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强迫症，导致瑞典导演罗伊·安德森的电影产量少之又少，从2000年到现在，才完成了这么一套“生存三部曲”。而在千禧年前，他竟然长达25年没碰过剧情长片。也正因此，他为本届威尼斯电影节带来的新作《寒枝雀静》就格外引人关注。
本着对绘画大师的悉心借鉴，以及用类似影像传递自己人生观的执着，他精雕细琢着每一场有着荒诞画面的悲喜剧。他曾认为在人生长跑中，老师伯格曼将会输给他，哪怕到了现在，他也不大看得上这位影史上的顶级大师。
“生存三部曲”有着怎样的相似和不同？
罗伊·安德森：应该说任何一部甚至任何一场戏都可以独立存在，《寒枝雀静》一共有着39场戏，我希望里面的每一场都可以带给观众不同的艺术体验。论及整体，“生存三部曲”企图让观众通过影像及其产生的时间压迫感，重新审视自己的存在感，质问自己：“我们在干嘛？我们向哪去？”然后觉察出我们的存在就是一堆的悲喜剧。三部曲传达出某种末世情结，但结果仍可以把握在自己手中。《二楼传来的歌声》置于千禧年，销售员扔掉十字架的场景，象征着对同情心和交际关系的弃绝，移动房子的场景，传达着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恐慌，全片主题是人性缺陷和集体赎罪；到了《你还活着》，就更进一步大胆潜入梦境，算是我打开一个全新可能性领域的过度，在此之前，我的角色只不过是评说他们的梦境。如今这部《寒枝雀静》的场景就彻底如同梦境，不需要进一步注解，它比前两部更为可笑，角色处境和表情看起来更悲惨，却又充满着生存欲望。
也就是说《寒枝雀静》的黑色幽默更多？
罗伊·安德森：是的，我喜欢悲喜剧，就像硬币的两面，有悲有喜，生活本就如此。
你这三部曲之间都隔了整整七年，这么多时间你在干嘛呢？
罗伊·安德森：每部电影大概都花了三四年时间，写创意、等投资、做尝试。但我也不知道剩下的时间自己干嘛去了，拍了不少广告片，也拍了一些教育片吧。
39场戏的组接顺序是如何决定的？
罗伊·安德森：一切都是在设置时才决定，之前只有个粗线条想法，并经常改变。
艺术史对你三部曲的影响都很显著，尤其是美术。
罗伊·安德森：首要的影响来自德国1930年代的画家，尤其是奥托·迪克斯。那时在一战过后，他们经历了可怕的战争，回来后带着心灵创伤，创作了匪夷所思的新客观主义派画作。作品讽刺性多于攻击性，除了无意义的英雄之死，引起人身心厌恶的一些东西也成为他表现的对象。我也尝试在镜头里呈现空间和人物的特别情绪。
现实主义是惟一伴随我成长的美学，与此同时所有资产阶级的审美又都很古怪。但我后来越来越着迷于抽象艺术，从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新客观主义一步步过度，并导致今天的我觉得自然表现主义很无趣。与此相对的，梵高当然是顶级大师，他画三只乌鸦飞过麦田，就绝对是你前所未见的，这也是某种“超现实主义”吧。我在《寒枝雀静》里，有传达某种抽象的野心，它该是简明、纯净的，场景应该以干净、梦境和记忆的方式呈现。这么看来，要想简单其实非常难，但我乐于尝试。
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则是另一个灵感来源，我的一些画面和观念借鉴于他的地景名作《雪中猎者》。那幅画从雪山顶俯瞰弗兰芒村庄，村民在冰冻湖面上溜冰。前景里，三名猎人和他们的猎狗刚刚狩猎回来。他们上方的大树枯枝上，四只鸟儿好奇看着忙碌人群。这样一来，就成了以鸟儿的视角讲述社群和人类存在的故事，鸟儿像是在说：“人们都在干嘛啊？为什么这么奔忙？”
