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宋嘉伟
校对：keyloque
导演陈述
《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2012）为我们所有人揭露了我们的日常现实被构筑在恐惧和谎言之上的后果是什么样子的。《沉默之像》（The Look of Silence）则探索一个幸存者在这样的现实中会是怎么样的。制作任何一部关于种族灭绝的幸存者电影，都如同走进一个充满陈词滥调的雷区，大部分的电影都被用来创造一个英雄般（如果不是圣人般的话）的主角，他是一个我们可以认同的对象，从而带来一种虚假的慰藉：仿佛在暴行的道德灾难中，我们不可能像行凶者那样。但是为了证实我们自己是好人而将幸存者当成圣人来进行刻画，其实是在利用幸存者来欺骗我们自己。这是一种对幸存者的经历的侮辱，它无助于我们理解，在暴行中存活下来、在被大规模的暴力弄得支离破碎的生活、被恐惧禁声，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了穿越这片充满着陈词滥调的雷区，我们必须要探索沉默自身。
最终的产物就是《沉默之像》。我希望，它会是一首源自恐惧的沉默之诗——一首打破那种沉默的必要之诗，当然，也是一首打破沉默之后所浮现的创伤之诗。也许，这部电影是一座献给沉默的纪念碑——一种提醒：尽管我们想要向前走，转移我们的目光，关注别的事物，然而已然破碎的东西无法完整复原。死者无法复生。我们必须停下来，承认已陨灭的生命，努力倾听随之而来的沉默的声音。
《沉默之像》——制作故事
2001年，我第一次去印度尼西亚，帮助油棕榈树种植园里的工人制作一部纪录和改编他们组织工会斗争活动的影片，当时印尼正处在由美国所支持的苏哈托（Suharto，1921-2008，印尼独立后的第二任总统，奉行独裁政策30余年，著有自传《苏哈托自传：我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译注。）独裁政权倒台的余波之中——在该政权下，工会属于非法组织。在北苏门答腊岛的一个偏僻的村庄里，一个人很难能够意识到军人统治已经在三年前（苏哈托于1998年下台。译注。）就正式结束了。
我所遇到的情况是很悲惨的。女人们在种植园中工作，被迫在没有穿任何防护服的情况下播撒除草剂。尘埃会进入她们的肺部，然后进入她们的血管，摧毁她们的肝组织。女人们会生病，很多会在四十多岁时死去。当工人们抗议他们的状况时，为比利时所有的公司会雇佣民兵暴徒恐吓他们，有时候甚至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
恐惧是他们在组织一个工会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比利时公司之所以能在毒害它的雇佣工人之后还逍遥法外，就因为工人感到害怕。我很快意识到这种恐惧的来源：这个种植园工人们直到1965年，都还有一个很大很活跃的工会，然后就在那一年，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被指控为“共产主义支持者”（仅因为他们参加了工会），并被投入集中营，像奴工一样被剥削，最后遭到军队和民兵行刑队谋杀。
2001年，凶手不仅完全不受惩罚，他们和他们的门下走狗还主导着各级政府，从种植园农庄到国家议会。幸存者就活在大屠杀随时可能再次发生的恐惧之中。
我们完成这部电影（《全球化录影带》，2002）之后，幸存者问我们是否可以尽快回来，制作另一部关于他们恐惧来源的电影——那就是，一部活在谋杀了他们挚亲的人的周围是何状况的电影。而谋杀者至今掌握着权力。
2003年初，我们几乎马上就回来了，也着手调查一起种植园工人们经常提起的1965年的谋杀事件。受害着名字叫做拉姆利（Ramli），这个名字几乎成为普遍意义上的杀人事件的代名词。
我开始明白人们经常讨论这起特别的谋杀事件的原因：当时存在目击证人。这是无法否认的。与那些在夜里，从集中营中消失的成百上千的受害者不同，拉姆利的死是公开性的。有一些目击者见证了他最后的时刻，凶手把他的尸体丢弃在油棕榈树种植园里，距其父母的老家不足两公里远。数年之后，虽然这个家庭可以偷偷摸摸地立起墓碑，但他们也只能悄悄探望这座坟墓。
