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白兰度（1924.4.3 – 2004.7.1），以扣人心弦的、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表演而深受盛赞，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演员之一。作为一名文化偶像，白兰度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是《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 1954）和《教父》（The Godfather, 1972），他因这两部影片而两度成为奥斯卡影帝。此外他还在《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1951)、《萨巴达传》(Viva Zapata!, 1952)、《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 1953)、《飞车党》(The Wild One, 1953)、《禁房情变》(Reflections in a Golden Eye, 1967)、《巴黎最后的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 1972)和《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 1979）等电影中塑造了深具影响力的形象。白兰度还是社会活动家，一生支持过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多项美国印第安人运动。
1947－1949年期间，白兰度因在田纳西·威廉斯的话剧《欲望号街车》中扮演斯坦利·考瓦尔斯基而蜚声百老汇演艺圈。1951年当这一作品被搬上银幕时，他又在电影中再度塑造了这一形象，由此赢得电影观众的认可。之后，白兰度在《飞车党》（1953）中饰演摩托飞车团伙首领强尼·斯特拉布勒，为美国流行文化打造出最为有名的标志性形象之一。次年，他在《码头风云》中扮演泰瑞·马洛伊，首度摘取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之后几年中，白兰度又因塑造这些银幕形象而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萨巴达传》（1952）中的萨巴达；约瑟夫·L·曼凯维奇的莎剧改编电影《恺撒大帝》（1953）中的马克·安东尼；以及乔舒亚·洛根的《樱花恋》（Sayonara, 1957）中的美国空军少校罗伊德·格鲁佛。整个五十年代，他三度入围奎格利出版公司年度影院调研的“十大最叫座影星”排行榜：1954年跻身第十，1955年位居第六，1958年则跃升至第四位。
白兰度在1961年执导并主演了西部cult片《独眼龙》（One-Eyed Jack），之后接连遭遇一系列票房失利之作，首当其冲的是《叛舰喋血记》（Mutiny on the Bounty, 1962）。由此，他的演艺生涯陷入一个低潮期，之后整整十年与票房成功的电影无缘。1972年他东山再起，在弗朗西斯·科波拉导演的《教父》中出演维托·柯里昂，成为他毕生获得评价最高的角色之一。这部影片成为影史收获最大商业成功的一部力作，与《巴黎最后的探戈》（此片令白兰度再获奥斯卡提名）一道，使他重归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明星之列，在1972和1973年分别位居“十大最叫座影星”第六位和第十位。
1976年，白兰度在中断拍戏几年之后出演《密苏里山口》（The Missouri Breaks）。此后他满足于当一名高片酬性格演员，在电影中客串气度不凡的配角，如《超人》（Superman, 1978）和《公式》（The Formula, 1980）等。之后他索性暂别影坛九年之久。据《吉尼斯世界纪录》记载：白兰度出演《超人》中的乔·艾尔，工作13天获得创纪录的370万美元酬劳（相当于今天的1440万美元），外加票房11.75%的毛利提成。如此天价片酬更令他倍添他的神秘色彩。白兰度在科波拉的另一部影片《现代启示录》中扮演瓦尔特·科茨上校，以颇具争议的表演为自己的七十年代划上句号。该片收获了巨大的票房成功，白兰度从中赚取的巨额片酬和提成，令他得以从容度过八十年代的演艺生涯搁浅期。
在所有1950年之前初登银幕的男影星中，白兰度被美国电影学院选为第四位最伟大的男演员，这进一步巩固了他在美国影坛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时代》周刊1999年选出的“100位世纪人物”中，马龙·白兰度与查理·卓别林以及玛丽莲·梦露是仅有的的三位职业演员。2004年7月1日，白兰度因呼吸功能衰竭去世，享年80岁。
马龙·白兰度1924年4月3日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父亲老马龙·白兰度是一位农药和化学饲料生产商人，母亲昵称为“多蒂”。白兰度有两位姐姐乔丝琳（1919－2005）和弗兰西斯（1922－1994）。白兰度有德意志、荷兰、英格兰和爱尔兰血统，父系血脉的先祖约翰·威廉·白兰道（Johann Wilhelm Brandau）在18世纪初叶从德意志普法尔茨地区移民到纽约。白兰度自小接受基督教科学派教育，母亲多蒂是个非同寻常的女人，平时抽烟、开车、穿裤装——这些行为对于那个时代的妇女来说，都是很不寻常的。她演过戏，甚至当过戏院经理，曾帮助亨利·方达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不过她嗜酒成瘾，经常酩酊大醉地被丈夫从芝加哥的酒吧领回家。白兰度在自传《母亲教我的歌》中伤感地写道，“酗酒带来的极大痛苦，令她表现出爱醉酒胜过对我们的呵护。”最终多蒂进了匿名戒酒互助会。白兰度对父亲流露出的敌意要强烈得多，声称“虽然我与他同名，但没有一件我做过的事情令他高兴甚至感兴趣过。他乐此不疲地对我说，我什么事都做不好。他习惯于告诉我，我将一事无成。”后来，白兰度的父亲需去芝加哥工作，全家便搬到了伊利诺州的埃文斯顿市。但父母在白兰度11岁时分居，多蒂带着三个孩子搬到加州圣塔安娜市，和自己的母亲同住。1937年，白兰度的父母重归于好，全家搬到芝加哥以北的伯蒂维尔市一起生活。
儿时外号叫“嫩芽”的白兰度自小酷爱模仿，具有吸取小伙伴举止的超常能力，并将其表现得惟妙惟肖。在“特纳经典电影”（TCM）频道2007年的纪录片《Brando: The Documentary》中，儿时好友乔治·英格兰回忆：白兰度最早的表演是模仿家庭农场中的奶牛和马，借此将母亲的注意力从酗酒上引开。他的大姐乔丝琳是家中第一位走上职业表演之路的，她去纽约的美国戏剧艺术学院就读，毕业后先在百老汇闯荡，之后开始演电影和电视。白兰度的二姐弗兰西斯则离开加州的大学，去纽约学艺术。白兰度曾经留过一年级，后因在校内走廊里骑摩托车而被利伯蒂维尔高中除名。
白兰度被送往父亲曾就读过的沙塔克军事学校，在那里表现不错，在戏剧表演方面一鸣惊人。可他在1943年毕业那年，因在演习中对来访的陆军上校表现不尊重，被处留校察看处分。他因此遭到禁闭，却开溜进城，结果被发现。教官们投票决定：将他开除，但同学们却纷纷支持他，认为开除的惩罚太过严厉。次年，白兰度被邀请回沙塔克继续就读，但他反而决定辍学，夏季时在父亲安排下暂时当起了沟渠挖掘工。之后他报名参军，但入伍体检显示他在协塔克上学期间踢球受过伤，落下了膝关节前十字韧带损伤综合症。他被评定为4-F级，未能入伍。
白兰度决定步姐姐们的后尘前往纽约，进入由美国戏剧协会（American Theatre Wing）开办的专业表演艺术学校，这是新学院（The New School）戏剧讲习班的一部分,由富有声望的德国戏剧导演厄文·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创办并执教。白兰度的大姐乔丝琳在1988年的纪录片《Marlon Brando: The Wild One》中回忆道：“他在学校参演了一部话剧，非常喜欢……因此决定去纽约学习表演，因为那是他唯一喜欢的事。当时他18岁。”儿时好友乔治·英格兰则在A&E频道关于白兰度的传记纪录片中认为:白兰度之所以在纽约爱上表演，是因为“他在那里得到认可。他不再挨批评。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回听说自己身上还有优点。”
白兰度是一位求知若渴的学生。他师从史黛拉·阿德勒（Stella Adler），从她那里学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表演技巧，即通过对自身情感和经历的深度探索完全进入所扮演的形象。白兰度在学习早期就显露出非凡的洞察力和现实感知力。阿德勒曾多次提到：她在教白兰度时，有次让全班扮演一群鸡，并且说一颗原子弹即将在他们的上空爆炸。大多数学生都咯咯叫着到处乱跑，而白兰度却平静地坐着，表演鸡生蛋的样子。当阿德勒问他为何选择如此反应时，他说：“我是一只鸡，我怎么会知道炸弹是啥？”尽管白兰度被大部分人认为是一位演技派，他本人却并不同意，并声称十分讨厌李·斯特拉斯伯格的课：“在我取得了一定成功之后，李·斯特拉斯伯格标榜曾教过我如何表演。他从未教过我任何东西。如果他相信能够得逞的话，他甚至会声称太阳和月亮也归功与他。他是个野心十足、自私自利的人，利用来演员工作室学习的人们，试图将自己拔高为表演艺术的圣人和大师。有些人对他顶礼膜拜，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我有时会在周六上午去演员工作室，因为伊利亚·卡赞在那里授课，通常引来一大帮标致姑娘，但斯特拉斯伯格从未都教过我表演。史黛拉教过我，后来是卡赞。”
