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纳德•詹姆斯(Donald James)
来源：戛纳影展一种关注
译者：二道贩子
校对：James
这部电影是如何诞生的？
这部电影可以看作是对我年轻时代的告别。我觉得在一切都为时过晚之前有必要谈谈我的青春期。我的青年时光是我所经历的最紧张的时期。
我反抗体制，性、毒品和摇滚乐是我的三位一体(trinity)。我觉得我与众不同，格格不入。很明显我的同志情节与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4到18岁之间的那几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不知不觉间，我当时根据我的行为、爱、价值观、政治观或艺术观所做的所有选择和决定，对我接下来的人生有着不同的影响。
我相信青春期是一段值得去拍摄的美丽的时光，但我认为这一时期年轻人经历的痛苦也最多。他们出生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感到无助和迷茫。我觉得这一点很打动人。另外，我想讲述两个兄弟之间的爱的故事。以我的经历来看血亲上的兄弟情和精神上的兄弟情都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同志来说。
最后，我想谈谈无国籍孩子的问题，尤其是我国家里的情况，那里生育权，血统主义(jus sanguinis)高于出生地主义(jus soli)。随着希腊，更广泛地说整个欧洲，出现右翼势力，这一问题现在达到了戏剧性的高度。我确信在我们的时代，移民是场惨痛的悲剧。
你为何给这部电影起名为《奇妮亚》(Xenia)？
“奇妮亚”可以被译为“款待”，尽管这个古希腊的词汇蕴含更复杂的意味。希腊众神都遵守这一行为规范，它要求我们尊重和欢迎客人，不管他们来自何方。众神之父宙斯，有时候也被称为是瑟尼诺斯•宙斯神(Xenios Zeus)，即“好客的宙斯神”。好客是古希腊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排外主义是个相对现代的概念。今天，不仅希腊忘记了它对外国人应尽的义务，它也欺骗和误导了它的子民。
“奇妮亚”也是五十年代末期全国伟大的建筑师修建的连锁豪华旅馆的名字。人们发展旅游业，那时是希腊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如今90%的豪华旅馆已经被闲置和禁用了。
在这样一个危机背景下制作《奇妮亚》也许并不容易。
我做过的电影从没有一部是很好制作的，而且在拍摄过程中我常常担忧经费问题。制作一部高预算的电影在今天的希腊看起来是件疯狂的事。所以，我们和我们希腊的合作人朗•门(Wrong Men)一起，去欧洲寻求资金合作。法国的MPM电影公司和比利时的Entre Chien et Loup公司帮助了我们。有了他们和希腊电影中心的支持，我们最终成功了。法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此我非常感激。
但后来，我们的制作遇上了一个本可能致命的悲惨的小插曲。在我们的拍摄过程中，我们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国家广播台ERT在一夜之间就倒闭了，结果我们的总预算也处于搁置状态。多亏了所有合作人做出的勇敢，甚至是冒险的决定，我们才能继续前行，继续制作，电影才能最终完成。但今天制作上仍然存在赤字问题。
你常常与非专业演员合作。为什么？
我喜欢将专业演员和非专业演员混在一起。扮演父亲、母亲和塔索斯(Tassos)的演员是希腊非常有名的专业演员。但对于奥迪(Ody)和丹尼(Dany)，让专业演员来演从来就不是个明智的选择。电影所探讨的角色属于一个小群体，他们有特定的要求，或一个原因(例如我的第二部电影《真实生活》(Real Life)中的聋人或《斯特雷拉》(Strella)中的变性女人，亦或者《奇妮亚》中的两个第二代阿尔巴尼亚移民)，我觉得我得选择那些真正在面对这些困难并且能够代表他们群体的人。这关乎连贯性和精准度。我不拍中立化或激进的电影，但对我来说，选角确实是一种政治性的选择。《奇妮亚》讲述的是两个还未成年的阿尔巴尼亚兄弟，他们发现自己对出生的国家一无所知。在希腊，有大约二十万年轻人符合这一点！我相信我能够找到两个充满才干的年轻演员来演这些角色，而且我做到了，即便选角过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制作还没开始我就开始找演员了。然后我们和科斯塔斯(Kostas)及尼科斯(Nikos)在我的公寓里排练，甚至在正式拍摄之前我们在外景彩排了七个月，一周排练四次。
《斯塔雷拉》讲述的是一个父亲寻找他的儿子，而《奇妮亚》则是跟随着两个男孩去寻找他们的父亲。在电影里家庭的主题常常与历史、国家和身份的问题相冲突。你认为如今的希腊对它的子民来说是个不那么好的父亲吗？
我们已经在男权世界里生活了两千多年。对于今天世界的状态，“父亲们”有他们应尽的责任，不是吗？不仅是希腊，还有欧洲，叙利亚，俄国，还有许多其他国家都是这样。一直以来世界都在吞食它的孩子，弱小的被毁掉，数量少的就被遗弃。这种状况在近几年愈演愈烈。
