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斯通：万年愤青，还是不老斗士？

在刚结束的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似乎又惹麻烦了：他对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质疑，一度让活动主办方下不了台，也与当场另一位美国嘉宾——刚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阿方索·卡隆的“好好先生”言行，形成鲜明的对比。

斯通到底是不谙中国国情，还是别有用心？

其实，很可能都不是。斯通只是在做他自己——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他从来都不是那么“驯良”，甚至很多时候都给人“刺儿头”印象。

一

按照斯通自己的话说，他在拍电影这件事上有不同的的追求，“一部分我想融入（好莱坞），最好能获奥斯卡奖的肯定；不过，我的身体里总是有另一种声音在呐喊：管他呢，我站在历史的另一边。”从斯通的作品来看，他的电影之路的确也是辉煌与非议并存。这种复杂性，在其他好莱坞导演身上是很少见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斯通最辉煌的时候。

他拍的第一部公开发行的作品《莎尔瓦多》，虽然市场反映没有起色，但媒体评论和口碑都很好。这种好评是具有持久性的，在专门收集媒体评论的“烂番茄”网站上，该片有92%的好评率，是斯通导演生涯作品中好评度最高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好评并非上映当年的，而全部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评论，足以证明斯通这部作品的经典性，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最为关键的是，这部作品深切关注当时的拉美政治与社会问题，从此，对政治题材的偏爱，也贯穿了斯通的整个职业生涯。

1986年上映的《野战排》，是斯通最受欢迎、也是声誉最高的一部作品，不仅让他获得了当年奥斯卡四座小金人——包括分量最重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接近1.4亿美元的票房——换算成今天的市值有近3亿美元——在斯通所有作品中也是最高的。同样是通过直接表现越战来反思战争，《野战排》批判的深度和广度，可能不如《现代启示录》，但也正因为如此，在表述对越战态度的政治观点上，《野战排》要更为直接。该片市场反映之良好，也反映了当时美国民众的政治意识。

二

作为越战老兵，斯通对这一题材很有表达欲望。与《野战排》构成“越战三部曲”的，是更偏重个人视角的《生逢七月四日》与《天与地》，但市场对这后两部作品的反映，可以用每况愈下来形容：尽管《生逢七月四日》90%的好评率比《野战排》还高，但最终在北美只收了7000万美元；而好评率仅为47%的《天与地》，北美票房可怜到不到600万美元。

事实上，在八十年代的辉煌之后，斯通九十年代的作品，媒体评论和票房收入的起伏都很大。这当中，既有评论和票房都比较低的《大门乐队》与《不准掉头》，也有评论好却市场反映乏力的《尼克松》；更有意思的是，《天生杀人狂》与《挑战星期天》都在媒体好评率较低的情况下，取得了相对不错的票房。这种复杂性，至少反映了围绕斯通作品的争议，在这阶段开始增多；只是，大众对这种争议的态度，还不是很明朗，有时候越有争议，反倒越激起人们欣赏的兴趣。

进入新世纪以后，斯通开始在题材和手法上求变，比如拍古装历史题材的《亚历山大》，又如走相对温和路线的《世贸中心》和《小布什传》。不过，媒体和口碑都可谓两极分化，票房也多处于温吞水的尴尬境地。

可以说，在好莱坞，没有比奥利弗·斯通更具争议性的导演。这种争议的根源，除开作品真身质素的原因，更多是由于斯通在作品中探究的主题，以及他探究的方式，还有观众对这种探究的反应引起的。

有意思的是，这种争议性，很可能是斯通自己主动选择的道路。

在谈到与同期导演的异同时，斯通喜欢拿好莱坞另一位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作比较。比如，在最近一次访谈中，斯通被问及是否可能拍一部有关奥巴马总统的电影，斯通的回答是：“我不认为他（奥巴马）的故事（经历）有意思，更适合斯皮尔伯格拍吧。”斯通认为，斯皮尔伯格一直想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所以作品总有种爱国情怀；而他自己，出于性格原因，总有种忍不住想反叛的情绪。

三

如果跳出电影范畴，可能会更容易理解斯通反叛的一生。

斯通的父亲，是位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推崇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具体表现为在国内政治上反对增税与过多福利政策，在国际政治领域则认为美国有义务在全球维护自由价值，甚至不惜以战争为手段。

斯通对这一套，最开始能接受，不过很快就感到迷茫，继而反感。这种反感，让他们父子关系紧张。斯通从耶鲁大学辍学的决定，更让其父大为光火。而斯通自己，在报名参军时，他就是不像去条件相对好得多的西德，而坚持去参加越战，而且是当最艰苦、危险性最大的步兵；除了年轻人的狂野，这当中还有些无法无天的狠劲。从其“越战三部曲”，特别是《野战排》与《生逢七月四日》中，特别能感受到一股子无法排遣的愤怒。

此后这一生，斯通都保持了这种愤怒，并将它燃烧到自身的经历之外，转变成对任何他以为的政治黑暗与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是导致他制作《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的动因。

