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行》(Parade,1974）
你是否在跟我说为了制作这部电影我花了自己的时间？恩，我会告诉你精确的日程。既然你已经坐下了，你就不会因为惊讶而翻倒了。我们花了一个星期排练。这时间不算长。然后我们花了三天拍摄，还有大约两个星期和一小拨观众拍摄串场镜头。
你将要看到的不是一部电影：它是一个奇观（spectacle），目的是打破观众和银幕之间的坚冰。“参与（participation）”这个说法现在被用得很多。它被频频提起却很少被看到。如果有个人要被干掉了，他就是要被干掉了，很公平，但是观众没有参与。现在有正相反的情况：你正身处在马戏团里。马戏场是圆的，就好像你是观众的一员。尽管通常情况下观众被要求一直保持安静，但这部影片是那种比较罕见的导演满心欢喜希望观众能够说话的影片。你就想在马戏场里的观众一样可以鼓掌。你可以吹口哨。如果你不喜欢表演，你甚至可以走掉。
我想有些说法会显得很炫耀，就像说：“我捍卫马戏，我是一个识字的人，在我看来小丑就是这样的或者那样的…”另外，《游行》严格来说跟马戏没什么关系。它music-hall的成分要高于马戏。换句话说我想要做的就是把马戏场（ring）交给孩子们。我说了句：“全部道具都在这里了。”就离开了，他们开始做他们看过的各种把戏。他们开始试验变戏法，开始玩，开始变成小马戏团艺术家。我注意到当你看到一个画家，你就明白他会喜欢上如何用他的画笔变戏法。为什么他不能用它变戏法？在我的节目里没人知道什么是变戏法，画家，观众，艺术家，没人知道谁是小丑，谁不是。
人们带着巨大的失望看这部电影。虽然它是一部乐观的片子。马戏团是谦逊（humility）和仁慈（kindness）的伟大学校，你能看到在如今这个摩登时代里的一点荒谬。如果没有马戏团，卓别林、基顿、劳莱与哈台都不可能存在。孩子们喜欢它是个事实：那气氛，那景象，所有人看表演的时候的笑容。它绝对是必须的。我很抱歉，但是你不会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我觉得电影是个整体（ensemble）：你可以开枪，杀人，脱衣，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我想我们也需要一种快乐。穷人和富人都有权因着同样的东西发笑，被一个高技巧的危险的荡秋千所感动。这是一种需要。你可以憎恨马戏，觉得它无聊，它很糟糕，它除了运动，摄像机，所有加在一起的一切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就是必须这样拍这个节目。
这不是第一次塔蒂开始追求这样打破观众和银幕的界限。塔蒂早在1961年就试验过。那时他的朋友Bruno Coquatrix正主持一个Olympia的演出，艾迪斯·皮亚病了，塔蒂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救场的邀请。他设计了一个叫《节日》的剧。剧中不仅在放映塔蒂的影片《节日》的时候有剧中人从银幕走出，塔蒂还精心安排了一些打扮的很像于洛先生的人坐在观众席中间。“‘现场’和‘胶片’在一直相互交换，舞台不停的打破剧场的三面墙的束缚，电影则打破自己的四框。”
在《玩乐时光》的原结尾里，塔蒂设想的场景是看到一个放映厅，片中人物的剪影被投射在银幕上，而剧场里看电影的观众现在则进入到影片中了。
塔蒂试图打破这种银幕和观众的隔离：“一种不同的电影，一种观众进来以后可以保持他自己的电影……我想让观众意识到他在某种意义上是景观的一部分，他和导演之间有一种对话；一句话，我想要的就是一种人的交流。”
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塔蒂的身体情况则急剧下降，已经不能维持这样连续的表演，所以节目不久就下了。
《游行》的前身是和瑞典电视二台的一个合作的节目，这也是当初Douglas最后投资《聪明笨伯古惑车》的如意算盘。两人的关系很微妙，反正，他们都听不懂对方的骂人话。塔蒂慢条斯理的节奏显然让电视台着急，在折腾了两年、花了不少钱后塔蒂还在写剧本，和Lagrange设计笑料。终于电视台下一个最后通牒，让塔蒂拍一个52分钟的专题。塔蒂最终将原来的计划放到一个叫Confusion的、永远没能找到投资人的新片里，转而为电视拍摄了《游行》。
1978年原来买下塔蒂所有电影的意大利人Monaco终于理清所有法律纠纷，塔蒂的老片得以上映。为此塔蒂还特意带了一帮人去Saint-Marc海滩重拍了《于洛先生的假期》的划船段落，颇有要调侃《大白鲨》的味道。
晚年塔蒂接受了恺撒奖的终身成就奖。他跟Lagrange说，这里有一半奖是他的。的确，没有这些朋友，塔蒂恐怕无法获得这么大的成就。这里有为他设计了大部分场景，写了两个剧本的Lagrange，写了让他成名的哑剧的Alfred Sauvy，给他设计了无数笑料的艾泰和Marquet，长期的剪辑师Baud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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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明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