在纽约长岛的赛维尔（Sayville）市，白兰度将学到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技巧运用到了他在夏季剧团中出演的最早一批角色中。他因行为不端被逐出新学院在赛维尔的演出剧目，不过在为当地剧团演戏时被发现，顺利进入百老汇，在情节喜忧参半的舞台剧《我记得妈妈》（Remember Mama）中初次登台。制片人Patricia Bosworth在A&E频道的白兰度传纪纪录片中说到：“那个时代的演员们表演起来相当夸张。他们矫饰造作，装腔作势，戏剧腔十足。而他却非常安静、真实，咕哝着说话……这可是新的。完全是新的。”他因在《货运站咖啡馆》（Truckline Café）中扮演一名愤懑的退役军人，被剧评家们推选为“百老汇最有前途的演员”，尽管这出戏的票房惨败。两年后，他又以政治剧《旗帜诞生》（A Flag is Born, 1946）中的年青英雄形象出现在百老汇舞台上，拒绝接受高过演员工会的标准薪酬。同年，他与凯瑟琳·康奈尔（Katharine Cornell）合作，在由她制作的重演版《康蒂妲》（Candida）一剧中扮演马奇班克，而康蒂妲则是她的标志性角色之一。同年，康奈尔还让白兰度在由她制作的让·阿努伊(Jean Anouilh)话剧《安提戈涅》（Antigone）中，担任信使角色。
1947年，白兰度在由伊利亚·卡赞执导的田纳西·威廉斯话剧《欲望号街车》中扮演斯坦利·考瓦尔斯基，确立了明星地位。白兰度非常想得到这一角色，驱车前往威廉斯的度假地马萨诸塞州普莱斯顿参加选角面试。威廉斯在1947年8月29日给经纪人Audrey Wood的信中透露：“我完全没想到，起用一名非常年青的演员演这个角色，带来的价值会这么高。他的表演将斯坦利的性格完全人性化了，将它塑造成青春的残暴和冷酷，而非老人的邪恶……白兰度的解读带出了一种新价值，是我听到过的最好解读。”白兰度在塑造考瓦尔斯基时，以拳击手洛基·格拉齐亚诺为原型，他曾在当地健身房观察这位拳手。格拉齐亚诺并不认识白兰度，但从这位年青人那儿拿到戏票，去看了演出。他说：“帷幕拉开后，出现在舞台上的是健身房里的那位婊子养的臭小子，而他演的正是我。”
1947年，白兰度参加了华纳兄弟根据《无因的反叛》小说（1944年出版）编写的较早一版电影剧本的试镜，不过这和1955年最终完成的同名影片并无关系。在2006年发行的《欲望号街车》DVD版中，白兰度在当时的试镜过程作为花絮被收录。
白兰度的首度银幕亮相，是在《男儿本色》（The Men，1950）中饰演愤世嫉俗的截瘫退役军人。他特地到洛杉矶Van Nuys的伯明翰陆军医院体验生活，病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月。《纽约时报》影评人Bosley Crowther认为白兰度把这一角色演得“鲜活真实，充满活力，敏感细腻，逼真至极”，认为“他能够在生硬凝滞的寂静中，掀起一股激情的狂飙，犹如一条绷紧的电缆突然被割断一般，拥有一种饱含热泪而刻骨铭心的癫狂。”
根据白兰度本人的叙述，可能正是由于这部影片，使他的备役体检级别从4-F级变成了1-A级。当时他的膝关节已动过手术，不再被排除在服役范围之外。他去征兵中心报到时，在问卷中将“人种”一项填写为“人”，将肤色填为“季节性——牡蛎白色至奶黄色”，并且他还对军医说，自己患有精神性神经病。当征兵委员会送他去看精神科医生时，白兰度说自己曾被军校开除，在与上司相处方面有严重问题。碰巧这位精神科医生认识白兰度的一位医生朋友。白兰度得以在朝鲜战争期间免服兵役。
“耶稣啊！这简直像是炉门被打开，热流从银幕上奔涌而出。我真不知道还有哪位演员能做到这一切。”
白兰度在早期演戏时就开始使用提示卡，并不背诵台词。尽管好几位与他合作的电影导演都反对他这样做，但他觉得这样做才能让他将现实感和即兴感带入自己的表演中。否则的话，他感觉就像在朗诵作者的话。关于提示卡的效用，白兰度曾作过这样的解释：“当你并不知道确切的台词，而只是大略地了解，那么你看在提示卡时，就能让观众感觉到：这个人真是在尽力搜寻接下来要说的话–而不是预先知道要说什么。”
在卡赞导演的1951年电影版《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1951）中，白兰度将自己在舞台上塑造的斯坦利·考瓦尔斯基成功带上了大银幕。这一角色成为他最具标志性、最常被模仿的电影形象。评论界对他的表演给予了铺天盖地的好评，令他一跃成为好莱坞屈指可数的性感男偶像。他那张扬着兽性的阳刚魅力和粗野遒劲的力度，通过在街头真切而绝望地喊出“丝黛拉!”而体现得淋漓尽致，令观众无比信服，以至于多年之后白兰度说，“甚至今天我还会遇到一些人，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我就是那个冷酷无情、缺乏敏感、举止粗野的男人斯坦利·考瓦尔斯基。他们无法不这么想，但是，这对我来说很麻烦。”这一角色使白兰度首次被提名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1952年，白兰度又凭借《萨巴达传》（Viva Zapata!，1952）而再获奥斯卡提名。这部根据墨西哥革命者艾米利亚诺·萨巴达生平加以虚构而成的传记电影，讲述了他的农民出身、如何在二十世纪初夺取权力以及生命的终结。此片由约翰·斯坦贝克撰写剧本、伊利亚·卡赞导演，安东尼·奎恩(Anthony Quinn)扮演男主人公之弟。电影制作人山姆·肖(Sam Shaw)在纪录片《Marlon Brando: The Wild One》中说，“开拍前，他偷偷地跑到墨西哥萨巴达出生和生活过的那个村镇，在那里研究人们说话的习惯、他们的举止和动作。”影片上映后，大多数影评人对于白兰度的关注超越了电影本身，《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均对他的表演大加褒奖。
多年后，白兰度在自传中写道：“托尼·奎恩扮演我的兄弟，我对他很钦佩，也喜欢他的为人，但在拍片期间，他对我格外冷淡。当我们一同出镜时，我可以明显感到一种针对我的怨愤，而且如果工作后我提议去喝一杯，他不是拒绝我，就是闷闷不乐、一言不发。多年后我才知道个中缘由。”原来，为了制造出两人在银幕上的紧张关系，卡赞有意告诉奎恩（奎恩是白兰度之后在百老汇扮演斯坦利·考瓦尔斯基一角的演员）：白兰度对他的表演相当不以为然。结果卡赞如愿以偿地拍到了想要的效果，却从未告诉奎恩是自己误导了他。直到很多年后，白兰度和奎恩当面交流，才冰释前嫌，终于明白这是卡赞的伎俩！
1953年，白兰度在电影《恺撒大帝》（Julius Caesar, 1953）中出演马克·安东尼，令评论界为之哗然。一些影评人虽然对白兰度的才华不无肯定，但认为他的“咕哝”等特点暴露了他在表演功底上的缺陷，所以当选定他出演安东尼的消息传出，不少人对他能否胜任心存疑惑。最终，在这部由约瑟夫·曼凯维奇（Joseph L. Mankiewicz）导演、英国莎剧大腕约翰·吉尔古德（John Gielgud）共同出演的影片中，白兰度留下了精彩绝伦的表演，尤其是在安东尼发表“朋友们，罗马市民们，老乡们……”这段演说的部分。Stefan Kanfer在他撰写的白兰度传记中写道：“马龙在自传中，对自己在那部影片中的表演只有一行字：在一大群英国专业演员之中，‘我走入片场去扮演马克·安东尼，简直是头蠢驴。’——这是他固执自贬的又一例证，并且完全不符合事实。”Kanfer补充道:影片试映后导演约翰·休斯顿这样评论：“耶稣啊！这简直像是炉门被打开，热流从银幕上奔涌而出。我真不知道还有哪位演员能做到这一切。”约翰·吉尔古德对白兰度的表演拍案叫绝，竟邀请他在伦敦的哈默史密斯剧院表演一整个演出季，不过白兰度拒绝了。在《恺撒大帝》拍摄期间，白兰度听说伊利亚·卡赞与国会调查人员合作，向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提供了一系列从事“非美活动”的“颠覆分子”名单。据说白兰度对导师的这一做法十分不满，但仍然在电影版《码头风云》中再度与其合作。“我们中没有谁十全十美。”后来他写道，“我想，卡赞曾经伤害了其他人，但他对自己的伤害是最重的。”
1953年，白兰度还出演了《飞车党》，在片中骑着自己的“凯旋雷鸟6T”型摩托车。“凯旋”摩托车的进口商们对这一产品的出镜感到很矛盾，因为影片主题是粗暴的摩托车团伙掌控一个小镇。影片被指渲染无端暴力，在当时受到批评，《时代》周刊认为它“并非暴露公共问题，而是在电影观众的静脉中注射了肾上腺激素。”据说，白兰度与匈牙利导演拉茨洛·拜奈戴克(Lazlo Benedek)的意见不合，与共同出演的影星李·马文相处得也不好。该片可能是白兰度主演的第一部失败作品，但他与凯旋牌摩托车一起摆拍的形象却被奉为经典，日后杜莎夫人蜡像馆正是以这一造型为蓝本，为他制作了蜡像。片中还有一句对白,成了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对话：当一名女子问白兰度扮演的强尼，你反抗的是什么？”强尼反问道：你有啥主意吗？”令白兰度本人都倍感困惑的是，此片激发了青少年的叛逆，令他成为新生的摇滚一代以及詹姆斯·迪恩、“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等未来明星的偶像。影片上映后，摩托车手皮夹克和蓝牛仔裤的销量激增。白兰度在自传中反思这部影片时，认为它并不称得上是经久之作，但他说：“我和强尼之间的共鸣，多过我在电影或舞台上塑造过的大部分角色，而正因为如此，我相信，我把他演得比剧本设定的更敏感、更令人同情。影片中有一句他咆哮时的台词，‘Nobody tells me what to do（没有人告诉我该做什么）’，这正是我一生的不变感受。”