斯通认为，美国政府与主流媒体塑造的美国历史是扭曲的、不真实的，掩盖了很多事实真相，而且缺乏对历史事件发生逻辑的正确读解。按照斯通的阐述，从二战到越战，继而到如今美国在伊拉克与阿富汗的行动，一切都是有关联的，美国可谓“一步错，步步错。”其中关键，斯通以为，是自以为是的“美国中心主义”。所谓盛极而衰，斯通想通过自己的观察与纪录，来警告美国人“过多的耀武扬威，必然导致反噬，就像古罗马帝国一样。”

四

应当说，斯通此番理解，不乏清醒的反思，有其可取之处。

不过，和他所批判的对象一样，他自己对于扭曲历史过多的愤怒与不满，也容易走火入魔。在《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中，斯通的中心观点之一，是当年在罗斯福总统死后、如果是亨利·华莱士而非杜鲁门继任总统的话，“冷战就不会发生，罗斯福—斯大林之间良好的关系会持续下去，越战自然也可避免。”先且不论对历史的判断无法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单就对苏联整体战略的理解而言，斯通如此简单化的想法，不仅不为大多数历史学家认同，在后续历史展示出来的一系列事件面前，也是无法站住脚的。

有时候，斯通的观点甚至到了颇为荒谬可笑的地步。比如在谈到杜鲁门总统决定对日本用核弹威慑攻击时，《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暗示这与杜鲁门童年心理创伤有关：“他被其他小孩欺负，他们叫他“小四眼”和“娘娘腔”并追打他；当他抖索着回到家里，母亲的安慰则是“别担心，我们本来想要一个女孩””。斯通以为，这种心理印记，让成年的杜鲁门有种“反弹童年阴影”的欺凌成性，使用原子弹不是杜鲁门想结束战争，而是纯粹展示“非娘娘腔”的霸气。

这种过于简单、往往流于表面的观察，也反映在斯通对拉美集权政治的看法上。如前文所述，从其最早期作品开始，斯通就对拉美政治有强烈的兴趣。后来，他拍摄了一系列纪录片，描绘拉美几个集权强人“高大上”的形象，尤以对古巴的卡斯特罗以及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最感兴趣。在斯通看来，这些强人的统治，似乎更能让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然而，对于集权政治的诸多负面影响，斯通的这些纪录作品，都选择性忽视了。

五

这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描绘，很容易令人联想到迈克尔·摩尔的纪录片，后者在好莱坞同样也是充满争议。并不出人意料的是，生活中的斯通与摩尔，还真是并肩作战的同志，他俩曾联名发文，支持“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在对历史与真实的展现手法方面，二者还分享更多的“异曲同工”之妙。

比如，在斯通最为人知的争议作品《刺杀肯尼迪》中，无论台前幕后，他都很倚重检察官吉姆·加里森，以他的推理作为刺杀肯尼迪的真相。可事实上，加里森被多数主流历史学家视为骗子，之后陆续公布的史料文件，也证明了加里森推理过程的诸多漏洞。连斯通本人在接受采访时都承认“我犯了些错误”，不过他仍坚持“故事的大方向是对的…是秉持真理之精神的”。

话又说回来，斯通的偏激固然令人不喜，但这基本上是个程度问题，而非本质问题。虽然他很多时候表达方式过激，但他所反映的问题，还都是值得深思的。而且，回顾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受好评的作品，要找过于偏激的证据的话，也是可以找出不少的。你可以说斯通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偏激，但为何不同时候的偏激，市场反应就不一样呢？

六

和斯通电影一起成长的观众，是美国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那一批人，他们经受过最激进思想的洗礼，也用行动参与过激情四溢但当时未必尽解其意的运动；这帮人中的绝大部分，在之后的生活中都逐渐“冷却”，或者按时髦的说法，叫“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变得狡猾、世故起来。唯独斯通老师，是常年“膈应”美国人，无疑算是一个异类。是异类就有排斥效应，斯通的时常“不合时宜”，也就容易被理解了。

此外，更重要的是，人虽没变，时代却变了。对于美国社会而言，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自911事件以来，美国民众内心更脆弱了，斯通批判的那种“美国中心主义”的信心，已经开始瓦解；但在表面上，或者说正因为内里开始瓦解，所以越发要表现出色厉内荏的一面来。

反映在政治上，表现为内政外交上展现“强硬”，极力证明自己“全球老大”的地位不可动摇。然而，作为国民潜意识的一种总体性投射，美国电影业则不经意地体现出“逃避主义”倾向来，具体表现为不仅“谈论主义”的电影销声匿迹了，连“研究问题”的作品也日渐凋零。像斯通这般几十年如一日“自揭伤疤”的举动，美国人可以从理性上表示赞赏，但在感性上，则多少感到无法承受，不如“敬而远之”。

照目前的趋势来看，围绕斯通其人及其作品的争议，恐怕还会继续下去。无论你将他视为愤青或斗士，有一点不可否认：斯通永远忠于自我。对艺术家而言，这是最难得的品质之一，值得为之喝彩。

【删减版曾载于《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