我之前并没听说过1930年代魏玛时期的画家，但很喜欢老彼得·勃鲁盖尔的作品，《二楼传来的歌声》和《寒枝雀静》里的诡异屠杀场面，都让我想到他的画作《通天塔》，这幅作品和你之前提到的《雪中猎者》都挂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你去实地考察过吧？
罗伊·安德森：确实去过。大家知道巴别塔的故事，人们努力建造一个可以超越语言藩篱、通往天堂的巨塔，画作里也以上帝视角呈现工程注定完不成的命定悲剧。在《二楼传来的歌声》里，我转译为一群裸体女人列队走进闷罐车，同时一只管道将尾气送了进去；而在《寒枝雀静》则成了英国殖民者将黑奴列队赶入铜质大圆筒中。
文学方面的影响呢？Sam和Jonathan两个销售员角色就像堂吉诃德和桑丘。
罗伊·安德森：刻画这两个角色的主意非常棒，一个视觉上非常突出，另一个总像昏昏欲睡的样子。和很多经典文学里的同盟者形象相似，他们都是失败者，试图跻身中产阶级，但又不断失败，而这种失败过程也提升了电影的幽默感。
我们一度以为你的一些场景是实的，比如饭馆外等待的男人，但后来知道全是棚拍，这是你对细节完全准确的追求所致吧？
罗伊·安德森：我确是细节控，如果一个场景不够完美，我会很难过。非常高兴的是，我有足够充分的机会去尝试和调试。如果投资到底了，那也是我的任务去找新的财源，去保证电影的完整性，而不愿达成妥协。如果终剪完后，我发现某个场面还能更好，那将会非常伤心。对电影对商业广告都是如此。惟一得做出的让步和妥协的，是缴税时，要知道广告公司总是很烦人很讨厌的。
那么你要到什么时候才确认画面完美？你就是敏感的知道那一刻，还是有某种概念？
罗伊·安德森：我挺有强迫症的。把摄像机搁在某个位置，它必须是最理想的位置。我承认，一定也有其他非常棒的角度，那我就一直寻找，直到发现它，并将之前的位置和沟通彻底抛弃。
回到你电影生涯的开始，提问你与英格玛·伯格曼的关系总是让人乐此不疲的，毕竟你们的作品都聚焦人类的孤独感。
罗伊·安德森：我就读于瑞典电影学院时，正赶上伯格曼在那儿担任监事。1960年代末，我们和许多欧美许多年轻人一样，都热衷于街头示威，抗议美国将越战升级，毕竟那是一场完全不公平的战争。一天，伯格曼把我们叫进办公室，交待我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他知道我们用学校的16毫米摄影机，去拍摄游行示威，就警告道：“如果你们再只关注着这些事，就永远没机会真正拍电影。”
他甚至专门威胁我：“如果你在卷入政治运动，我就终止你的学业生涯。”要知道，他非常右倾，而我当时二十四五岁，还很叛逆，很有勇气，一点也不想尊重他，当然也就把那些话当耳边风。我甚至幻想着，在人生的长跑中，他一定会输给我。至今，在他拍摄过的五六十部作品里，我认可的也仅有三部，分别是《犹在镜中》、《沉默》和《假面》。
第一次用数码拍摄感觉如何？
罗伊·安德森：非常高兴、非常喜欢。我一开始对数字技术比较保守，甚至怀疑，后来意识到转为数码是一个正确决定。要知道，以前的大机器有多重，每天还得把磁带送到工作室，等到第二天才能看拍成了什么样子。现在还真是即时成像。
视觉上突出指的是其中一人化妆得非常惨白？
罗伊·安德森：嗯，像是古典戏剧里表现身故之人，像是启示录。我不希望一个场景里的演员有着不同颜色的肌肤，所以我干脆就把一些角色马戏团化，像是日本能剧里的面具。而富有含义的对话就能更直接清晰的从面具背后传出。
你总提及圣经《启示录》，你很担忧世界末日吗？
罗伊·安德森：当下，我们是得警惕末日启示录，尤其在亚洲，中国、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每一个国家都声称产石油的某个海域是自己领土。这些国家都有危险的武器，不能不让我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