1953年，白兰度还在波士顿主演了李·弗尔克（Lee Falk）制作的萧伯纳剧作《武器与人类》（Arms and the Man）。弗尔克自豪地宣称，白兰度是推掉周薪一万美元的百老汇合同，来波士顿出演这出戏的，虽然他所支付的周薪不到五百美元。这是白兰度最后一次在舞台上演出戏剧。
1954年，白兰度主演了《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 1954），这是一部揭示纽约码头工人与各种黑势力的斗争影片，由伊利亚·卡赞导演、巴德·舒尔博格（Budd Schulberg）撰写剧本，卡尔·莫尔登（Karl Malden）、李·J·科布（Lee J. Cobb）、罗德·斯泰格尔（Rod Steiger）等影星参演，亦是爱娃·玛丽·森特（Eva Marie Saint）的银幕处女作。在为泰瑞·马洛伊这一角色确定演员时，白兰度因被卡赞在众院非美活动调委会上的作证所刺痛，曾经有过踌躇，结果角色差点落到弗兰克·辛纳特拉手里，但最后制片人山姆·斯皮格尔（Sam Spiegal）说动了白兰度，并与他签了十万美元的薪酬合同。“卡赞没有反对，因为他之后承认，‘我对白兰度的偏爱超过任何人。’”
“他的演技非凡之处，在于粗野遒劲的硬汉外表与极度精致温雅的行为举止所形成的反差。
白兰度凭借《码头风云》中的泰瑞·马洛伊一角荣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在与爱娃·玛丽·森特的默契配合以及卡赞导演的激发之下，他的表演有口皆碑，被认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日后鼎鼎有名的“我本可以是个竞争者”这场戏中，白兰度说服卡赞：剧本中的场景和对白设置根本不可信。根据舒尔博格的剧本，白兰度扮演的角色在这场戏中始终处于哥哥查理（罗德·斯泰格尔扮演）的枪口之下。白兰度坚决要求改成将枪轻轻推开，他认为泰瑞绝不相信哥哥会真的扣动扳机，而且面对枪口，不可能继续说出剧本中的台词。卡赞同意了，并且让白兰度即兴发挥，他对白兰度的直觉洞察力深感钦佩，说：“他的演技非凡之处，在于粗野遒劲的硬汉外表与极度精致温雅的行为举止所形成的反差。还有哪一位演员，会在兄弟拔枪胁迫他去做可耻之事的那个时刻，把手放到枪上，以一种充满爱意的温情将它推开？还有谁，会以那种埋怨的声调道出‘哦，查理！’，如此亲切而又感伤，透露出深深的切肤之痛？……如果美国电影史上有哪位演员能有更好的表演，我真不知道那会是啥样。”
《码头风云》问世后，受到评论界的热烈赞扬，同时征服了观众，在1954年收获约420万美元的北美票房。《纽约时报》影评人A·H·Weiler在1954年7月29日的影评中，将此片誉为杰作，称其是“极具震撼力、激情和想象力的银幕力作，由才华横溢的专业电影人们打造。”影评人罗杰·伊伯特亦赞誉这部影片，认为白兰度和卡赞永远地改写了美国电影表演艺术，并将此片归入他的“伟大的电影”系列。白兰度在自传中，则对自己在本片中的表演始终如一地不屑一顾：“卡赞把成片给我看的那天，我对自己的表演感到沮丧透顶，起身离开了放映室……心里想，我是个多么巨大的败笔。”白兰度赢得奥斯卡影帝后，他的小金人竟被盗走，多年后才现身于伦敦一家拍卖行，拍卖行随即与白兰度取得联系，告知了他金像的下落。
白兰度最初的六部电影作品——《男儿本色》、《欲望号街车》、《萨巴达传》、《恺撒大帝》、《飞车党》和《码头风云》奠定了他的自然表演主义风格，形成了持续他一生的影响力，同时也创造了任何演员——甚至他本人——都再难逾越的表演高度。在1950年代余下的几年中，白兰度依旧是头号票房磁石，不过已有影评人感到他此阶段的表演缺少了之前作品（尤其是与卡赞合作的影片）中的那种张力和投入感。他在1954年的《拿破仑情史》（Désirée）中塑造了拿破仑的形象，据在片中演女主角的简·西蒙斯（Jean Simmons）回忆，白兰度并不喜欢这个剧本，迫于合同才演了这部电影，表演时毫不上心，甚至将整部影片斥为“肤浅而沉闷”之作，他对影片上映后的巨大成功感到十分惊讶。据记载，白兰度特别鄙视该片导演亨利·考斯特纳（Henry Kostner），故意与他作梗，要么有心忘记台词，要么用带鼻音的假英国腔背诵台词，并在镜头拍摄间隙制造大乱，一会儿传足球，一会儿用消防水管喷射群众演员，还嘲笑与他配戏的梅尔·奥勃朗的印度英语口音。
1955年，白兰度和西蒙斯又在米高梅的《红男绿女》（Guys and Dolls）中再次搭档，该片成为白兰度出演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歌舞片。《时代》周刊认为影片“完全不具备原音乐剧的情感色彩”，认为白兰度“心不在焉地唱着男高音，有时显得平淡无力。”1955年初，白兰度在爱德华·莫罗（Edward Murrow）主持的名人电视访谈中承认歌唱音色有问题，认为自己的歌声“相当可怕”。之后他在1965年的纪录片《Meet Marlon Brando》中透露：《红男绿女》中出现的歌唱部分，都是将重拍无数遍形成的唱歌镜头剪辑而成的。他开玩笑说，“我不能做到用棒球棍击准音符，有些音符我走调得太离谱……他们将我唱出的歌词缝得如此密不透风，以至于我在摄影机前对口型时，几乎都令自己窒息了……”白兰度和辛纳特拉两人的关系非常冷淡。据他的传记作者Stefan Kanfer观察，“这两人简直是南辕北辙：马龙反复要求重拍；弗兰克则对重复自己的表演厌烦透顶。”据报道，他俩第一次会面时，辛纳特拉嘲弄道：“别给我来什么演员工作室之类的烂套路”。白兰度后来也反唇相讥：“弗兰克是这样一类家伙，他死后会去天堂，并且为了上帝让他变成秃头而和上帝较劲儿。”不过，《红男绿女》还是成为轰动一时的热片，以550万美元的制作成本换得1300万票房。
1956年，白兰度在影片《秋月茶室》（The Teahouse of the August Moon）中扮演一位在战后的日本为美军效力的日本翻译Sakini。影评人宝琳·凯尔对这部电影大不以为然，但留意到“马龙·白兰度为了扮演左右逢源的日本翻译，不惜让自己饿瘦，而且似乎非常喜欢表演那些噱头——用一种疯狂的口音说话，大男孩般地稚气媚笑，不断鞠躬，用双腿做出不乏难度的动作。他不在镜头中时，你一定会希望他快点回来，尽管这个疯疯癫癫的滑头角色并不能让他发挥出表演功力，而且他演这个角色的效率反不如一个差劲点儿的演员高。”
1957年，白兰度在《樱花恋》中以美国空军军官的形象出现。虽然《新闻周刊》将这部电影斥为“一对恋人的无聊幽会故事”，但粉丝们并不同意这一说法，影片在全美成为票房大赢家。白兰度的经纪人Jay Kanter为他谈成了极为优渥的合同，这部影片票房收入的10%归白兰度，令他一下子步入百万富翁之列。由于《樱花恋》聚焦跨种族婚姻，因此颇具争议，上映后却引发轰动效应，得到十项奥斯卡提名（包括白兰度的最佳男主角提名），最终拿下了四项奥斯卡奖。《秋月茶室》和《樱花恋》成为白兰度在这十年中出演的一系列富有社会意义的电影的前两部，并且他与派拉蒙合作，成立了自己的潘尼贝克（Pennebaker）制片公司，旨在制作包含“推动世界进步的社会价值观”的电影。白兰度以这一公司的名称，向已在1954年去世的母亲致敬。当时的媒体报道显示，母亲的离世令白兰度一度心力交瘁，用传记作家Peter Manso的话说，“她曾是唯一能给他赞许的人。母亲去世后，马龙似乎就对一切都无所谓了。”白兰度任命他憎恨的父亲掌管制片公司的运营，这让熟识他的人大跌眼镜。儿时小伙伴乔治·英格兰认为，白兰度这么做，是因为这能给他机会去攻击、贬低和削弱父亲。另有传记作家猜测：白兰度已被父亲在心理上击垮了。
1958年，白兰度主演了《百战狂狮》（The Young Lions），他将头发染成金黄色，带一口的德国口音。后来他坦承：这样做并未让角色令人信服。影片改编自欧文•肖（Irwin Shaw）的小说，白兰度塑造的克里斯蒂安·迪斯特在当时十分大胆也颇具争议。他后来写道：“剧本原本十分贴近原著。在书中，肖把所有德国人都描绘成作恶多端，特别是克里斯蒂安，俨然是集纳粹一切邪恶于大成；他阴险、卑鄙而凶残，充满面具般的邪恶势力……我对此不以为然，觉得电影应当显示的是：世界上并不存在“性本恶”的人，但他们很容易被误导入歧途。”肖和白兰度一起出席了由CBS记者大卫·勋伯仑（David Schoenbrun）主持的电视访谈，在这场精彩而激烈的交锋中，肖指责白兰度像大多数演员那样，没有能力演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白兰度回应道，“没有任何人能创造出一个角色，唯有演员能够。我扮演了这个角色，他便存在了。他是我的创造。”《百战雄狮》也是白兰度与即是朋友、又是对手的蒙哥马利·克利夫特（Montgomery Clift）共同出演的唯一一部电影。之后，白兰度以影片《逃亡者》（The Fugitive）为自己的1950年代划上句号，与他配戏的是意大利女明星安娜·马格纳尼（Anna Magnani）。此片改编自田纳西·威廉斯的另一部话剧，但远未达到《欲望号街车》般的成功。《洛杉矶时报》为威廉斯笔下的人物贴上了“不是心理变态，就是不加掩饰的丑陋”的标签，《纽约客》杂志则将之为“玉米饼情节剧”。
