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隔空观影：藤井省三华语电影评论集》——《悲情城市》作为历史记忆的电影

【作者】：［日］藤井省三
【译者】：叶雨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日本学者藤井省三的四十篇华语电影评论文章。不同于那些专注于电影语言分析与心理分析的常规套路，本着对中国电影的热爱，作者展开了一场对中国文学、艺术、风俗、历史的影像之旅。在本书中，作者以时间顺序为纵轴，以地域划分为横轴，以一名外国学者的新鲜视角，重新评析了华语电影长河中一颗颗熠熠生辉的明珠。 通过回顾经典电影《家丑》，作者展开了一场对中国当铺的历史大考究。通过赏析《滚滚红尘》，作者滔滔不绝地品评起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乱世情缘。通过解读蔡明亮的作品，作者将中国民间传说糅合进导演创作的集体无意识。作者通过华语电影之窗，观看中国璀璨深厚的历史文化。读者则通过观看作者的观看方式，打开全新的文化视角。这是一场审美的互相凝视。这是一场跨越文化的隔空观影。

上两期试读内容：
《隔空观影：藤井省三华语电影评论集》——《家丑》传统大家族制度的崩溃
《隔空观影：藤井省三华语电影评论集》——《南京大屠杀》批判和反思

【本期试读】：
从日本殖民地的苦难“解放” 
影片《悲情城市》通过描写一个位于港口城市基隆的大家族的兴衰，侧面反映了“二•二八事件”这个现代台湾史上最大的历史事件，被誉为世界电影史上的名作。该片于1989年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成为首部获得海外最高奖项的台湾电影。同年，该片在日本也开始商业放映，得到很高的评价。

所谓的“二•二八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年半后发生的震撼台湾全岛的政治事件。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与祖国分离近半个世纪的台湾归复中国。虽然多数台湾人还心存困惑，但无论如何还是在庆祝日本统治的结束。他们学习汉语，阅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热烈欢迎国民党登陆台湾。但是，最开始登陆的，是粗鄙的杂牌军。他们背着锅、穿着草鞋，不仅不识字，还经常抢劫商店、坐车不给钱。接踵而来的是一群腐败的官僚，他们以接收日伪资产为名，掠夺台湾的财富、侵占政府官舍，公然任用亲信、索取贿赂。

一方面，日本人在最初占领台湾的时候，杀了很多武装抵抗的台湾人；另一方面，他们在台湾推进法治、大量投资，进行了产业建设。可以说，这是为了通过殖民统治获取利润，但至少是怀着统治者的心态。但是，国民党只考虑收获，完全没有投资、建设的心思。干个三四年，任期结束后重回大陆——他们就是以这种捞一把就走的心态压榨台湾人民的。

苦难深重的台湾人说，这是“去了狗来了猪”。因为日本人施行繁复的法律制度就像是看门狗，然而，国民党来了，却像猪一样只知道吃和睡。回归祖国的激情幻灭了，而这种幻灭很快就变成了愤怒和憎恨。

天马茶室的小烟贩 
1947年2月27日傍晚七点，台北市西北部的繁华街区太平町（现在延边北路一段）的天马茶室前，停着一辆国民党政府专卖局的卡车。国民党官员没收了贩卖走私香烟的老太婆的财物，老太婆跪在地上请求还给她一半香烟。外省官员挥舞着手枪，用枪托砸在老太婆头上，老太婆头破血流地倒下。

走私的香烟原本是国民党军人、官员从上海非法带入的洋货。而且，从无依无靠的老太婆那里没收来的钱，最终将成为这个官员的零花钱，没收的香烟也将被他再度投入黑市。国民党的官员们就是这样自己破坏着法律，再以法律的名义来榨取台湾人的。愤怒的两百余名围观者一齐发出质问，官员们一边开枪威吓一边逃走，围观者中一名男子被击中，当场死亡。

发生在太平町的暴行事件，点燃了台湾人心中萌生的对国民党及“外省人”的憎恨之火。第二天，2月28日，暴行事件传遍了整个台北市，商店组成抗议同盟举行罢市、学生罢课，就连政府机关的职员也勇敢地罢工了。很快太平町出现了男女老少的游行队伍，他们通过北门来到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将军所在的长官公署前的时候，队列已经膨胀到了数千人。游行队伍高喊着“严惩凶犯、杀人偿命”的口号，缓缓向忠孝西路推进，正午时分来到距离公署铁门五十米处。这时，公署房顶上突然响起了“哒哒哒哒”的机关枪声，六人当场死亡，多人受伤。

激愤的台北市民占据了公署西南的广播电视局，向全台湾报道了事件的经过，呼吁台湾人民支援台北市民。由此，暴乱开始向全岛蔓延，台湾政府机关被很快占领。曾经接受过日军训练的青年组织起治安部队，一边唱着日本的军歌“代天讨不义”一边前进。碰上可疑的人，就命令他唱“君之代”，如果不会，就被看成是国民党一派的“外省人”加以制裁。对此，陈仪将军和台湾的头面人物们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和游行者进行交涉，全面接受了关于公选市、县长，撤换专卖局长等要求。另一方面密电蒋介石要求增派援军。

