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电影大师谢飞谈中国电影与审查制度（作者：Yohann Koshy）

1989年6月，谢飞完成了《本命年》的拍摄，同一天，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事件。这部电影被普遍认为是谢飞最好的作品，它通过了电影局的审查，并在之后的几个月毫无阻碍地进行了放映。

谢飞讲述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刚刚获得释放的犯人，努力在北京安顿下来的故事。当然，《本命年》是一部深层次的政治电影。但政治内容并不是以警察的残暴、政府的无能或对不同政见的同情来体现，而是依靠姜文传神的表演，将一切携刻进他的面孔之中。姜文几乎出现在每一帧画面里，他用肢体语言来填补其稀少的台词；他沉重而疲倦的双眼传达出社人物的抑郁与被排斥。（这使我想起切瓦特·埃加福特在《为奴十二载》里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演出：一面表达着巨大的痛苦，一面对奇特的体验保持忠诚。）在中国，现在已姜文已成为了著名导演，在《本命年》中，他的表演没有眼泪或者尖叫，只是用令人震惊的平静来表现这些感情。这证明了姜文对电影无声云烟的敏感，也是对谢飞无形的导演的肯定。

谢飞教授1942年出生于一个高级干部的共产主义家庭。但童年的种种特权并没有使他（和其他的第四代导演）免于经历“中国电影人的最大灾难”。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他的艺术诉求，直到1990年他才暂露头脚。现在他在享有盛誉的北京电影学院教书，最近他造访了伦敦，出席了他的影片《本命年》和《香魂女》的放映仪式。这两部电影被选入英国电影学会的“光影：中国电影100年”电影展。在英国电影学会的休息室里（这天正好是他的生日），我们讨论了《本命年》、电影审查和现代中国电影的处境。

记者：生日快乐，抱歉您得在阴雨连天的伦敦度这个生日。

谢飞：不，可以到这里来展映我的电影，就是对我生日最好的庆祝。

记者：在您的《本命年》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主角的逃犯朋友跳下房顶的画面。他们在黑暗中吸烟，只留给我们烟头燃烧的闪烁。在这部电影制作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似乎也变成一种细小的政治控诉。那么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您有意识到电影里的那些政治象征吗？

谢飞：这部电影不是关于历史上的某个时刻的事情，而是关于具体的个人……我完全没有想过去象征些什么。但是，故事发生在那样一个时期，政治背景就是那样的。事实上，作为一个导演，人们在观看和分析我的电影时所说的很多东西都是我没有想过的。比如说，人们说这部电影基调很阴暗，光源总是在顶部，因为那就是北京当时的真实情况，尤其在胡同里。在你说那的那场戏里，那个逃犯本来应该敲门的，但我觉得不够有特点，所以让他从房顶跳下来。至于烟头的闪烁的画面，因为当时的胶片正好足够记录下烟头的燃烧的亮度。出来的效果很有趣，我也很满意。

记者：您昨晚说如果今天再拍《本命年》，可能就过不了电检了。那是为什么？

谢飞：近些年，一些领导希望电影能够多展现中国积极向上的一面。现在他们可能会觉得《本命年》太消极了。文革后，我很幸运地可以开始拍摄电影了，虽然那时我已经不年轻了。我必须更加理智与谨慎。对于电影，我只会看重它的艺术价值。但我的一些学生有时太幼稚了。他们拍一些同性恋题材，或者有政治内容或隐喻的电影，它们根本不可能通过电检。完全不可能。

“在广电总局关闭前，我不打算再拍任何电影了。”

记者：和审片员打交道有多难？

谢飞：我一直很小心，但还是常常接触到了一些敏感内容，得到一些审查指示：“也许你能改改这个或那个”。但他们从没在我的电影中发现过什么大的差错。比如，在《香魂女》中，有一场在床上的激情戏，根本看不清楚什么裸露。但他们会说必须改一改它，或者剪短之类的意见。

但是，我的最后一部影片《益西卓玛》就是真的受到了审查的压力了。很多场戏和内容被剪掉了。其实，在写剧本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请求有关部门审看，我一直很小心地处理这部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但在电影拍完之后，还是遇到了巨大的麻烦。电影涉及了59年达赖喇嘛的出逃，以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宗教体系被的摧毁，这些都是很敏感的话题。

后来，虽然《益西卓玛》官方意义上通过了审查，但却不能在中国上映。它在海外放映了，参展了很多电影节，但中国没有发行。这也是我拍的最后一部电影，以后，我转去拍电视剧和教书了。

记者：你的学生怎么能看到他们需要的电影？通过盗版光碟，还是网络？

谢飞：中国是个很好笑的国家。这里有很多规定的条条框框，但却总是有盗版碟泛滥。因为市场和网络上的盗版存在，我们可以比你们接触到更多的电影电视！我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在中国有几个类似于youtube的视频网站。在那里你可以找到许多美国、英国和韩国的电影和电视剧集，通常在西方电视播出几天后就可以看到。那天我看到有人在看《性爱大师》，而那里面有大量性爱镜头！因为是在网上，即使是小孩子也可以看到。因为没有分级制度，小孩也可以接触到这些影视资源。家长又对互联网没那么了解，政府要么是不知道这个情况，要么是不在意。这是个问题。

在1978年之前，中国有30年处于完全的封闭之中。我们无法接触到西方世界。看不到美国电影。那时，如果我们听BBC，那就触犯了法律。但是现在，我们能接触到任何信息和事情了，可是却没有有效的管理。无效的审查其实是在自欺欺人。

记者：在北京电影学院，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您肯定有更加独到的见解。你们这一代电影人对于现代中国电影界的影响是什么？

谢飞：对第四代——也就是我这一代——和第五代的影响通常是来自俄罗斯，即前苏联，和欧洲的经典西方电影。但第六代和之后的电影人，他们更多的受到好莱坞大片的影响。他们也喜欢英国电影，比如《猜火车》，他们迷恋它！而对我来说，它很好，还不错！但没什么特别的。

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电影人也受到了香港的影响。香港市场很小，香港电影人必须在别的地方发展他们的电影产业。他们把自己的电影推销给大陆，这也导致了中国传统电影行业的末路。现在电影市场里充斥着低俗浅薄的香港式娱乐电影。

记者：现在《钢铁侠3》之类的电影都是中美合资的，这是中国电影的末路吗？尤其在去年电检局强行停掉了中国的独立电影节之后。

谢飞：没错。中国有一个电视频道叫CCTV6，他们播放电影，但是只放主流电影，而不放中国的艺术电影。所以人们才想办一个自己的独立电影节，像是在南京的那个。我被邀请当评委，但当我到了那里，他们告诉我活动已经取消了。

不过上个月，我被邀请去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大省青海。那里举办了一个FIRST青年电影节，很棒。现在有很多数字电影，在各地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也有一些小型的独立电影节举办。一些两道部门对这些视而不见。但实际上他们也没理由去阻止，因为现在各地都有舞蹈节、音乐节，为什么我们不能有独立电影节？这毫无道理。

记者：他们一定特别惧怕电影

谢飞：但没什么好怕的啊。实际上在13亿的人口中，去影院的观众数量很少啊。你听说在中国每年有5亿人次去电影院看电影，其实就只是同一批人每个月都去而已！实际上大概也就只有3000万或4000万人去看。

在广电总局关闭前，我不打算再拍任何电影了。

记者：你罢工了！

谢飞：（笑）我还在教书呢！我在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