1962年，白兰度执导并主演了西部片《独眼龙》，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由他所执导的影片。该片原计划由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剧本来自萨姆·佩金帕，但电影公司的内部矛盾导致这两人被白兰度和盖·特洛斯帕（Guy Trosper）所取代。白兰度扮演主角里欧，卡尔·莫尔登则演他的伙伴“老爹”朗沃思。白兰度演戏时反复拍摄和角色探索的嗜好，也被他带入了导演工作中，令电影很快超出预算。派拉蒙预期该片在三个月内完成，但摄制被延长至六个月，成本则翻了一倍，高达600多万美元。白兰度对于电影剪辑的经验缺乏，又导致后期制作的延误，派拉蒙最后接手了这部电影的制作。白兰度后来写道：“派拉蒙说不喜欢我的版本；我的安排是让除了卡尔·莫尔登之外的所有人都撒谎。最后，电影公司将影片切割得支离破碎，并且把卡尔·莫尔登也搞成撒谎者。此时，我对整个项目完全厌倦了，于是退出。”尽管白兰度在谈及这段经历时始终带着不屑，但不少人认为，这部影片标志着他对于电影业看法的一个转折点，他先前的轻蔑态度渐渐变成了刻薄的挖苦。《独眼龙》上映后不久，他说了一句有名的话：“我曾经表现出来的作为艺术家的自命不凡，如今已沦为漫长而清冽的希望而已。”
富有视觉震撼力的《独眼龙》上映后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纽约时报》的Bosley Crowther被白兰度的努力所打动，称“白兰度先生在此片的导演和表演上，注入了他此前塑造过的大量角色所具备的那种凶险遒劲风格，散发着鲜活的现实主义气息，蕴含在诸多细节处理中。但与此同时，它又令人不解地被一些浪漫俗套以及南海岛屿片所惯用的浮华画面所环绕。”《综艺》则认为：“这部影片的一个奇怪之处是，其优点和弱点都在角色刻画上显露无疑。白兰度的构思是亮点，尤其是揭示人物的深度和善恶交织的本性。”可以说，这部影片的成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彰显，正如白兰度的传记作者Stefan Kanfer指出的：“在之后的岁月中，《独眼龙》逐步成为Cult片，受到了《红河》和《搜索者》这样的复古西部片粉丝们的追捧，应为名至实归。不过这样的成功对于这部电影的盈利而言，实在来得太迟了。”另一位白兰度传记作者Peter Manso也认为，“这是一部了不起的电影，片中有意思的东西比比皆是。它切实显示出了马龙的慧眼独具以及强大的视觉感知力。”
白兰度与电影公司的交恶发生在下一部影片的拍摄期间，当时他为米高梅的重拍版《叛舰喋血记》出任主角，影片在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塔希提岛拍摄。他被指责为有意破坏摄制工作的几乎所有方面。1962年6月16日，《星期六晚邮报》刊登了题为《六百万美元付诸东流：马龙·白兰度的叛乱》的文章。《叛舰喋血记》导演刘易斯·迈尔斯通（Lewis Milestone）称，公司高管们“自食其果，因为他们将一部昂贵影片的全部控制权，交给了一位蹩脚演员、一个任性暴躁的孩子。”白兰度后来写道：“一开拍，制片公司就意识到大大低估了在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岛上拍片的成本，于是解雇了导演卡罗尔·里德（Carol Reed），导致影片延误，并增加了成本。米高梅公司很不诚实地将我描绘成延误的根源。这虽不属实，但娱乐记者们本就因我拒绝采访而不喜欢我……所以接受了米高梅新闻发布方的说法；这样的说法正符合娱记们所认为的古怪、坏脾气的白兰度，结果这种黑白颠倒的说法很快成了既定事实。”无论如何，《叛舰喋血记》险些使米高梅公司阴沟翻船，该片拍摄的严重延误，确实和白兰度行为无关。可是这些指责，却令白兰度在之后多年内一蹶不振，因为电影公司在白兰度脾气臭、人难处的名声面前，纷纷不敢找他拍戏。影评家们也开始对他大幅波动的体态议论纷纷。
由于离婚、公开的子女监护权之争和日益热衷于民权运动，白兰度开始视表演为实现经济目的手段，开始接拍一些被大量影评人和影迷视为埋没其才华的角色。在坚持多年只与电影公司签署短期合同之后，白兰度于1961年一反常态地与环球公司签署了拍摄五部影片的一揽子协议，结果这成为他整个六十年代无法摆脱的负担。《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 1963）是其中的第一部，改变自1958年同名小说，由白兰度的潘尼贝克公司买下电影改编权，白兰度出演大使，其姐乔丝琳也担任一个角色。影片除在好莱坞拍摄外还在泰国曼谷取景，上映后风评不错，但面对激烈的票房竞争败下阵来，输给了同期上映的《007：来自俄罗斯的爱情》和《埃及艳后》。白兰度因其表演获金球奖提名。他为环球出演的其他影片均出师不利：《闺中艳事》（Bedtime Story, 1964）、《阿巴卢萨》（Appaloosa, 1966）、《香港女伯爵》（Countess from Hong Kong, 1967）和《三狼喋血》（The Night of the Following Day, 1968）。其中《香港女伯爵》的失败尤其令白兰度大失所望，因为他对和心目中的一大英雄——查理·卓别林合作原本充满期待。不料这段经历变得非常不愉快：白兰度与女主角索菲娅·罗兰的气场彻底不合，而且卓别林的说教式导演方式令他愕然。他在自传中称卓别林“可能是我曾遇到过的最具施虐倾向的人。”1965年白兰度还出演了一部间谍惊悚片《谍舰》（Morituri），该片亦沦为票房毒药。
白兰度承认自己在这一时期始终缺乏创作动力，写道，“我在六十年代演的影片有些成功，有些不成功。有一些，像《三狼喋血》，我只不过是为钱而演；而另一些，像《糖果》（Candy, 1968），是因为朋友要我演而我不忍拒绝。……在某些方面，我认为我的中年时期是操蛋的年岁。”《糖果》尤其令人不忍卒观。这部性爱闹剧由克里斯提昂·马匡（Christian Marquand）导演，根据1958年出版的小说而改编，通过天真的女主人公“糖果”（Ewa Aulin扮演）的冒险经历，以讽刺手法描述淫秽故事。该片被普遍认为是白兰度事业低迷期的最低点。年复一年，影评人和白兰度的支持者们纷纷为他的兴致缺乏而深感惋惜。《华盛顿邮报》评论道：“白兰度十二年来的自我放纵，让他的才华在他本人和观众面前白白浪费。”影评人宝琳·凯尔在1966年3月的《大西洋》月刊中写道，白兰度在其叛逆的年月里，“是反社会的，因为他知道社会是一堆垃圾；而他在年青人眼中则是英雄，因为他足够强大，无需去理会这些垃圾。”；而今白兰度却已变成与其他人无异的“小丑，无耻而可悲地嘲弄着自己的公众声誉。”她还在1966年发表的关于《阿巴卢萨》的影评中写道，白兰度“这已不是第一次，白兰度先生给了我们一位口齿不清、身体健壮的孤独者俗套形象——眼皮沉重，因淋巴增生而合不拢嘴。”
在1960年代，白兰度的票房魅力严重丧失，但当有适合角色唤起他的兴趣时，他仍能表演得令人激动。他在《禁房情变》（Reflections in a Golden Eye）中扮演了一位受压抑的同性恋军官，这可能是他的演艺生涯中最受忽视的表演。影片由约翰·休斯顿执导，伊丽莎白·泰勒同演。这个角色貌似重新点燃了他的激情，让他奉出了这些年中最为给力的表演之一，对此Stanley Crouch称赞道：“白兰度在片中的主要成就，是刻划出了那些遭境遇摧残的人的沉默寡言和禁欲的忧郁。”白兰度（和泰勒）的表演极其大胆，但对于主流观众而言，本片的主题远远超前于那个时代，因此影片未能获得商业成功。另一部值得一提的影片是《凯德警长》（The Chase，1966），白兰度与阿瑟·佩恩（Arthur Penn）以及钦佩他的新一代演员们搭档，其中包括罗伯特·杜瓦尔、简·方达和罗伯特·雷德福。这部影片涉及到种族、性解放、小城腐败和治安自卫等社会问题，但令观众印象最深的，应该是白兰度扮演的警察被三名治安联防队员暴打的镜头。
在他拍过的所有影片中，白兰度总是将《燃烧！》（Burn!, 1968）作为他个人所亲睐的一部电影。他在自传中写道：“我想我在那部影片中，贡献了一生最好的一些表演，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虽然他在接受访谈时往往不愿多谈论演技，且常对自己获广获赞誉的表演得不屑一顾，但白兰度在自传中专门有一章是谈电影的，他认为吉洛·彭特克沃（Gillo Pontecorvo）是继卡赞和贝托鲁奇后，他所合作过的最优秀导演，还详述了与彭特克沃在摄制时的冲突，以及如何会闹到“我们几乎杀了对方”的地步。《燃烧！》一片松散地改编自瓜德罗普岛的历史，尽管白兰度在表演上相当下功夫，但影评人却纷纷报之以恶评，公映后悄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1971年，迈克尔·温纳（Michael Winner）执导了一部由白兰度出演的英国恐怖片《畸恋山庄》（The Nightcomers）。这是小说《螺丝在拧紧》（The Turn of the Screw）的前传，该小说则于1961年被改编为影片《无辜的人》（The Innocents）。尽管白兰度因本片中获得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最佳男主角奖提名，但该片的票房遭遇惨败。
