net/archives/27083
访谈（中）：http://www.cinephilia.net/archives/27119
问：四十五年后的今天，《天堂的孩子》仍在巴黎和纽约放映。人们说这部电影是永不谢幕的永恒之作。您认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答：我不知道，我不能假装知道。我们在拍摄当初就认为这是部重要的电影。影片非常长，成本高，场景和人物丰富，因此我们知道，它会在当年的影片中脱颖而出，哪怕只是因为其不菲的成本。我们看了粗剪版后感到很满意。但当时我已不想再多谈自己的电影了，因为拍《怪事》（Drôle de drame）给了我很多欢乐，可影片上映后却恶评如潮。一部带给我很多乐趣的电影却没能让大家笑。
问：无论是影评人还是普通观众都认为，《天堂的孩子》给人一种丰富感，传达出和生活本身一样强烈而复杂的情感。能否解释一下您是如何营造这种情感的？
答：首先，和人物数量有关。电影讲述的故事很直白：三个男人，或许四个男人用不同的方式爱着同一个女人。女主角的主要追求者至少有三个人：默剧演员、演员Frédérick Lemaître和一位伯爵。此外，Lacenaire也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她，同时女主角也爱每一位追求者。有位影评人试图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一切，他说故事像是照片显影剂，四种不同的化学物质会带来四种不同的反应。这个比喻很有道理，也正因为如此，电影变得如此丰富而长篇幅。这个故事要比两个男人爱上同一个女人或两个女人爱上同一个男人复杂得多。第一位追求者是害羞的默剧演员；第二位是个本不会去爱而后却发现了真爱的万人迷；第三位是希望以聪明才智打动她的Lacenaire，女主角虽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但也很聪明；第四位是个希望有美女陪伴身旁的伯爵，当感觉要失去她时才开始爱她。由此可见剧情的复杂。别忘了还有众多配角。作为导演，我要挑选四十、四十二、五十三或更多的演员，我对自己说：“我不能挑错人。”就像指挥家一样，为了组成最佳乐团要给每一个人面试。
问：有没有因为挑选剧组成员而失眠过？
答：当然有。拍摄电影的过程让人非常紧张。当然现在我年纪大了，没有当初那么容易紧张了，回想起来当时承受的压力非常大⋯⋯不是我骄傲自大，但在拍摄这部影片之前，我从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对剧组的期待是什么。拍《怪事》对我而言，就是对电影形式的一次探索，我并不羞于请教路易·茹伟（Louis Jouvet）、弗朗索瓦丝·罗珊（Françoise Rosay）、米歇尔·西蒙（Michel Simon）和巴劳特等。对于当时半生不熟的新手来说，有这样的剧组非常棒。我要求他们不假思索地同我合作。拍《雾码头》（Port of Shadows）也是如此，让·迦本（Jean Gabin）想我取得成功，他想和我共同拍一部影片。
问：此后法国电影业发生了什么？
答：我并不清楚。有次我去国外参加某电视秀，有人对我说“马塞尔·卡尔内，你属于法国电影的黄金年代”之类的话，这让我感到伤心。但可悲的是，现实的确如此。战争给我们带来了某种独特的优势，电影产业蓬勃发展，当时我们更容易获得资金拍电影。现在要困难得多，电影人必须同时扮演商人的角色。
问：从您的角度出发，您如何看待法国新浪潮的影评人对优质电影（cinéma de qualité）和片场制度的厌恶？
答：可以简单称之为雄心吧。等于是说“好，我就这么走。”就是如此。问题在于当影评人开始跟风，事态就严重起来。随后他们担心，如果自己为所谓“老爹的电影”（cinéma de papa）辩护，就会显得老套，于是开始嘲笑起法国电影所秉承的品质。但他们自己却毫无建树，反正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从未拍出像《弗兰德狂欢节》、《大幻影》或《天堂的孩子》这样的电影，原谅我这么说。他们拍了些无聊的“私”电影，配上电梯音乐——比如特吕弗。我并不是批评特吕弗，有一天我们一同出席某个位于郊区的影院开业仪式，那里有两个放映厅，一个叫特吕弗厅，一个叫卡尔内厅。我们一同上台。特吕弗此前曾对我攻击诋毁，但是和他的名字放在一起让我感觉非常荣幸。不知他怎么想的。他曾对我说尽坏话⋯⋯不过十年后的那一天，他对此只字不提。他在演讲结束时说：“我拍了二十三部电影，但如果能让我拍出《天堂的孩子》，我愿放弃所有这一切。”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无话可说。他在三四百人面前说了这句话，却始终没有被记录下来⋯⋯我从此不再生他的气。当时，如果我在电影公司或其他地方，戈达尔先生进来见到我，是从来不会和我说话的，连打声招呼都不会，当我不存在一样。他的很多电影我都不喜欢，只是偶尔从中发现些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周末》和《狂人皮埃罗》。这些电影相当粗鲁。说粗鲁可能有点不敬，那就说它们大胆吧。他们会说，“最起码，我们能够实景拍摄，老电影人根本做不到。”他们实地取景没有问题，但这要归功于光化学家和工程师的才华，而不是他们自身。现在，即便对小支架的灯光，底片都十分敏感。当初我们拍电影时需要重达二三十磅的巨型支架，而他们现在用的支架和灯泡一样轻便。声音方面也是如此。我们拍电影时，需要一辆卡车在片场，载有整套音响系统和三个技师，其中一名负责在墙上制造阴影。假如没有现在新式底片的感光性能，没有工程师，假如它们用我们当初使用的摄像机和放映机，他们根本不要想实景拍摄。我们当初条件非常艰苦。记得有次拍一部电影，哪部不记得了，我希望在玛黑区Paul-Louis Weiller的宫殿豪宅内拍摄，Paul-Louis说：“没门。你是我好朋友，如果你想为电影发行在我这里办晚宴，我很乐意帮忙，但我绝不允许你把你的电影设备放在我的古董木质地板上。就算你是我亲儿子，我也不允许。”
