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苏丽珍
试问格斯·范·桑特、科恩兄弟、杜可风、阿方索·卡隆、奥利维耶·阿萨亚斯、汤姆·提克威、亚历山大·佩恩、岩井俊二、姜文、娜塔莉·波特曼、费尔南多·梅里尔斯、林常树、保罗·索伦蒂诺和吉勒莫·阿里加有什么共同点？
答案是他们都是“城市之爱” Cities of Love 系列影片的导演。自从2006年第一部《巴黎，我爱你》上映以来，该系列的《纽约，我爱你》，《里约，我爱你》等相继问世，目前正在筹备的还有《上海，我爱你》、《台北，我爱你》。这些影片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Emmanuel Benbihy，他是“城市之爱”概念的创始人和该品牌的持有人。他，是为城市做传的人。
009年，法国人 Emmanuel Benbihy 把他的影视工作室从巴黎搬到了上海，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灵光。在很多中国青年“逃离北上广”的时候，他看到了上海这座超级大都市积极的方面。他了解外籍人士在中国生活其实并不是特别容易，很多时候都不太了解状况，但是上海给法国人提供了很多机会，在这里生活不会很困难。“我的女儿五岁，她一直住在中国，她会说汉语、英语和法语。她的中文说得很好，知道汉字背后的故事和涵义。这就是在了解中国，而不仅仅是学一门语言。”也许正是这种对文化的好奇和对城市的热爱，促使了灵光周游列国，制作城市影像志。在第67届戛纳电影节期间，灵光在 Grand Hotel 接受了《华语电影市场》杂志的专访。
《华语电影市场》：请问“城市之爱”系列电影的想法萌芽于何时呢？
灵光:是在2000年。实际上，拍这类电影不仅能对城市及其居民产生积极的影响，还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故事片类型。但在当时这类电影的票房收益非常低，几乎赚不到钱。我们为此专门做了研究，发现已有这类电影在情节构思方面很糟糕。许多人拍这类电影只是想和更多导演合作，而忽略了对电影本身的尊重，也不知道如何使其产生商业收益。要想拍好这类电影其实很简单：首先，你得给观众带来不同的体验，就像是给他们讲不同的短篇故事。其次，这些故事之间要有相互关联，中间的过渡要自然流畅，不能是完全割裂的小断章。还有就是，每个小短片不能太长，比如不超过六分钟，不然观众长时间看到自己不喜欢的情节，他们很难再对这部电影产生兴趣。有了这些认识后，我们开始着手准备这个系列。我们非常幸运能和一些著名导演合作，电影在国际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华语电影市场》：那请问“城市之爱”的灵感来自哪里呢？
灵光：我很看重电影的多元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拍的电影里会聚集世界各地的人。电影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渠道来了解世界各地的人，也能让人们在面对普世的问题时，看看不同人的不同选择。起初，我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亚洲文化有一份亲切感，所以我就去研究其电影产业，试图了解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合拍片情况，外国影片的发行，电影出口以及电影资助政策等问题。
我来中国是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我希望人们能够尊重所有的电影产业和不同的文化，能够在电影中有所收获，更好地去理解他人。希望通过电影我们能增进对彼此的了解，一起合作，迎接共同的挑战，而不仅仅是为了去抢占市场。文化能够让我们团结起来，一起解决当前的难题，比如开发新能源，坚持可持续发展，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双赢机制，这些都非常重要。我来中国不仅是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我还希望自己在这方面能够做出贡献，产生积极的影响。中国也在不断前进，希望占据一个更大的市场。但是许多中国制片人为了能尽快赚钱，他们无视政府的需求，和好莱坞频繁合作，大量使用美国的电影制作模式，殊不知这不利于新一代电影人的发展以及电影产业的多样性。
我们需要创造不同的电影制作模式。电影产业也不应该只是一种娱乐产业。中国人口很多，机会也多，许多事情都可以比美国做的更好。美国大财阀拥有了太大的权力，实际上操控了政府，而法国的民主政体则更为复杂。因为有些制度没能有效执行，所谓的“言论自由”反而导致了人们对所有事情只有负面评价。西方媒体往往只想报道负面的东西：正面的新闻都不再被当作新闻，而积极的东西都被视为无聊——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变得沮丧压抑，对未来看不到希望，做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甚至觉得连上学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我相信我们肯定会有办法来渡过这一难关，我们会更加认同自己的文化，实现自己的价值。我认为中国不需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中国能很好的处理这些问题，会做得比我们更好。