到七十年代初时，白兰度已沦为彻底不叫座的演员。自从1958年的《百战狂狮》以来，他再未出现在任何一部真正的卖座大片中。而他自1958年的《樱花恋》后，也未再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并与十大最叫座影星榜单无缘。
不过，一切在1972年完全被改写。在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根据马里奥·普佐的1969年畅销小说《教父》而改编的同名电影中，白兰度出演“唐”·维托·柯里昂，由此迈入了演艺事业中段的转折点，令他重返十大卖座明星排行榜，并令他第二次成为奥斯卡影帝。
“我坚信，导演们有权利独立、自由地实现他们的愿景，虽说科波拉将角色的刻划交到我们手中，我们必须构思如何去做。”——马龙·白兰度
派拉蒙的制片总监罗伯特·埃文斯曾预付马里奥·普佐一笔稿酬，让他撰写《教父》一书并由派拉蒙买下相关电影权利。在许多大导演拒绝接拍该片之后，埃文斯聘用了科波拉，因为他想找位意裔美国导演，以确保电影的文化原真性。而且科波拉也相当便宜。身为犹太人的埃文斯清楚地记得：派拉蒙的前一部黑手党题材影片《枭城喋血》（The Brotherhood, 1968）不幸沦为票房炸弹，他坚信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导演马丁·里特（Martin Ritt）和影星柯克·道格拉斯都是犹太人，因此影片缺乏一种原汁原味的意大利情调。公司本打算以低预算摄制这部影片，不请大演员参演，但小说出版后引发的空前成功，令埃文斯一下子有了底气，得以用豪华级别来打造《教父》一片。
科波拉导演推敲出一张片中所有人物的演员候选名单。在他的名单中，“唐”的候选演员包括曾获奥斯卡影帝的意裔美国演员欧内斯特·博格宁（Ernest Borgnine）、意裔美国演员弗兰克·德寇瓦（Frank DeKova, 以扮演电视情景喜剧《F 部队》中的印第安部落首领“野鹰”而闻名）、约翰·马利（John Marley, 曾在派拉蒙1970年卖座大片《爱情故事》中扮演电影制片人而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意裔美国演员理查德·康特（Richard Conte, 后被选中扮演柯里昂的死对头巴奇尼）、意大利制片人卡罗·庞蒂（Carlo Ponti, 索菲亚·罗兰的丈夫）。科波拉在1975年的一次访谈中承认：“最后我们认识到：必须吸引到世界上最优秀的演员，就这么简单。如此一来，人选范围被缩小到世界上最伟大的两名演员身上：劳伦斯·奥利弗、马龙·白兰度。” 科波拉手写的演员名单复印件显示，白兰度的名字被加上了下划线。埃文斯告诉科波拉：其实他两年前就想到这个角色非白兰度莫属，而普佐在创作这部小说时，也正式以白兰度来构想的，而且还为此给白兰度写过信。因此，科波拉和埃文斯最终定下白兰度为唯一人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劳伦斯·奥利弗后来凭借在《足迹》（Sleuth）中扮演的角色，与白兰度竞争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他在1972年的纽约影评人协会奖中大败了白兰度。派拉蒙公司指定由艾伯特·鲁迪（Albert S. Ruddy）担任制片人，他同意选白兰度出任教父。但由于白兰度难以相处的名声和他一长串的票房失利，派拉蒙的负责人却反对由他主演。而且白兰度的《独眼龙》在1961年时害得派拉蒙赔了钱，也令派拉蒙心有余悸。派拉蒙影业总裁斯坦利·杰夫（Stanley Jaffe）对大为恼火的科波拉说：“只要我在这个制片公司，马龙·白兰度就休想参与这部影片，我不再允许你讨论这个问题。”最终，杰夫终于让步，但为白兰度的出演设定了三大条件：
为此，科波拉说服白兰度录了一段“试妆”录像，白兰度给自己化了妆（他用棉球模仿脸颊臃肿的样子）。科波拉曾担心白兰度演这个角色年龄还不够老，但一见到出现在眼前的这个犯罪家族首领形象，他就被完全击中。即便如此，他不得不与制片公司据理力争，才最终让这位喜怒无常的演员获准出演。白兰度对自己也一度抱有怀疑，他在自传中写道：“以前我从未扮演过意大利人，没想过自己能成功扮演这角色。”最终，派拉蒙的母公司——海湾与西部工业公司（Gulf+Western）的老板查尔斯·布鲁多恩（Charles Bluhdorn）终于让步，白兰度得到了这一角色。白兰度同意了五万美元的低片酬，但合同规定他有权获得逐级递增的收入提成：超过1000万美元的保底收入之后，每增加1000万美元享受1%的提成；如果影片票房超过6000万美元，则提成增至5%。据埃文斯回忆：当白兰度急需钱用，所以以10万美元的价格，将他在影片中提成权卖回给了公司。结果那10万美元让他少拿了1100万美元。
科波拉导演在1994年的一次访谈中强调：“《教父》在拍摄过程中，是部不受赏识的电影。公司对影片不满，不喜欢演员阵容，也不喜欢我的拍片方式，我始终濒临被解雇的边缘。”当这番话传到白兰度耳中，他威胁要退出摄制组。后来他在书中写道：“我坚信，导演们有权利独立、自由地实现他们的愿景，虽说科波拉将角色的刻划交到我们手中，我们必须构思如何去做。”阿尔·帕西诺在2010年接受拉里·金电视访谈时，提到白兰度如何不顾科波拉想炒帕西诺鱿鱼的想法，支持并帮他保住了在片中扮演麦克·柯里昂这个标志性角色。摄制期间，因与阿尔·帕西诺、罗伯特·杜瓦尔、詹姆斯·凯恩和黛安·基顿等一众优秀演员配合默契，白兰度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态度。《名利场》杂志在题为《教父之战》的文章中写道：“同演员们在一起时，白兰度就像电影中那样，表现得如同一家之主。他举杯向剧组人员祝酒，以此破冰释嫌。罗伯特·杜瓦尔说，‘想当初我们出道时，白兰度就像所有演员的教父。我曾与达斯汀·霍夫曼会面，我们一旦提到他的名字，那么这天中，我们至少会提他名字25次。’凯恩补充道，‘从我们遇到白兰度的第一天起，从来都是对他顿生敬佩。’”
白兰度的表演得到了评论界如痴如醉的赞誉。后来他在自传中回忆，“当时我觉得，演一名黑社会老大会很有意思，并不是那种爱德华·罗宾逊扮演的坏蛋，而是一位某种意义上的英雄，一位受尊敬的人物，这在电影中也许还是第一次。而因为他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和毋庸置疑的威信，我认为将他演成一位绅士能形成一种极有意思的反差，而不像阿尔·卡彭那样，用棒球棍去打人。”同在片中担任角色的罗伯特·杜瓦尔惊叹：“他弱化了开始的感觉。换句话说，他有意不去强调‘表演’这个词。他走到摄影机前，和他之前没有什么两样。到‘停！’也是一切如常。真是不强调表演的开始。我通过观察他的表演，受益匪浅。”白兰度凭借《教父》中炉火纯青的演技，二度赢得奥斯卡影帝殊荣。但他拒绝领奖，成为有史以来第二位拒绝接受最佳男主角奖的演员（第一位是1970年主演《巴顿将军》的乔治·C·斯科特)。白兰度抵制奥斯卡颁奖礼，却派美国土著民权运动家Sacheen Littlefeather 穿一身阿帕切族的服装出现在现场，宣称白兰度之所以拒绝出席领奖，是因为他反对好莱坞电影和电视中对美国印第安人的刻划方式。
继《教父》之后，白兰度在1972年与法国女演员玛利亚·施奈德（Maria Schneider）一起主演了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导演的《巴黎最后的探戈》，但该片因其大胆露骨的性描写而闹得沸沸扬扬，险些令白兰度的高超演技受到忽视。白兰度在片中扮演丧偶不久的美国鳏夫保尔，他与已订婚了的巴黎年轻女子简发生了匿名性关系。就像之前的一贯习惯，白兰度拒绝背诵多个戏份的台词，而是将台词写在提示卡上，放到拍摄现场，导致贝托鲁奇必须千辛万苦才能不让这些提示卡进入画面。片中有几个与白兰度有关的逼真而感官刺激强烈的镜头，包括保尔用黄油作润滑剂，以肛交方式强奸简，以及保尔愤怒而情绪激动地最后面对自杀妻子的遗体。这部引起巨大争议的影片成为畅销大片，令白兰度最后一次荣登十大叫座影星榜。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再次提名白兰度为奥斯卡最佳男主角，这是他七度获得提名。尽管白兰度赢得了1973年度的纽约影评人协会奖，但却在奥斯卡奖的评选中落败与杰克·莱蒙。他既未出席奥斯卡颁奖礼，也未派代表到场（一旦赢得大奖时代为领奖）。影评人宝琳·凯尔在《纽约客》中写道：“电影的突破终于到来了。贝托鲁奇和白兰度改变了这一艺术形式的面貌。”白兰度在自传中坦承：“直到今日，我都无法说清《巴黎最后的探戈》究竟讲的是什么，”并说该片“要求我与自己进行无数次情感交锋，到摄制完成时我下定决心：以后再不为拍电影而在情感上摧残自己了。我觉得，为了这部影片我侵犯了自己最为隐秘的内在世界，我不想再遭受那样的痛苦了。……你是无法假装去演的。”
1973年，白兰度因儿时伙伴沃利·考克斯去世而伤心得无法自持，竟然自我失控。他不请自来地出现在考克斯的灵堂，爬到一棵树上朝下看着每个人，并从考克斯的遗孀手中夺取骨灰盒，两人还为此打了起来……他先将骨灰放在自己车内，后来又放到床边……考克斯夫人本打算起诉他，但最后作罢，说道‘我想，白兰度比我更需要这骨灰。’”