问：在《天堂的孩子》中，您最感同身受的角色是谁？就感性而言，您钦佩谁？
答：不能说钦佩谁，他们各有不同。我钦佩巴劳特的感性、布拉瑟的口才和伯爵的教养。从未有演员像路易斯·萨鲁（Louis Salou）表现得那么高贵，他太有风范了⋯⋯真的很难说。我最感同身受的是巴劳特扮演的哑剧明星杜布拉。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我其实是个极度多愁善感的人。我在私生活和感情方面非常脆弱。
问：巴劳特的角色是电影中出现的第一位脆弱的男性英雄，因无法表达自己的爱而郁郁不乐。
答：不！我不这么认为。有其他郁郁不乐的陷入情网的人的⋯⋯让我想想。我不知道。莫里哀的一本传记就说过他就情路不顺。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伟人都被带过绿帽子。即便国王也难逃此运——虽然对于出轨一方来说是很危险的事情，但这是事实。所以我不认同你所说的。可能觉得他最苦情，因为他最有表现力，通过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比其他人更能表达出自身情感。
问：杜布拉的角色通过形体来表达感情，您对这方面是否颇有体会？
答：可能吧，可能吧。默剧不是我的强项，最起码不是有意而为的强项。但我的确通过模仿杜布拉，对让·路易斯指点一二。拍摄起来并不容易。
问：我们之前聊到，《天堂的孩子》的拍摄十分成功，很少遇到问题。拍摄期间，您有没有遭遇到困难或摩擦？
答：没有一点摩擦。不过我们在拍狂欢节那场戏时，发生了很糟糕的事情，我想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我们当时在拍狂欢节，助理导演告诉我有两个人在办公室，要找两名群众演员中的一位。我问：“他们看起来像法国人吗？”“是的，他们有尼斯口音。他们说这个群众演员的妻子生命垂危，临死前想见丈夫一面。”要知道，当时我们是生活在惊恐之中，所以我又问这两人长的什么样。“他们看起来像法国人，不像盖世太保。”当时我们还不了解情况，我们是一点点明白过来的。我又说：“他们有没有看现场人员名单？”群众演员进来时往往先签到，所以万一有人迟到或者出去散步⋯⋯他说没有看。我说：“告诉他们要找的人不在。”我们接着拍摄，一会助理导演回来了，说：“卡尔内先生，不好意思我还要坚持，但那位群众演员的妻子被有轨电车撞了，两条腿都断了，如果他一小时内无法赶到医院，她就没法活着见到他了。”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已经给他们答复了，所以这次我让助理导演去找这位演员。他们进了办公室。五分钟后，助理导演惊慌失色的回来了。原来那两个人是盖世太保特务。为此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还记得我之前讲过剧组中有个人是抵抗运动领袖吧？说的就是这位助理导演。我抓着他喊道：“你怎会没看出他们是特务？他们穿着西装，面带这种表情。我都能看出来。你作为反抗运动领袖，怎么会看不出？”他说我肯定也看不出来的。他们操着尼斯口音，看起来又像法国人。当时，盖世太保在尼斯的势力很大。
问：拍摄期间，你曾让一些人秘密地为这部电影工作。
答：当时有亚历山大·特劳纳（Alexandre Trauner）和约瑟夫·寇司马（Joseph Kosma）。特劳纳制作了《夜间来客》的布景模型而非布景本身。我不得不去尼斯外一个偏远小镇找他们。还有《夜间来客》的乔治·瓦克赫维特奇（Georges Wakhevitch）以及里昂·巴拉萨克（Léon Barsacq）都接受了我的工作邀约。我挺勇敢的，因为这是冒着进集中营的危险，而普莱维尔不负责挑选剧组，所以不用去。这是我的职责。有一次我去那儿看模型，特劳纳想和我一同去尼斯，看一下城堡的布景效果如何。普莱维尔劝退了他，说差点揍了他。之后，他藏身在林中小屋里。寇司马则躲在戛纳近郊林中的一个隐蔽小旅馆。他交给我《夜间来客》中两首歌的歌词，并感谢我给他这份工作。他称自己是《夜间来客》的作曲，实际上是莫里斯·西里埃特（Maurice Thiriet）作的曲，他负责选人、比赛和乐队配器。后来寇司马在法庭上争取版权，但官司输了。他们两人都各有贡献。他只给了我两页纸。之后特劳纳总想把我边缘化，差点就冒充导演了。我放任了一段时间，最终告诉了大家真相。而且他们根本不是和我的所有电影都合作的。舒夫坦（Schüfftan）也一样，在我的二十三部影片中，他和我合作过三部。并不多。
问：在这部电影以录影带方式走进家庭，被全世界的人们观看的时候，您希望将此片献给谁？
答：我会做什么⋯⋯先告诉你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有时候我在街上被人们认出来，人们从来不对我说我多么才华横溢或者我的电影多么伟大，他们总是、总是说：“谢谢您带给我们的欢乐。”所以我希望这套碟会给他们带来同样的快乐。我如此感动并非因为我多愁善感，而是因为人们这么说让我非常开心。我会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去影院看人们对《北方旅馆》（Hôtel du Nord）的反应，我看到他们在放声大笑，每个人都在大笑。这让我非常开心。
（全文完）
翻译：张鑫 ／ 校译：陈西苓
《天堂的孩子》4k修复版在2014年第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展映。
具体购票信息请关注：www.siff.com
（编辑：李阳、徐明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