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裔导演谢尔盖·洛兹尼萨（Sergei Loznitsa）继《我的幸福》（My Joy,2010）、《雾林寒战》（In the Fog，2012）入围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之后，他的俄语剧情长片新作《温柔女人》（A Gentle Creature）第三度角逐金棕榈。可惜本片在评审团中未受青睐，在媒体间的评价也颇为两极——《银幕》杂志坎城特刊上的媒体评价平平，法国媒体虽然普遍对本片没有偏好，但也有少数影评给予本片最高的评价，英国的《卫报》与《每日通讯》则给本片四到五颗星的好评。《温柔女人》讲述一位女人为了将多次无故被退回的日用品成功送进丈夫关进的监狱之中，不惜只身前往西伯利亚的偏远小镇，一而再再而三地亲自到监狱柜台申请，却屡遭官僚冷漠以对。另一方面，小镇的居民则希望一步步引诱主人翁走向堕落的深渊。
《温柔女人》的电影形式与叙事方式皆大胆游走在观众好恶边缘，本片从写实风格开场，在女主角踏上旅程之后，逐渐加入荒谬、几近魔幻写实的情节，接近尾声时出现了完全超写实的发展。这样的进行方式，让洛兹尼萨除了展现他擅长的场面调度，在画面中加入丰富细节，让场景得以增加更多生命力之外，他也得以在《温柔女人》与合作多年的摄影指导奥列格·慕图（Oleg Mutu）得以尝试更具早期表现主义电影风格的影像。这次在戛纳影展，《放映周报》得到难得的机会，参加了其中一场洛兹尼萨与媒体的联访。
相较起五年前以《雾林寒战》出席戛纳电影节活动的他，洛兹尼萨原本有棱有角的下巴与颚骨，都变的圆润不少，他的褐发被岁月染银，搭配上原本就白晰的肤色与灰蓝色的眼珠，让他五官看来格外通透、空灵，仿佛一眼望去，就可以望进他的思绪，却又无法掌握那千丝万缕。熟悉洛兹尼萨生平的人都知道，他的历练类似杨德昌，洛兹尼萨念的是应用数学，写过程式、当过日文翻译，最后走上电影之路。或许是因为科学与逻辑训练的背景，他和媒体们聊起自己的电影，不总是凭着直觉简单回答，而是尽可能地在有限时间里，有脉络地、引经据典地分析前因后果。
我从未去过俄国，因而《温柔女人》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画面，是片中监狱的外观。主人翁抵达西伯利亚来到小镇中心，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有着古典雄伟外观的建筑。我好奇问导演这是真的监狱吗？他说这栋建筑物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是一个监狱，只是它实际的地点并不在俄国，而是在拉脱维亚的陶格夫匹尔斯（Daugavpils）。 「但是你也可以在俄国许多地方看见类似的监狱，俄国人在沙皇时代建了许多很好的监狱，至今仍在服役中。它们看起来像是一座堡垒，又有一种学院风格，还有对称的结构。」他解释。
《温柔女人》片名灵感撷取自俄国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Fjodor Dostojevskij）的同名短篇小说，但情节则与原著相去甚远，导演在接受美国《电影评论》杂志（Film Comment）专访时表示，本片受杜氏原著启发，但在写作过程中，剧情自己发展出了生命，成为完全不同的模样。除此之外，他在世界首映记者会上也透露，《温柔女人》是他2009年《我的幸福》拍摄接近尾声时出现的灵感，因而也像是该片的续作。
洛兹尼萨除了剧情长片，他在纪录片领域有更大的创作量，并且以富有诗意、缓慢，并带着实验意味的长镜头而著称，以往，他的剧情长片中也可见到这样的风格，但这次在《温柔女人》中，影像的节奏变的明快活泼许多，导演也说，他这次特地在画面上使用比较夸张的色彩表现。除此之外，为了呈现主人翁面对的诱惑，他在场面调度上也下足苦工。片中，在监狱小镇酒馆的几个场景尤其迷人。一会儿男女宾客豪气对饮，口无遮拦；一会儿宾客玩起了转酒瓶脱衣游戏，男人脱到全身只剩四角裤，开心的站在椅子上大笑，双手肆无忌惮地朝身旁胖女人的肥厚乳房抓去，只见另一人伸出一只手，把转动的酒瓶口对向了走进来的主人翁，众人起哄，要她脱衣。画面一气呵成，又有着丰富的细节，酒馆的气息、民谣诗歌般的氛围，活灵活现。
洛兹尼萨说，自己其实也玩过这样的游戏，但是要在电影中模仿、重现这样的情境非常不容易。 「面孔很重要。」洛兹尼萨说。为了找到对的脸孔，让画面呈现出他想要的韵味，剧组花了大量时间合适面孔的临时演员。最后，这场戏结合了职业剧场演员与素人演员，经过无数次的排练，才有办法呈现这样的流畅感。其次，场面调度也有玄机，「我们也是先决定这个场景中几个重要的关键点，一开始先让观众看到玩乐的众人，接下来才让主角登场，当我们看到画面揭开序幕，下意识地就会开始寻找主角的身影，当主角终于登场，我就开始介绍他身边的这些人是谁。我在电影的这个部分里重复使用类似的技法，让主角在这个场景里当一个局外人，就让电影有机会展示这个场景的环境、空间。」洛兹尼萨仔细地解释。但他也马上坦承，这样的手法并非新招，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如《白痴》之中，就以经开创先例，「我就像爱因斯坦讲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承袭了这些文学传统。」他笑着说。