3月9日，国民政府第二十一师精锐部队从基隆港登岸，夜晚对台北市发起进攻并颁布戒严令，大扫荡作战开始了。和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头面人物、知识分子，也因为以前对国民党的批评而被处刑。即使是接到“站住”的命令，由于吃惊而蹒跚两三步的老人，也被立即射杀。这样的虐杀在台湾全岛进行着。根据国民党政府三十五年后发表的报告书推算，死者为一万八千至二万八千人，还有一种说法是死伤者和失踪者合计超过十万人。

冲破“二•二八”禁忌的电影 
虽然“二•二八事件”在国民党的独裁体制下，是一个长期的禁忌（连给牺牲者开追悼会都不被允许），但是随着民主化的进展，要求公开真相的呼声日渐高涨。1990年，台湾当局发表了研究报告书，1995年2月批准了在台北市建立追悼纪念碑。李登辉作为代表承认了当局所犯的错误，表示了深刻的反省。对受害者家属的赔偿立法也在一步步推进。

《悲情城市》的制作，就是围绕着“二•二八事件”中台湾而进行的。电影制作虽然是1987年7月戒严令解除之后的事情，侯孝贤导演还是担心国民党政权会进行干涉。在台湾完成拍摄之后，《悲情城市》的后期处理全部都在东京进行，完成之后直接送去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悲情城市》 (1989)

《悲情城市》在台湾本土也是无剪辑上映，上映后短短两个月，观众达到了一百一十万人的空前纪录，反映出台湾人民对真相的渴望。这部影片以平民的眼光凝视沉没在历史阴影当中的悲剧事件，唤醒了台湾人心底的隐秘记忆。

但是，这部电影并没有得到事件当事人、现代历史学家们的全面肯定和赞同。据四方田犬彦的“侯孝贤论”（《电影风云》收录）所载，台湾大学的历史学家吴密察等指责说，主人公的义兄和同志们在事件之后躲入山中组织游击队的场面，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另一个事件混淆了。此外，对于先是民众的起义之后政府镇压这样的描述方式，吴密察也是持批判的态度的。

“幌马车之歌”的国籍 
以电影对“二•二八事件”的新描写为契机，各种各样的历史记忆在台湾被重新唤起。另一方面，《悲情城市》在日本的放映成功，不也正是让日本人重新认识台湾的契机吗？随着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和台湾当局断交。虽然此后也维持着密切的经济关系，但是向日本介绍台湾文化、社会的机会，却是很少的。

不过，正如前文所述，日本殖民地时代末期，台湾人读、听、写日语的理解率达到了57%，小学的入学率达到了71%。在“二•二八事件”中起义的民众，在行进之际唱着的歌曲，是旧日本军的军歌。《悲情城市》的主人公们也是在日本的岩波文库中读到了马克思的著作。而且，在影片中，那些被国民党军逮捕的人们，在处刑前和朋友们一起用日语唱起了“幌马车之歌”。四方田在先前引用的“侯孝贤论”中做了以下的叙述：

《悲情城市》的主题之一，是被强烈的希望所激励的台湾青年知识分子，在逐渐加深的失望和挫折中绝望的过程。影片的主题曲，可以说是通过音乐的悲剧式变迁，直接讲述了一个故事。

对国民党政权绝望而奔赴刑场的青年们，选择了旧宗主国的流行歌曲来寄托心情的悲痛。同时，侯孝贤对画外音的自如运用，巧妙地推进了电影进程。田村志津枝也敏锐地注意到了歌曲的思想倾向性。根据田村的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1932），由山田作词、原野为二作曲、和田春子演唱“幌马车之歌”正式发行唱盘。三年后，由松原操和樱井健二二人演唱的版本也在哥伦比亚公司发售。“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掀起了“满洲热潮”，“幌马车之歌”就是歌唱“满洲”的充满异国情调的歌曲。“夕阳下远方的树叶飘落，林荫道上斑斑驳驳，在充满回忆的小丘上，眺望远方故国的天空。”

在战前的台湾，这首歌“幌马车之歌”已经是很受欢迎了。而且，在“二•二八事件”两年后被捕、第二年被枪杀的钟浩东（基隆中学有名的年轻校长），据说也留下了“我死的时候给我唱一首‘幌马车之歌’吧”这样的遗言。“幌马车之歌”是钟校长最喜欢的歌曲，钟校长不仅在被捕前时常教朋友们唱，即使在狱中也教同志们唱。

然而，据田村的调查，好像钟浩东并不知道“幌马车之歌”是日本歌曲，还以为是苏格兰民谣。钟浩东的夫人在接受田村的采访时，得知了歌曲的国籍之后很是吃惊。钟浩东是台北高中的优秀生，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因为不愿意被日军征用为民夫，中途退学。后来，钟浩东前往日本的明治大学留学，随即到大陆参加了抗日战争。他的抗日爱国情绪非常强烈，曾经因为看见妻子穿着浴衣（简易和服）而发怒，立即跑到商场去给妻子买睡衣。