1976年，白兰度与好友杰克·尼科尔森一同出演了《大峡谷》（The Missouri Breaks）。这部影片也使他与阿瑟·佩恩导演再度合作。在一些影评人看来：白兰度在《教父》和《巴黎最后的探戈》之后的表演令人失望，变得古怪无常。传记作家Stefan Kanfer 描述道，佩恩难以驾驭住白兰度，白兰度像是执意要由他塑造的那位从流氓变为职业杀手的主人公克雷顿一起，让一切尽可能过火，“马龙把克雷顿塑造成一位伪娘般的变态狂离开，在影片头一个小时完全不见身影，之后在马背上进入镜头，身体倒挂，身着白色鹿绒皮衣，一副（代他去奥斯卡领奖的印第安女人）Littlefeather 的打扮。他没有明显理由地用爱尔兰口音开口说话，之后又毫无道理地模仿英格兰上流社会的调侃调，以及边疆老太的口吻，一身祖母式服饰及相配的帽子。”一向笃信应放手让演员表演的佩恩，始终由着马龙。然而影评人是无情的，《观察家》将白兰度的表演称为“自萨拉·贝恩哈特（Sarah Bernhardt）以来最为出格的贵妇表演。”《太阳报》则挖苦道，“52岁的马龙·白兰度，有着62岁的大腹便便和72岁的满头白发，像12岁的早熟孩子般无法无天。”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白兰度在《大峡谷》中的表演开始受到另眼相看，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展示白兰度即兴表演魔力的最后一个角色。正如Kanfer 指出的：“尽管他的后期作品遭遇到各种不认同，但重新审视后我们可以发现，往往在最平淡无奇的镜头之间，会突然爆发出灵光闪烁的耀眼瞬间，那是老年白兰度在展示自己仍然是多么有能耐。”
1977年，白兰度罕见地出现在电视迷你剧集《根：下一代》（Roots: The Next Generation）中，扮演乔治·林肯·洛克威尔，并因此赢得黄金时段艾美奖的“迷你剧集/电视电影最佳男配角奖”。1978年，他为法国-比利时合拍的纪录片《劳尼》（Raoni）的英语版本担任旁白，该片由让-皮埃尔·杜提路（Jean-Pierre Dutilleux）和鲁伊兹·卡洛斯·萨尔达纳（Luiz Carlos Saldanha）导演，聚焦于劳尼·麦图提耶的生平以及巴西中北部土著印第安部落的生存问题。接着，白兰度在1978的《超人》中扮演超人之父乔·艾尔。他是在获得下列保证后才同意出演的：为这个小角色他会获得丰厚片酬；事先不需要阅读剧本；他的台词会显示在摄影画面之外的某处。在2001年发行的《超人》DVD中，花絮纪录片透露：白兰度为短短两周的工作获得370万美元的片酬。白兰度后又参加了《超人2》（Superman II）的摄制，但在制片人拒绝支付他从第一集得到的同样提成比例后，他不许他们使用拍好的镜头。“我要求得到我通常的提成，”他在自传中回忆，“但他们拒绝了，于是我也拒绝了他们。”不过在白兰度去世后，这些胶片被重新加进2006年的重剪版《超人2：理查德·唐纳剪辑版》（Superman II: The Richard Donner Cut），以及同年问世的新版《超人归来》（Superman Returns），后者采用了前两部“超人”影片中已使用和未使用过的乔·艾尔镜头胶片，经过重新混剪，在孤独堡垒中一个画面中出现，并且影片从头到尾使用了白兰度的画外音。而回叙到1970年代，白兰度因只愿意在片中出演能换取丰厚报酬的小角色，越来越受到批评。
1979年，白兰度在科波拉导演的越战片《现代启示录》中扮演瓦尔特·科茨上校，一位曾经战功赫赫的美军特种部队军官，后在柬埔寨建立起自己的王国，令美军和越南人都惧怕不已。三周的拍摄工作让白兰度每周入账100万美元。这部影片因摄制时间长、麻烦不断而备受关注，正如科波拉的妻子伊琳娜在纪录片《黑暗之心：一个电影人的启示录》所记录的：“白兰度在片场露面时明显超重，马丁·辛发了心肌梗塞，恶劣天气则毁掉好几组成本昂贵的搭景。此外科波拉要剪辑上百万英尺的胶片，使影片的发行一再推迟。”科波拉在纪录片谈到：当他看到超胖的白兰度出现在现场是何等惊讶，绝望之下决定将原来故事中形象瘦弱的上校塑造成一个从外表到内心都极度自我放纵的人。”科波拉说：“当我聘请他时，他已经很胖，但答应我减肥，尽快回到正常体态。而我想象过，如果他还是胖的话，我也能用他。但他变得那么胖，对此他非常、非常的羞愧……同时他又非常、非常的固执，坚决不愿以那样的形象出镜。”白兰度向科波拉坦白自己并未按要求去读《黑暗之心》这本书。两人花了好几天时间研究这个故事和科茨这个人物，当然这同时延长了白兰度在剧组的工作时间，为他增加了收入。
制片人弗雷德·鲁斯(Fred Roos)说：“时间滴答流逝，和他的片酬交易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三周内完成他的镜头，否则会陷入无比昂贵的超支……而弗朗西斯和马龙不断讨论，时间就这样一整天一整天地就溜走。是马龙要求两人这样讨论的——而讨论的同时，他却坐拿钱。”饰演威拉德上尉的马丁·辛回忆道：“他和我以及科波拉坐在现场讨论一场戏，马龙手中拿着剧本散页，开始折叠它们。我们在讨论，他却越折越起劲，我的目光无法从他身上移开——我在想他究竟要干什么——最后他把剧本折成一顶小帽子戴到了头上！”白兰度对自己的动机毫不掩饰：“我很善于对科波拉胡扯一气，让他以我的思路考虑问题，而他也吃我这套，但其实，我从一开始想的就是：找到方法把我的戏份尽量搞少些，那我就不必拍得太辛苦。”尽管如此，白兰度承认自己深深地陷入角色无法自拔，特别是科茨临死前的独白：“那可能是我入戏最深的一次吧，也是我所表演过的最好的场面之一，因为我真的要拼命控制住自己才行……我完全歇斯底里，又哭又笑，最后的镜头非常精彩。科波拉拍了两次，两次45分钟的即兴表演——但后来这些镜头在片中都几乎没怎么用。”
《现代启示录》一经公映，影评人就对之赞誉有加，多年来这部影片的文化影响和哲学主题始终被广为探讨，白兰度的表演也获得了一致肯定。尽管当时的舆论对科茨上校这个人物的评价不一，但今天他已成为了标志性偶像，特别是当白兰度轻声道出科茨最后的话：“可怕！可怕！”时，更是令人荡气回肠。罗杰·伊伯特在芝加哥《太阳报》上为这部影片颇具争议的结局作了辩护：“随着白兰度那口齿模糊的、发人深省的独白和最后的暴力场面，这一结局的效果比任何一种既定俗成的可能结局更为令人满意。”
1980年，白兰度在《公式》（The Formula)）中扮演石油大亨亚当·司代福（依白兰度观点是个“卑鄙的家伙”），之后宣布正式从影坛退休。1989年，他曾在改编自安德烈·布林克（Andre Brink）反种族隔离小说的《血染的季节》（A Dry White Season）中露面。他同意无报酬出演这部影片，但与导演尤占·帕尔西（Euzhan Palcy）在影片应如何剪辑上发生争执；他甚至罕见地在电视上露面，通过宗毓华主持的访谈节目中发出反对之声。众多影评人在被白兰度的伟岸体态所惊吓住的同时，对他的表演赞誉有加，此片令他获得奥斯卡最佳配角奖提名，并摘取东京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1990年，白兰度还在影片《蜥蜴教父》（The Freshman）中，以搞笑教父柯里昂的方式塑造了黑社会老大卡迈因·萨巴蒂尼，收获极高评价。罗杰·伊伯特在影评中写道：“明星在电影中再现自己成功角色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又有哪一位影星比马龙·白兰度在《蜥蜴教父》中做得更成功呢？”《综艺》也赞扬白兰度对萨巴蒂尼的塑造，认为正是他“炉火纯青的喜剧表演，将《蜥蜴教父》从一部神经喜剧片提升为电影史上的一朵别样奇葩。”1995年，白兰度还与好友强尼·戴普一同出演了《天生爱情狂》（Don Juan DeMarco），并于1997年在戴普自导、自演的颇具争议的影片《英雄少年历险记》（The Brave）中作了客串。白兰度此后的几次银幕亮相，如在《拦截人魔岛》（The Island of Dr. Moreau, 1996）中的独特人物塑造、在《意外之财》（Free Money, 1998）中几难辨出的露面，为他招致了演艺生涯中最不中听的恶评。2001年，他与在《教父2》中扮演维托·柯里昂的罗伯特·德尼罗共同出演了《大买卖》（The Score），这是他生前最后一部电影作品。
此外，白兰度曾在1979年与导演唐纳德·坎默尔（Donald Cammell）共同构思过一部名为《番摊》的海盗小说，但直到他离世后的2005年才正式出版。
相较于他后期的演艺事业，白兰度的狼藉名声、家庭生活问题和肥胖症困扰，为他引来更多关注。白兰度的体重在六十年代期间就曾陡增，到九十年代中期超过了300磅（136公斤），而且备受糖尿病折磨。与奧逊·威尔斯十分相似的是，白兰度在整个演艺生涯中始终摆脱不了体重的大幅波动，他将之归结于常年因压力导致的暴饮暴食，之后又为了恢复身形而拼命节食。
晚年的白兰度涉猎了一些发明创造，名下拥有几项由美国专利及商标局在2002年6月至2004年11月间颁发的专利，全都与一种绷紧鼓皮的方法有关。
白兰度是流行歌坛巨星迈克·杰克逊的长期密友。他是后者梦幻庄园（Neverland）的常客，去那儿往往一住就是好几星期。2001年，他参加了为时两天的杰克逊30周年独唱生涯纪念演唱会，在演唱会上向观众们作了个关于人道主义工作的杂乱无序的演讲，结果反响不佳，没有被播出。同年，白兰度还参演了杰克逊的13分钟音乐视频《天旋地转》（You Rock My World）。白兰度的儿子Miko曾担任杰克逊的保镖兼助手数年，也是杰克逊的朋友。他曾说，“父亲最后一次离开自己的家，去别处消磨时间……就是和迈克·杰克逊在一起。他非常喜欢……他有24小时全天候的厨子、保安、助手和清洁女仆，厨房也24小时开放……迈克在我父亲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中，给了他切实的帮助，我永远欠他这份情。爸爸在最后的几年中呼吸困难，大多数时候都要接氧。他钟爱大自然，于是迈克邀请他到梦幻庄园去。爸爸能叫出那里所有的树木和花卉的名字，但输氧使他很难四处观赏，那地方太大了。迈克就给父亲搞了一辆高尔夫车，带上可携式氧气瓶，使他能在梦幻庄园内尽情享受。就这样，他们开着车到处跑，迈克·杰克逊和马龙·白兰度，坐在一辆装着氧气瓶的高尔夫车上。”