在我们这个世界，移民是新的受害者。我们应该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并且倾听他们。毕竟，我们这个享有特权的国家对他们的悲惨处境还是负有部分责任的。我衷心支持根据出生地选择国家。我反对民族的概念。人类必须能自由选择他们的国家，特别是当他们出生并成长在一个他们认为是收养他们的国家里，对我来说剥夺这种权利对我来说是件无法容忍的事。
家庭这个主题在我的电影里是反复出现的，因为这是我的生活中最令我堪忧的问题。家庭以其不同的形式出现，但仍是世界的摇篮。我想象不出如果没有我的父母，我的亲兄弟和亲姐妹，以及我为自己选择的那些人等等，我会是什么样子。
《斯特雷拉》可以被视为向迈克尔•科杨尼斯(Michael Cacoyannis)和玛丽娜•墨寇莉(Melina Mercouri)的《大家闺秀》(Stella)致敬。而《奇妮亚》中则是另一位歌手帕蒂•普拉沃（Patty Pravo）的出现。她是谁？
音乐就是从剧本里诞生出来的。帕蒂•普拉沃(Patty Pravo)是一位伟大的歌手，是七十年代至今的一位意大利女神。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就沉迷于意大利音乐剧《坎措尼斯玛》(Canzonissima)，当时她是个常驻演员，就让我深深着迷。
几年后的2006年，在尼泊尔，我又一次听她的音乐，这感觉就像往记忆深处的一场旅行。我买了她的所有的唱片，我想要捡起我曾遗失的东西，弥补错过的时光。
丹尼喜欢帕蒂•普拉沃(Patty Pravo)，因为那是他妈妈最喜欢的歌手。他通过他妈妈的眼睛看到帕蒂并将其理想化；而帕蒂也不再是一个明星，而是位能带来益处的圣人。
音乐，梦想的荣光和歌手鬼魅般的出现似乎都与母亲的形象有关：难道这是对父亲的缺席所做的宽慰回答吗？
尽管母亲不在那里了，她那常常存在的幽灵般的阴影仍时常出现并主导整部电影。但是在影片的末尾，一个真实的母亲出现了，而这另一个母亲令丹尼很为难。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成年人都放弃了这些孩子，让他们听天由命。他们是孤儿，为了成长被迫面对一个残酷的世界。
两兄弟的追寻，家庭不和，一个名叫奥德赛(Odysseas)的角色。希腊神话和悲剧常出现在《奇妮亚》中，而且在你的电影中占据重要地位。
我是希腊人，而且在希腊，他们从小学就教你希腊神话。这是没办法逃脱的事。但我认为，神话更多地是与流行文化有关，而不是一门只属于少数人的学术科目。
《奇妮亚》中有一个特别的情节是对查尔斯•劳顿(Charles Laughton)的《猎人之夜》(The Night of the Hunter)的隐晦的致敬。你为什么要参考那部电影？
当我在写两兄弟在深林里迷路的情节时，我忍不住就想起了《猎人之夜》(The Night of the Hunter)。这部电影很打动我，大概是因为这是讲受伤的孩子的故事。我所有的电影都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我不能更进一步地解释为什么这部我所深爱的电影给我带来了如此大的影响。电影一直都伴随着我的生活，有时候甚至拯救了我。直到今天我都对一些电影或电影人心存感激。
为《奇妮亚》创作配乐的是谁？
配乐是有着希腊血统的法国音乐人德莱尼•布鲁(Delaney Blue)写的，他也曾是丹尼尔•达尔克（Daniel Darc）的乐队吉他手和作曲。他的音乐唤起了对失去童年的回忆，既忧郁又伤感。德莱尼•布鲁只用了原声乐器进行配乐。
你的电影常常接近于幻想。你将现有的现实主义(移民，危机…)与幻想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就非常独特。
幻想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这是一种需要，而非美学上的选择。现实和梦境常常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搅在一起。我不清楚为什么在电影里就不行。对我来说，这是更贴近现实的最好方式。在《奇妮亚》里，似乎只有求助于幻想让丹尼形成性格才是最自然的选择。精神受伤的孩子们常常在幻想的国度逃避一切。
你能够详细说明你将真人秀与希腊文化中最高尚的一面结合在一起的这种选择吗？你是否认为电影的精髓就存在于这种矛盾之中？
当我起草剧本时，我并没有设限。我是伴着看电影长大的。我的童年是在电视机前和电影院里度过的。当然，我发现了电视上和电影里的许多东西，也包括如今仍然是我的参考的《星际迷航》(Star Trek)，或者像让我能认识的《坎措尼斯玛》(Canzonissima)之类的电视节目。流行文化和同志文化组成了我的基本维护啊。从真人秀到让•热内(Jean Genet),我的参考，我的宇宙观，我的语言都来自于那里。
一家叫范特西(Fantastiko)的同志酒吧，一位叫安提歌尼的律师，希腊明星。《奇妮亚》不断地承载幽默，恶搞和讽刺，就如同对一出悲剧所做出的回应。幽默会拯救希腊吗？
幽默会拯救希腊或者这个世界吗？幽默能自己反映出来。它提供了一个确定的距离，同时距离是无价之宝，我不认为电影会改变世界。但我敢肯定它打开了视野，帮助我们去欣赏和理解。我完全同意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的一句话，虽然早已变成老生常谈，但仍然真实而美丽。这句话就是：“电影是向世界敞开的一扇窗户。”
（编辑:王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