所以在“城市之爱”系列电影里，我们就展现了城市非常美好的一面，让人们都对自己的城市引以为豪。我们将重心放在那些非常积极的事物上，这样人们就能形成一种积极的价值观，在城市的生活中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利，获得尊重和信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同时也让能城市变得更美好。我们能理解并尊重其他文化，我们在城市系列电影中也是这么做的。后来我们设计了一个网络平台，非常受大家欢迎。该平台很好地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他们所在城市的文化和环境，让他们都对自己的城市感到自豪。这一切都非常成功，所以我们现在才能筹集到资金拍摄接下来的项目。
《华语电影市场》：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巴黎，我爱你》、《纽约，我爱你》和《里约，我爱你》，“城市之爱”系列其实还包括耶路撒冷、莫斯科等已拍摄好的影片，对吗？
灵光：是的。有时候，我们也会做年轻的电影人项目：让城市里年轻的电影人拍一些短片，这是以教育为出发点的。以后，我们会用同样的模式来拍摄短片，因为我们想要培养出下一代电影人，我们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全球化的视野，能用一种更加国际化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电影理念。
我们正在中国成立相关的组织，我觉得这些做法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也能让一些年轻的电影人进入国际电影市场，和来自全世界的电影人进行交流，获得提高。我们很看好电影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我认为中国在过去五年的发展异常迅猛，现在她需要更多的创作人才和技术人员。我并不担心中国电影的创新问题，我只是担心这个过程的进展以及中国人在迫不及待的想和美国进行电影合作。我认为美国就是想让其他人使用他们的电影模式，而且只有使用这种模式才有可能获利。但不可否认的是，同美国的合作的确能给中国电影人带来新的信息和资源。
《华语电影市场》：能介绍一下《里约，我爱你》这部电影吗？这部电影的上映时机选得非常好！
灵光：《里约，我爱你》的拍摄制作是一次相当不平凡的经历，因为仅在13个月内，我们的团队就从1万人扩大到140万人，并且每个月以10万人的速度增长。在这个项目中人们都在为城市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这部电影今年九月会在巴西上映，正好赶上世界杯，我们还有设计师和摄影师创作的一些纪念品，这些都可以使我们获利。所以《里约，我爱你》这部电影肯定会获得成功。我们甚至都不用担心票房，因为我们收获的比电影本身已经要多得多了。我们有独特的融资方法，这次没有投资方，也不用还款，收入所得都是利润。我们的第一部电影是通过正常渠道来融资的，但现在我们有赞助商，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创建资源和自己的产品。我们同城市也有紧密的联系，这也是我们区别于其他电影项目的地方。我们也特别想告诉中国的制片人，如果想在“城市之爱”电影系列中有所收益，欢迎前来合作，我们会很乐意分享我们的经验。
《华语电影市场》：那么请您能再介绍下“城市之爱”系列中的中国项目？
灵光：这个项目仍处于初级阶段，我们还在讨论之中，但我们计划同六个中国城市进行合作，创办教育项目。中国的电影产业发展迅速，也创建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城市。城市其实可以被当作是人类可以创建的一个最大的产品了，但城市创建也是有巨大风险的，比如城市会可能带来温室效应。在全球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创建必须合理有效，不然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我们希望城市里的居民能够创造自己的价值，能发现城市美的一面。我们会重点关注城市里具有正能量的事物，并通过媒体让它们为人们所熟知，我们只想给人们带来美好的体验和感受。而这些都是非营利性的。
《华语电影市场》：请问您认为“城市之爱”系列的终极意义是什么？
灵光：我们团队有自己的模式，我们会向人们解释“城市之爱”所希望带来的社会效益，然后他们自己去行动。我们不是大资本家，不会想要掌控一切事情。我个人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企业家。事实上，我来自于一个信仰社会主义的家庭。我的祖父在二战时期是法国抵抗组织的一员，在每个周日的早上，我们全家都要齐唱共产主义歌曲的。你知道的，那时的抵抗者多半都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开展反抗纳粹的斗争。
有一些社会企业家，比如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他们都决定把大部分财产免费捐给某些机构做研究，或是用来改善人类的生活状况，他们会为社会做一些不带任何功利性的公益活动。我认为这种公益活动在未来将会是一种趋势。我们做任何事情不应该只从钱出发，还应该更多的关心其影响和结果。我希望中国未来也能多出现这种社会企业家，因为他们能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发展。
【原载于《华语电影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