2004年，白兰度与突尼斯电影导演Ridha Behion签约，着手进入一部暂名为《白兰度与白兰度》（Brando and Brando）的电影的前期工作。直到去世前一周，他还在修改剧本，以期七、八月份时开拍。这一影片的摄制随着2004年7月白兰度的去世而搁置，当时Behion称将继续完成影片，向白兰度致敬，片名被改为《公民白兰度》（Citizen Brando）。
2004年7月1日，白兰度因肺纤维化导致呼吸功能衰竭和充血性心力衰竭，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去世。他留下13名子女（其中Cheyenne和Dylan已先于他去世）和30多个孙辈，而他的大姐乔丝琳当时还健在。最初，因其律师提出应注重白兰度的隐私，所以其死因并未公之于众。此外白兰度还因糖尿病和肝癌而引起视力衰退。在去世前不久，尽管他必须通过氧气面罩才能呼吸，但仍为电玩游戏《教父》完成了配音，再度演绎了“唐”·维托·柯里昂。
曾与白兰度一同演过《欲望号街车》、《码头风云》和《独眼龙》的卡尔·莫尔登在《欲望号街车》DVD的花絮纪录片中谈到：他在白兰度去世前不久接到过他的来电。白兰度痛苦地告诉莫尔登，他不断跌倒，爬不起来。莫尔登想赶过去，但被白兰度阻止，告诉他那样做毫无意义。三周后白兰度去世。他在去世前明确不允许医生为他作肺部插管输氧，尽管他被告知，这是延长他生命的唯一方式。
白兰度的遗体被火化，他的骨灰与儿时挚友沃利·考克斯及另一位长年好友山姆·吉尔曼的放在了一起，他们三人的一部分骨灰被洒在塔希提岛，一部分被洒在加州东南部的死亡谷。2007年，一部时长165分钟的白兰度传记纪录片《Brando: The Documentary》出品，由白兰度的遗嘱执行人迈克·麦达沃伊（Mike Medavoy）为特纳经典电影频道制作。
白兰度去世时留下一笔价值2160万美元的财产。《福布斯》透露白兰度的财产每年仍产生约900万美元收入，将他列为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已故名人之一。
在《母亲教我的歌》一书中，白兰度称自己和玛丽莲·梦露在一个派对上相遇，当时梦露演奏了钢琴；而此事在当时并未被其他人留意到，之后他们有了柳下私情，并保持藕断丝连的关系多年，在梦露去世前几天，他还接到过她的电话。白兰度在自传中，号称自己与数不清的女性有过风流韵事，却只字不提谈自己的婚姻、各任妻室或子女们。年青时，他师从史黛拉·阿德勒学习表演，成为她家中常客，她的女儿艾伦曾是小说家宝拉·福克斯的室友。白兰度和福克斯曾一度处在一个屋檐下，他很有可能是福克斯的第一个孩子——1944出生的琳达·恺柔的生父。琳达被送给别人领养，后成为影星科特妮·洛芙（Courtney Love）的母亲。福克斯从未对女儿的生父指名道姓，亦不曾提到过这段私情。
1957年，白兰度与女演员安娜·卡什菲（Anna Kashfi）结婚。她生于印度加尔各答，1947年移居至威尔士，据称是带爱尔兰血统的威尔士钢铁工人之女，其父曾任印度国家铁路公司主管。但她在《早餐闲聊白兰度》一书中，声称自己真有一半印度血统，是媒体误将她的继父当成了生父，而自己的生父是印度人，她是其父母间“未经婚姻登记”而诞下的。白兰度和卡什菲育有一子克里斯蒂安·白兰度（Christian Brando，1958-2008）。两人于1959年离婚。
1960年，白兰度与莫维塔·卡斯塔内达结婚，她是一位大他七岁的墨西哥裔美国女演员，两人于1962年离异。卡斯塔内达曾出演1935年版《叛舰喋血记》，而白兰度在差不多27年之后，于1962年主演了该片的重拍版。他们育有二子：Miko Castaneda Brando(1961-）和 Rebecca Brando(1966-）。
塔希提女演员塔瑞塔·泰瑞皮娅（Tarita Teriipia，带华裔血统）在《叛舰喋血记》中扮演白兰度的心头好。她于1962年8月10日成为白兰度的第三任妻子，芳龄20岁，比白兰度小18岁。据报道，她的天真烂漫令白兰度极为开心。因为泰瑞皮娅的母语是法语，白兰度的法语渐渐流利起来，用法语接受了大量采访。泰瑞皮娅为他生了两个孩子：Simon Teihotu Brando（1963-）和Tarita Cheyenne（霞安） Brando（1970-1995）。他还领养了泰瑞皮娅的女儿Maimiti Brando（1977-）和侄女Raiatua Brando(1982-）。白兰度和泰瑞皮娅于1972年7月离婚。
白兰度和女管家玛利亚·克里斯蒂娜·鲁伊斯（Maria Christina Ruiz）有着长期的私情，与她生了三个子女：Ninna Priscilla Brando（1989-）、Myles Johathan Brando（1992-）和Timothy Gahan Brando（1994-）。他还与身份未被公开的几位女性生有五个孩子，其中包括Stephen Blackehart（1967-）、Michael Gilman（1967- ，被白兰度的终生好友山姆·吉尔曼领养）、Dylan Brando（1968-1988）和Angelique Brando。白兰度还领养了Petra Brando-Corval（1972-），她是他的女助手凯若琳·白瑞特（Caroline Barrett）和作家詹姆斯·克莱维尔（James Clavell）的女儿。
1990年5月，在位于比弗利山庄山顶的白兰度家宅中，白兰度女儿霞安的塔希提情人戴格·德罗莱特(Dag Drollet)，在与霞安同父异母的兄弟克里斯蒂安发生争执后死于枪伤。当时31岁的克里斯蒂安声称自己喝醉了，枪击纯属意外。这一案件的审判前程序被媒体密集报道，之后克里斯蒂安在法庭上承认了故意杀人和使用枪支罪，被判十年监禁。在判决之前，白兰度出庭作证了一个小时，他对法庭说，自己和前妻没有管教好克里斯蒂安。他对德罗莱特的亲人们温情地表示：“我很内疚……如果我能替戴格死的话，我愿意。我已经准备承担苦果。”德罗莱特的父亲后来说，他认为白兰度那是在演戏，他的儿子差一点就逃脱了谋杀罪名。白兰度的家庭悲剧在1995年进一步加剧，霞安在一场严重车祸后备受后遗症折磨，据说也依然沉浸在德罗莱特之死的阴影中，最后她在塔希提上吊自尽。白兰度对女儿之死不曾做过公开表态，亦没有去塔希提她的的葬礼。克里斯蒂安·白兰度则因肺炎死于2008年1月，时年49岁。
白兰度因其在公开场合的暴躁情绪与古怪举止而获得了“坏男孩”的名声。《洛杉矶》杂志认为:“在还没人知道什么是摇滚的年代，白兰度就是摇滚。”白兰度在摄制《叛舰喋血记》（1962）期间的行为举止，似乎助长了为他的坏名声，他被指责为导致导演更换和预算超支的罪魁祸首，尽管他不承认所有指责。1973年6月12日，白兰度将“拍拍垃圾”摄影师朗·葛莱拉(Ron Galella) 打得下颌骨折。当时他在纽约刚录制完一期“迪克·卡维特秀”访谈节目，和主持人在一起，被葛莱拉跟踪。白兰度最终和葛莱拉达成庭外和解，支付了四万美元赔偿，而作为打人的后果，他因手部发炎而吃了苦头。当葛莱拉在美国印第安人发展协会的筹款晚会上再次追拍白兰度时，特地戴上了一个橄榄球头盔作为防护。
七十年代中期，白兰度在接受传记作家Gary Carey 访谈时，对自己的性生活做了这样的评论:“同性恋如此流行，根本搞不出什么新闻了。我与许许多多男人一样，也曾有过同性恋体验，我并不对此感到羞愧。我从来不怎么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但如果有人深信杰克·尼科尔森和我是情人的话，他们尽可以继续这么认为。我觉得这很逗。”
《叛舰喋血记》的摄制对白兰度的人生带来了深刻影响，他爱上了塔希提岛的风土人情。1965年，他买下了由12座小岛礁组成的Tetiaroa 环礁岛，并于1970年聘请洛杉矶年青的获奖建筑师伯纳德·贾奇（Bernard Judge）以充分利用再生资源为原则，为他打造家园和自然村，建立了保护海鸟和海龟的环境考察站，多年中接待了大量学生团体。不幸的是，1983年的一场飓风摧毁了岛上的不少建筑，包括白兰度的个人度假村。近几年，新东家开始建造一家以白兰度命名的别墅酒店，即将于2014年7月开始试营业。目前，白兰度的儿子Simon Teihotu Brando 是Tetiaroa 的唯一居民。白兰度生前是一位活跃的业余无线电台运营者，其电台的呼号是KE6PZH和FO5GJ（后者是他岛上电台的呼号）。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电台纪录中，他以Martin Brandeaux 的名字注册，以保护隐私。
在A&E频道关于白兰度的人物传记片中，传记作家Peter Manso 这样评价白兰度：“一方面，名人的身份使他可以报复这个曾经深深伤害他、令他留下疤痕的世界。另一方面，他又憎恨这一身份，因为他知道那是虚假而短暂的。”传记作家David Thomson 则指出：许许多多与他合作过、或带着最良好动机来找他合作的人，最后都绝望地离去，说他是个被宠坏的小孩。除非一切按他的方式行事，否则他就会带着不着边际的故事离开，称自己如何被冤枉、如何被冒犯，我认为,这和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个被冤枉的孩子的习惯性心理是相吻合的。”
1946年，白兰度参演了本·赫克特（Ben Hecht）的犹太复国主义话剧《旗帜诞生》。
