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田洋次的新作《东京小屋》（内地译为《小小的家》）会让人联想到《母亲》，就像健史翻看多喜婆婆的自传，好不容易盼到男主角的出场，他大肆评论说，后面入伍通知单很快到了，然后悲伤告别。观众不免也要以为，该又是个沉尸太平洋的凄美故事。婆婆立即回应道，你想象力实在是匮乏。
显然，如果以传统三角恋去看待《东京小屋》，这部电影会有些莫名。女主人时子和板仓的不伦之恋打得火热，可怎么看，女佣多喜都不像喜欢板仓。所以，片中实际上有两条人物情感线，一明一暗，辅以十五年战争的大时代背景，外加几十年后的追溯和评议，令小人物的悲喜交集更见丰富立体，影片同时还留有开放的空间。
剧情故事上，《东京小屋》有几处比较跳的地方。一是打扮摩登、颇为入时的中性女睦子突然出现，一是结尾那封没拆开的信。对前者，结合原著党认定的百合情，包括导演自己也不加以否认，它显然是在暗示观众多喜的情感对象——而这个人无论如何也不是板仓。对后者，多喜当然是出于自私，无论她是想维护时子的清白，还是出于自己也无法察觉的占有。正因如此，那句“我活得太久了”更见力量。
如果跳出《东京小屋》，回到华语电影的《金兰姊妹》、《自梳》、《桃姐》乃至是《爸妈不在家》，女佣的情感世界其实不能一概而论，更无法用现代定义的女同所界定。与沾染了肉体渴求的情感关系相比，女佣们其实更接近于传统保守的独身主义，而非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女校学生，知道如何疏导自我的情感。出演多喜的黑木华用“非常木”的表演方式来克制情感，不动声色。与之相比，女主人时子表现出来的情感诉求不但压抑不住，在那个时代也可以称得上大胆热烈。回看下板仓第一次出现，时子就不加掩饰地说他很帅、与众不同，并让多喜也去看看。在睦子出现前，多喜提到时子又去了板仓家两次，而且是穿着洋装。这个一闪而过的细节，更令我想到了原田真人的《自由恋爱》。早个十年，在日本大正时代，新女性思潮已经在日本涌动。一些女性努力摆脱家庭束缚，寻求情感独立，而百合之说也悄然登上了历史舞台，西化的洋装便是她们的外在表现。
作为从大制片厂公司的山田洋次，他活用了摄影棚拍摄的技巧，制造了台风夜等关键场景，更有樱花飞舞，酷暑烈日，四时不同。而片中戏份，基本被压缩在了那座红色小屋里头。电影人物之间的三角情感关系，好像也被封住了出口。亦正如板仓被红色小屋的美所吸引，如果把多喜的情感理解为对美的渴慕，对和平生活的留恋，《东京小屋》其实会更好理解一些。不过，在画外音恸哭一幕其实也揭穿了真相，她的爱与板仓无关。在卷入战争的年代，小屋成了平民百姓的安宁象征，并且，它以蔡国强的焰火方式宣告了美的最终毁灭——时子、小屋还有过去一切都不复存在。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影迷观众难免关注山田洋次的战争史观。可是，如果让那个年代的普通市民就表现出忏悔谢罪之情，那也是罔顾真相。于是，山田改用健史的后人眼光去评价，并且，让战争摧毁了那两段感情。炉火纯青的山田已经不需要制造大全景，几张报纸、万岁口号、美国人牛排搭黄油之类的细节已经宣告了战争的存在，并且有一种错位的幽默。不难看出，在多喜、时子以及板仓身上，他们都对战争话题不感兴趣。恰恰是不合时宜的谈天说笑、不被允许的谈情说爱，它们也正是人性乐观善良的正面反映。面对难以释怀的战争历史，山田洋次用他的电影做到了豁达，而中国电影，还远远没有上道。
【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