幸存者会和普通的印度尼西亚人一样谈论“拉姆利”，我觉得那是因为他的命运是一种曾经发生在所有其他人身上的冷酷明证，也是全国范围内发生的事。拉姆利是这场——无论如何禁止，但事实上却发生了的——杀戮的证据。他的死亡证实了村民的恐惧，军人政权威胁他们，要他们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否则的话就要重新发动屠杀。说“拉姆利”和他的谋杀事件，就是去掐着一个人以确保他是清醒着的，这是一种对真相的提醒、一种对过去的缅怀、一种对未来的警醒。对于幸存者和种植园里的公众来说，记住“拉姆利”，就是去承认他们恐惧的来源——当务之急就是去克服它。
因此，2003年初我回来时，“拉姆利”案不可避免地被经常提及。种植园的工人很快找到了他的家人，将我介绍给了拉姆利端庄的母亲鲁哈尼（Rohani）、他年迈却幽默的父亲鲁昆（Rukun）和他的兄弟姐妹——包括最年轻的阿迪（Adi），他是一位验光师，出生在屠杀事件之后。
鲁哈尼把阿迪当作死去的拉姆利的替代品。正因为有了阿迪，她才能够继续活下去，阿迪终生都将背负着这样的一个负担而活。像所有印度尼西亚幸存者的小孩一样，艾迪成长在一个被官方定义为“政治成分不纯”的家庭中，遭受地方军官长达数十年的敲诈勒索，穷困潦倒，由于大屠杀而在心理方面遭受严重创伤。
由于阿迪是在屠杀之后出生的，他并不惧怕讲述需要回答的问题。我相信他受到我的拍摄的吸引，并将其看作是一种理解他的家庭所经历过的境遇的方式，一种表达和克服他身边的每个人因为过于害怕而不愿意承认的恐惧的方式。
我和阿迪一见如故，我们一起着手网罗这个地区的其他幸存者的家庭。他们愿意走到一起来，讲述自己的故事，然后我们就能拍摄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公开讲述所发生过的事件。有一次，一名幸存者到了拉姆利父母的家里，因为恐惧而浑身颤抖，对于警察若发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则她就会被逮捕，被强迫成为奴工而心怀忌惮，如同独裁岁月里她所经历过的事一般。然而她还是来了，因为她决心要作证。每一次有一辆摩托车或者汽车经过的时候，我们都会停止拍摄，尽可能地把我们的设备都藏起来。受制于数十年来经济上的种族隔离政策，幸存者很少有能力购买比一辆自行车更贵的交通工具。因此，摩托车的声音意味着一位外来者正在经过。
驻扎在印度尼西亚各个村庄里的部队，很快就发现了我们所做的事，并且威胁幸存者（包括艾迪的兄弟姐妹们在内）不要参与拍摄这部电影。幸存者敦促我，“在你放弃拍摄回到老家之前，试着去拍一拍行凶者。他们可能会告诉你他们是怎么杀害我们的亲人的。”起初我不知道接触这些凶手是否安全，但是当我发现他们中的所有人都喜欢当着他们家人的面，甚至是他们孙女辈的面，面带笑容地兀自吹嘘时，恐惧感就烟消云散了。在这种幸存者被迫沉默，和杀人犯对故事夸夸其谈——故事讲的比那群幸存者要更加罪孽深重——两者间的强烈对比之中，我恍若漫步于大屠杀四十年之后的德国，不料却发现纳粹依然掌权。
当我将这些证据展示给那些想要看它的幸存者时，包括阿迪和拉姆利的其他兄弟姐妹，每个人大抵会说：“你正在查明某些极为重要的事件的真相。继续拍这些杀人犯吧，因为任何看到这部片子的人都将不得不意识到由凶手们所建造的这个政权已然腐烂的内心。”从那时起，我就感到自己正在受这些幸存者和人权组织的委托，去做一件他们自己没法安全去做的事：拍摄杀人犯。他们中所有人都会热心地邀请我去他们曾经杀过人的地方，然后很自然地对他们如何杀人进行现场示范。他们可能会在随后抱怨，当时没有想到带一把大砍刀来做道具，或者是带一位朋友来扮演受害者。有一天，在拍摄的早期，在我曾拍《全球化录影带》的那个种植园里，我遇到了行刑队的头目。他和他的刽子手同伴请我去蛇河（Snake River）岸边的一块空地上，一个他曾经协助谋杀了10,500个人的地方。突然间，我意识到，他正在告诉我们，他是如何杀害拉姆利的。我曾经偶遇了拉姆利的屠杀者们中的一员！
我和阿迪说了我的这次遭遇，他和其他的家庭成员要求看我拍摄的素材。他们就是这样获得拉姆利遇害的细节的。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从2003年到2005年，我拍摄了我能够在北苏门答腊找到的每一位屠杀者，从一个纪律严明的行刑队，到另一个纪律严明的行刑队，从乡村到城市。安瓦尔•孔戈（Anwar Congo）——后来成为《杀戮演绎》的主角的男人，是我拍摄的第四十一位屠杀者。
随后我花了五年时间来拍摄《杀戮演绎》，在整个拍摄过程中，阿迪会向我要我们正在拍摄的素材看。只要我能找到时间放给他看，他都会看。他给吓呆了。