而做为一部描写俄国社会的作品，《温柔女人》和同样入围（并得到评审团大奖的）俄国导演安得列·萨金塞夫的《无爱可诉》（Loveless）一样，被不少西方媒体视为一则批判俄国时政的寓言。在首映记者会上，媒体问他《温柔女人》的批判是否针对特定政治人物，洛兹尼萨回应，「《温柔女人》并不是要批判特定人士，今日俄国的社会处境，其实你我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在媒体联访席间，洛兹尼萨再度被记者问及《温柔女人》是否在描绘今日的俄国社会，他认为「就像我们不会用一幅画去评断一个领域的状况，我们透过一部电影来反应俄国现状是不可能的，我的电影处理的是特定的情境、条件、人生面向，还有特定空间扮演的角色，我特别关注银幕上的空间与环境，对我而言很有趣。我用了一些夸张的手法来表现这些情境，但可悲的是，看过电影之后，我们竟然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和电影相对应的处境。」
《温柔女人》的故事发生在当代的俄国乡间小镇，一位来自匈牙利的记者向洛兹尼萨说，影片中的景色、人际互动方式，都让人感觉时光停滞在过去，她好奇洛兹尼萨这样的场景设定，是否暗示着俄国社会走出共产主义，但是整个社会、心态，至今未曾改变？虽然说他认为《温柔女人》不能当作整个俄国社会现状的代表，但谈到俄国社会他也认为这个社会的确不曾改变，「但我不会特别称它是『共产主义』的心态，共产主义做为一种概念，它其实未曾真正在俄国实践。」洛兹尼萨回道，「俄国社会的心态、结构，其实从帝俄至今从未改变。斯大林创立的体制虽然改建了俄国社会，但它和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之间没有绝对关连。但是斯大林的『实验』可以成立，因为这个体制从沙皇时期就以经存在。我不觉得有什么真正的改变。」洛兹尼萨话匣子打开，这时他像是个社会学家，根据他过去大量的阅读与研究印象，向我们分析俄国社会的形塑，其实是过去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的累积，除了近代城市兴起的影响之外，其实也融合了俄国民族长年的游牧、游耕的文化，而中世纪入侵俄国的鞑靼人更是形塑俄国化与心态的重要源头。 「俄国社会也不是没有改变的机会，只是好几次机会出现，掌权者都选择了最糟的方案。」洛兹尼萨笑说。
洛兹尼萨在大学时受的是科学训练，有记者问他不曾想过当科学家吗？洛兹尼萨的回答十分巧妙，「我在当科学家啊，只是我的方式很特别，就是透过电影。」他话锋一转，谈起了电影与摄影术发明时，和科学之间曾经有过的交会，「你知道，第一台摄影机被发明时，大家以为这个设备将会运用在科学相关的研究，例如人类学，没人想到它后来会被用在娱乐上。」他说。
回到正题，身为一位「另类科学家」，电影对于洛兹尼萨而言，不只是说故事，还有更多研究、探索的可能，「我也很好奇大脑运作的方式。神经学家发现了神经分子，让我们知道人们如何感知，我也想要透过电影朝这领域进行实验，而且不只实践在我的纪录片里，也在剧情片中。我希望发展出一套细腻的叙事手法，像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Dmitrij Sjostakovitj）、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ij）等人的音乐那样。我想在电影里尝试类似的结构，拿掉主要剧情叙事线，重新建构电影叙事。」讲到这边，他更是跳过俄文口译，直接用英语和我们说，「也因为这样，我更需要知道我们大脑如何专注、我们的认知机制如何运作。我在纪录片、剧情片里都在实验相关的手法，例如在我的片中，很多地方都是透过声音的设计，来维持观众的注意力。」言毕，他更开心地向大家会一笑。
洛兹尼萨的纪录片产量远高于他的剧情片，但对他而言，两者其实是创作的一体两面，「纪录片、剧情片的创作对我而言是一样的，我喜欢在两个创作方向中切换，对我而言纪录片是实验室，我在其中找到电影形式的新可能，再用到剧情片中。例如《温柔女人》的最后一个镜头，就是仿制2010年《车站》的其中一景。」
洛兹尼萨长年旅居德国柏林，过去创作时曾多次往返德国与俄国，但他说，在他2014年拍完记录乌克兰人民反抗腐败政权的《独立广场》（Maidan）之后，他就不再拜访对乌克兰领土野心勃勃的俄国，他在联访稍早也曾提到，俄国媒体对他也很不友善，夸大戛纳现场对他新片的负面反应，做出不实报导。但过去总在东欧进行拍摄的他，未来会因政治因素而「西进」吗？洛兹尼萨满笃定地回答，「不会，我还是可以在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前苏联国家拍摄，如果俄国哪天真的重新占领了这些国家，我还可以去波兰拍片，再不然我可以和电影资料馆合作。」他开玩笑说。对于他如此坚持在东欧进行创作，洛兹尼萨认为这对他而言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希望贡献一己之力，我的教育、天赋、文化，我的一切都来自这一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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