和钟浩东一起被捕入狱三十五年的左翼青年林书扬，曾在钟校长处刑的早上唱这首悼念之歌。据林书扬回忆，钟浩东平常都是唱一些大陆左翼学生的歌，只是因为他夫人喜欢，所以才例外地唱了“幌马车之歌”。“不是这样的话，谁愿意唱着日本的流行歌曲去赴死呢？”这位原狱中斗士轻蔑地对田村说。林书扬进一步做了如下的批评：“在电影中使用‘幌马车之歌’我认为并不合适。那样一来，好像是原谅了日本似的。影片只描述了国民党政府和台湾人之间的纠葛，美化了台湾人对日本的感情。”

各种各样的“记忆” 
其实侯孝贤是在“二•二八事件”那年（1947）出生于中国大陆的广东省梅县，在一岁大小的时候被双亲带到台湾的“外省人”。在围绕着《悲情城市》的后续电影《戏梦人生》（1993）回答台湾报纸的采访时，他做了如下的叙述：

我在台湾生活了四十年以上。但是，在拍摄《悲情城市》的时候，才第一次学习台湾历史。读了很多关于台湾历史的书，就是想更深入地了解台湾。拍摄电影，也是学习历史、人生的过程。

侯孝贤的双亲并不了解台湾作为日本殖民地的时代，而且侯孝贤自己也是在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教育政策下成长起来的，并没有学习过关于台湾过去的知识吧。作为电影导演，侯孝贤自成一家之后，不断学习台湾史，在电影中展现被视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然而，在导演的眼中，这个凄惨时代之前的殖民地时期，是作为值得怀念的、更美好的东西而被反映出来的吗？“二•二八事件”的死刑犯用日语唱着“幌马车之歌”的场面，也可以说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台湾历史中创造出的一种新记忆吧。

尽管如此，在这部电影中，从房屋布景到书籍等细节，到处都充斥着战前日本的影子。作家池泽夏树也说：“侯孝贤的世界令人怀念。”池泽认为，领会“人间的普遍的资质”，应该对于理解“面对风俗的乡愁”有所帮助。

这种话本身就是最正确的指责吧。作为日本的战后一代，我们的父母、祖父母曾经将台湾作为殖民地占领。当我们面对侯孝贤的电影所唤起的“面对风俗的乡愁”时，难道不应该稍微慎重一些吗？殖民地时代的记忆，台湾人自身并没有忘记。不仅没有忘记，而且因为侯孝贤的电影又唤醒了新的记忆。在狱中唱“幌马车之歌”悼念钟校长的林书扬就说了如下的话：

台湾的悲情的根源，我认为是因为（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人和日本人之间，个别的友好和亲善也是有的吧。然而，在殖民地中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的关系，必然会破坏这种美好的关系的。实际上，日本人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台湾人呢？为什么不能理解呢？说到底，难道不还是因为盘踞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吗？

《悲情城市》这部作品，并不只是作品所描述的“二•二八事件”，它还暗示着导演自身的历史体验，也在质问着日本观众是否真的了解台湾。再现历史的记忆、唤醒历史的记忆、暗示历史记忆中的人——这些不是别的，正是在追问历史记忆的实质。现代日本人如果也能够这样来看待《悲情城市》的话，也许殖民者的子孙也能和台湾人成为真正的朋友吧？

《千禧曼波》 (2001)

侯孝贤的作品世界走向何方 
侯孝贤导演描写自己少年时期到高中毕业的自传电影《童年往事》（1985），以及描写苦涩青春的《恋恋风尘》（1987）等，都是台湾新电影的杰作。然而，《悲情城市》之后，特别是《戏梦人生》之后，描写现代台湾的艺术电影多了起来。1999年的影片《海上花》集结了香港、台湾、日本的著名女演员，用意识流的手法描写十九世纪末上海滩的高级妓院，巧妙地描绘了美妙的身体和传统社会的复杂关系，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2001年的《千禧曼波》可以说是《海上花》的现代台湾版吧。女主角Vicky是一个高中退学的女孩，她在一家酒吧打工维持生活。Vicky的恋人豪豪，是一个沉溺于酒、麻药和游戏的颓废青年。不久，Vicky和豪豪分手，认识了一个看似可靠的黑道混混，高捷。然而，捷哥因为黑道纠纷去了东京，下落不明……女主角一个劲地抽烟、喝酒的场面，被她自己断断续续的独白串联起来，表现出一个现代大都市的孤独女性。对于这样的主题，侯孝贤驾轻就熟。Vicky这个难以把握的角色，让台湾人气女演员舒淇的表演潜力得以展示。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见到舒淇小姐在有名的北海道夕张市的电影街上玩雪，对于日本的电影迷来说，真是令人开心的场面呢。

本文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官方授权刊载的电影图书试读系列，提供影迷更多接触电影知识的机会，文中内容不代表迷影网观点

（编辑：唐冶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