在1960年的总统大选中，白兰度出席了一些为约翰·肯尼迪的总统竞选筹款的活动。
1963年8月，白兰度与哈里·贝拉方特、詹姆斯·加纳、查尔登·赫斯顿、伯特·兰卡斯特和西德尼·波蒂埃等明星一同参加了华盛顿大游行；并与保罗·纽曼一起参加了“自由之行”（注：为争取民权去南方各州乘坐种族隔离的交通车辆，以表示威)。
1968年，在小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事件的余波中，白兰度以自己的行为，表达了对推进金的事业的强烈信念。金遇刺后不久，白兰度声明退出即将开拍的卡赞电影《我就爱你》(The Arrangement)，并在接受ABC电视台采访时说：“我觉得自己最好去弄清楚，在这个国家身为黑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愤怒到底是为了什么。”曾与他一同拍片的影星马丁·辛回忆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金牧师遇刺的当天晚上，我打开电视新闻，看到白兰度与林赛市长一起在纽约哈莱姆区穿行。那里有冷枪，有许多骚乱，而他却与市长边走边聊，穿过那里的街区。那是我此生见过的最为震撼的勇敢行动之一，它意味深长，作用也很大。”
实际上，白兰度在金博士遇刺之前，早就参与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在1960年代初，他就向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以及为惨遭杀害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密西西比地区负责人Medgas Evers 的孩子们设立的助学基金捐赠了不少钱款。同时，他参与到带有人权运动内容电影拍摄中：《樱花恋》体现了不同人种间的爱情，《丑陋的美国人》揭示了美国海外官员的卑鄙行为及其对当地民众的伤害。白兰度还一度向黑豹党捐过款，并将自己视为该组织创始人Bobby Seale 的朋友，但后来因该组织日益滋长的极端倾向，停止了对它的支持。
在1973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白兰度拒绝接受最佳男主角奖，而是让积极参与印第安民权运动的女孩Sacheen Littlefeather 穿着阿帕切族盛装，代表他出席。她声明，白兰度因“电影行业对土著美国人的糟糕待遇”而拒领金像奖。当时，联邦政府与美国土著民权活动人士间的矛盾日益紧张，双方1973年在伤膝河大屠杀旧址展开了长达4个月的对峙，令全美乃至全世界为之注目，被这一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们视为一大胜利。
白兰度在拍片之余，还出现在加州议会前，声援公平居住法案，并在抗议住宅开发中的歧视行为的示威中亲自参加了纠察工作。
白兰度还大力反对种族隔离政策。1964年，他支持抵制在南非放映他的影片，以免它们在种族隔离的影院中放映。1975年，他还参加了抗议游行，反对美国在南非投资，并要求释放曼德拉。1987年，他出演了讲述反种族隔离者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生平的英国电影《哭喊自由》(Cry Freedom)。
在刊登在1979年1月的《花花公子》杂志采访中，白兰度表示：“你在银幕上见过所有种族遭到诋毁，但你从来不会看到一个‘犹太佬’被损贬的影像，因为犹太人对此永远保持警惕——这样做很有道理。他们从不允许那样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犹太人已经为世界做了这么多，我想，你会因为他们对那样的事情（注：指在影片中诋毁其他人种）毫不在意而感到格外失望。”
1996年4月，白兰度在拉里·金电视访谈节目中亦作出类似评论：“好莱坞是犹太人经营的；它归犹太人所有，他们应当对这个问题有更高的敏感心——那些遭受折磨的人们。因为他们已经一再用这样的手法——我们见过‘黑鬼’和‘油滑球’（注：对意大利等南欧地中海国家人种的歧称），见过眯缝眼的危险‘日本佬’，见过狡猾的‘菲律宾佬’，我们啥都见过了，唯独从未见过‘犹太佬’。因为他们很明白，那儿是应该调转方向的地方。”身为犹太人的拉里·金回应道：“当你这么说时，你正好应和了排犹主义者，他们说犹太人是……”此时白兰度赶紧打断他说：“不，不，因为我会是第一个真心赞美犹太人、说‘为犹太人而感谢主’的人。”
白兰度的经纪人、制片人和好友Jay Kanter 在《每日综艺》中为他辩护道：“白兰度一连几小时对我诉说他对犹太人的好感，而且他支持以色列是出名的。”Louie Kemp 也在《犹太日报》中撰文道：“你可能会因为他塑造的维托·柯里昂、斯坦利·考瓦尔斯基或《现代启示录》中可怕的科茨上校而记住他，但我会把马龙·白兰度作为一个人、一位在犹太人最需要友情时成为你个人朋友的人而记住他。”白兰度去世次日，拉里·金也在“今日NBC”中为白兰度的评论辩护，说白兰度的言论是被夸大且断章取义了。白兰度曾在1940年代为一个名叫 Irgan 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民兵组织捐过款。不过他在晚年时，转而对以色列大肆批评，并成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者。
白兰度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演员之一。他凭借令人刻骨铭心的表演和气度不凡的银幕风采，赢得了影评家和电影艺术专家的极大尊重。詹姆斯·戴尔蒙特(James Delmont)在《美国历史上的电影：百科全书》中写道：“马龙·白兰度无疑是二十世纪最优秀的银幕演员，他既是一流的电影明星，又是功力过人的表演艺术家，令全世界为之倾倒。”电影学者理查德·希科（Richard Schickle）在考察了白兰度极具魅力的银幕形象和炉火纯青的表演技巧后，如此写道：“作为一名电影演员，他在一代人中绝无对手。他的表演毫不张扬，但他挥洒到银幕上的情感却比任何人都多。这是非凡的能力，可能是上帝的神意。”同样的，罗杰·伊伯特在谈到白兰度在《巴黎最后的探戈》中的经典表演时说：“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电影演员，他所创造的表演，为电影艺术带来了荣耀。”
在众多认可白兰度的精湛演技的人中，田纳西·威廉斯形容他为“最伟大的在世男演员…… 比劳伦斯· 奥利弗还要伟大。”劳伦斯·奥利弗本人则说：“白兰度以如此的投入和与生俱来的领悟力进行表演，这是最伟大的演技派演员都无法望其项背的。”强尼·戴普认为，白兰度改变了演员的表演方式，认为他“重新发明了表演，为表演带来了革命”，并认为他“可能是过去两个世纪中——只把他作为演员来评价的话——最重要的一位演员。”而在《Best Life》杂志2007年的一片文章中，电影人罗伯·雷纳（Rob Reiner）惊叹于白兰度在《码头风云》中的表演，盛赞道“马龙·白兰度完成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表演。一切是如此自然、有力、真实和坦荡。”
作为文化偶像，马龙·白兰度的魅力已整整持续了60多年。他在1950年代的横空出世，不仅为电影业带来了意义深远的改变，而且对更大范围的美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马丁·斯科塞斯认为：“他是一个标志，一切可划分为‘白兰度之前’和‘白兰度之后’。”杰克·尼科尔森曾说：“当马龙去世时，每个人都晋了一级。”
影评家宝琳·凯尔认为，“白兰度代表了对战后国家安全癫狂现象的一种叛逆性反应。作为一个电影主演，五十年代初期的白兰度还没有象征符号，只有他的直觉。他是从匪帮头领和叛逆形象发展而来的。他是反社会的，因为他知道社会是一堆垃圾；而他在年青人眼中则是英雄，因为他足够强大，无需去理会这些垃圾。……白兰度代表了当代版的自由美国人。……他仍然是银幕上最扣人心弦的美国男演员。”社会学家Suzanne McDonald-Walker 评论道：“穿皮夹克和牛仔裤、带着忧郁的炫目光彩的马龙·白兰度，成了特立独行的文化偶像。” 他在《飞车党》中扮演的帮派头领强尼成为社会偶像，既象征叛逆，又引领时尚搭配风潮：佩费克托式样的摩托车手皮夹克、“白兰度”帽、牛仔裤和墨镜。强尼的发型也激发了男青年对鬓脚的狂热，后来为詹姆斯·迪恩和猫王等人所效仿。迪恩深度拷贝了白兰度的表演风格，而猫王则将白兰度的形象作为他在《红楼惊魂》（Jailhouse Rock）中所饰角色的模板。《码头风云》中“我本可以是个竞争者”的这场戏，成为影史上最著名的片段之一，这句台词本身更成为美国文化词汇的一部分。”白兰度在《飞车党》中的热力形象，至今仍为“凯旋雷鸟”牌摩托车的制造商带来财源，他们经过白兰度财产所有人的授权，开发出一系列受强尼形象启发而设计的服装进行销售。
马龙·白兰度还被奉为性感标志——由于他神秘莫测的性感个性，以及有关于他与好莱坞女星们多彩情史的种种传闻。电影研究学者Linda William 写道：“马龙·白兰度是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早期美国男子最为典型的性感象征。”
｜编译：周坚 ／ 校译：陈西苓 ｜编辑：李阳，徐明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