一部电影中的杀人犯，通常会否认他们的暴行（或者为这种暴行道歉），因为在电影工作者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权力了，他们的行为往往已经被定罪，被千夫所指。然而我所拍的这些赢得种族屠杀胜利的杀人犯，他们建立起的恐怖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对暴行的欢庆之上，他们依然握有权力。他们无需被迫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乃是错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杀戮演绎》并不是关于50年之前的种族屠杀的纪录片。它是一种对当下的恐怖政权的揭露。这部电影不是一种历史叙述。它是一部关于历史自身的电影，一部关于谎言胜利者通过讲述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以及这些谎言的效力的电影，是一部关于过去无法治愈的创伤继续萦绕于今日的电影。
我知道从我旅程的一开始，就存在另一部同等重要的电影有待拍摄，它也是关于当下的。《杀戮演绎》被缺席了的受害者——死者——所萦绕。几乎每一个痛苦的篇章都处在一种挥之不去的和无声的静态画面（tableau，戏剧用语，指最具有戏剧性的静态时刻或动作。译注。）中——空空如也的、经常是颓废的风景，一个迷茫、孤独的人物栖居其中——突然达到高潮。时间停止了。影片的视点也会有断裂，会突然转向沉默，转向对逝去的事物、对无辜遭陨灭的生命的缅怀。我知道我应该要拍摄另一部电影，我们由此可以步入那些阴魂不散之地，并本能地去感受那些被迫生活在此处的生者，被迫在屠杀其亲人的、依然大权在握的人的注视之下的生活。这部电影便是《沉默之像》。
除了使用2003年到2005年阿迪所看到的那些较老的素材之外，我们在2012年拍摄了《沉默之像》，正好在剪辑完《杀戮演绎》却还未发行之后——在得知我无法再安全返回印度尼西亚之后。我们和阿迪及其父母紧密合作，他们和我的那些匿名的印尼员工一样，已经如同我的大家庭之成员。
阿迪花了数年的时间研究屠杀者的素材。他会震惊、悲伤，也会愤怒。他想要搞清楚，那种经历到底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他的孩子读书时，老师会告诉他们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奴役、折磨、谋杀、数十年的政治隔离——所有的这些都是他们的错，给他们和其他幸存者的小孩灌输以耻辱。阿迪深受屠杀者的夸夸其谈、他的父母的创伤与恐惧，和对小孩的洗脑活动的影响——继而是愤怒。阿迪并不是重新拾起我们在2003年中断下来的、将幸存者聚集在一起，重新唤醒他们的经历，而希望见到那位卷入他的兄长的谋杀案中的人。他向他们介绍说自己的哥哥是他们的受害者，他希望这些涉案人被迫承认他们杀过人。
在印尼，要一位受害者直面一位屠杀者——如同我们在《杀戮演绎》中所看到的那样——这可是令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我开始做一些史无前例的事情：制作一部电影，在影片里，受害者在屠杀者依然握有权力的时候直面他们。这种对峙危险万分。当要去见权力更大的屠杀者的时候，我们都只带了阿迪和我的丹麦员工——摄影师拉斯•斯科利（Lars Skree）和制片人西格纳•比尔吉•索伦森（Signe Byrge Sørensen）。阿迪不带身份证。我们清空了手机里所有的号码，并开来一辆备用车，保证离开时可以迅速上车，这样，独裁者很难派警察或暴徒跟随我们。但是这些会面没有一次是以暴力结束的，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阿迪的耐心和同理心，而且事实上，屠杀者也不太确定该拿我们怎么办，因为他们一年前就认识我了。
当然，这种会面仍显得令人局促不安。阿迪一次又一次地诉说着难以言表的东西，留待观众去感受一位幸存者的生活状态，去感知一种压抑的、源于恐惧的沉默的大体轮廓。
作者：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
来源：威尼斯电影节官方资料
(编辑:阿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