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贝托鲁奇访谈(作者：Emma Myers）

文章题目：Interview: Bernardo Bertolucci 贝托鲁奇访谈
作者：Emma Myers
来源：http://www.filmcomment.com/entry/interview-bernardo-bertolucci
译者：Monsieur_Le_Chat
校对：keyloque

1961年，贝托鲁奇以助手身份出现在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电影《寄生虫》（Accattone）的片场，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他有神童之作《死神》（The Grim Reaper，1962），拍过难以被世俗接受的天才之作《巴黎的最后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1972），也有奥斯卡最佳影片《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1987)，还有口碑不佳的《一九零零》（1900，1976）。但过去十年里，这位意大利电影大师饱受疾病困扰，不得不坐在轮椅上而被迫放弃自己的事业。《我和你》（Me and You）是他三十年来执导的首部意大利语故事片电影。这部电影改编自尼克洛·阿曼尼提（Niccolò Ammaniti）的同名短篇小说。继《偷香》（Stealing Beauty，1996）、《爱的困惑》（Besieged,1998）和《戏梦巴黎》（The Dreamers,2003）之后，贝托鲁奇再度对自我感受到禁锢的影响进行新的探寻。

本片（《我和你》）中的意志囚徒是十四岁的青春痘男孩洛伦佐（Lorenzo，Jacopo Olmo Antinori，雅各布·奥尔默·安蒂诺里饰）。他在学校的孤僻举止让他母亲(Sonia Bergamasco饰)操碎了心。洛伦佐偷偷地躲开了校园组织的滑雪周；为了逃离母亲和母亲逼他看的心理医生，他在积满灰尘的地下室里搭起了帐篷。不过，他的孤独很快就被同父异母的瘾君子姐姐奥利维亚（Tea Falco饰）打破。隐藏在假皮草外套下面的她，其实有颗苦修士的心。她钻进了洛伦佐的洞穴与其彻底戒毒。

相比于《同流者II》（The Conformist）的政治控诉和《巴黎的最后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里原始的性爱场面，这部《我和你》（Me and You）的口味清淡许多。但是电影里奢华的灯光，赏心悦目的背景设计和灵活的摄影技巧都让原本单调的场景富有魅力，尤其是大卫·鲍伊的那首“Ragazzo Sola, Ragazza Sola”—意大利语版本的“Space Oddity”—完美地诠释了青春期里可怕的焦虑和孤独。

《电影评论》（Film Comment）电话联系了贝托鲁奇，他用沙哑的声音讲述了他过去和现在的执导经历，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电视优于电影，以及争议不断的“黄油”场景的各种原委。

您已经有十年没拍电影了。是什么原因促使您重新执导这部电影？

脊椎问题让我长时间没有任何动作。几年前，我甚至肯定我的导演生涯会就此结束。直到2010-11在纽约MoMA（The Museum of Modern Art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自己的回顾展上，尼可洛·阿曼尼提(Niccolò Ammaniti)给了我他的短篇小说。我很快就读完了，只有一百来页。电影直接改编自该书，只是我不喜欢书里最后姐姐死于吸毒的情节。这点我不赞成。凡是在小说、电影或者戏剧里面出现个瘾君子，大家都明白这个人最后会死掉。我不太喜欢这种道德评判。我想让姐姐活着，这点和小说出入很大。于是我很快就答应拍片。

（在拍摄期间）我这次的观点与之前不同，但是我认为一个人是可以尝试新事物的，于是我就去试试。我自认为我用一种新的方式找到了平衡点。

几乎在您所有的电影里，镜头下的角色或多或少地和社会所定义的“正常”有直接的冲突。莫非您对此有共鸣？

我对我电影里的主人公都有一种认同感，这次的小男孩和小女孩也不例外。说起来也好笑因为我毕竟73岁了，但我能够拍好一个14岁的男孩并且我能够与之共鸣（笑）。在影片的最后，你们能看到姐弟彼此之间的认可—他们接纳自己、认可自己，并且热爱自己。

您第一次片场“触电”是在帕索里尼（Pasolini）的电影《寄生虫》（Accattone）里，您担任助手。帕索里尼没有其他电影作为参考，所以您形容这段经历让您重新“见证了电影的诞生”。然而您是一个电影迷；您被很多电影深深地影响过。自您从影以来，电影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您现在还能在当代电影人身上发现新灵感吗？

电影是我日常生活的养料，这点我从不否认，当然现在的电影肯定和以前有很不相同。那些美剧我差不多都看过……我很喜欢《无路可退》（Rubicon）。我喜欢带有老电影节奏的影片—它们从容地记录思考着的人们，也不太具有动作性。镜头可以在人物脸上长时间地停留，并不一定非要发生什么剧情。如今的剪辑不一样了—总是在一个动作结束之后就切掉了。但我在电视剧里找到了乐趣—电视剧不一定非要切掉画面。我甚至感觉我自己电影的节奏都和我自己以前的电影不同。

您电影里的政治寓意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您之前政治意图明显的影片相比，尽管这部电影对阶级主题仍有所呈现，但政治寓意在本片里几乎没有视觉化呈现。电影和政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您是如何在您最近的作品中处理您的政治经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都是我电影里重要的主题之一。这是因为以前的意大利人都在谈论政治—这也是最激动人心的。当时主要有两个政党—天主教民主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他们都在很长段时间互相牵制。当我拍《一九零零》（1900）的时候，我真的相信人民会得到应有的胜利，民众运动的胜利，他们差点就赢得了竞选—我这儿指的是八十年代。因此，我电影里的政治内容和我拍电影时周遭的政治环境是同步的——它给人的感觉是，万事都能改变。

正如我之前所说，政治是一种主要的养分。临睡前我们会想，第二天有事情会有所改变，我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世界，这也是我想通过电影所要表达的东西。现在的这代人不关心政治。如今到处是丑闻、腐败和改旗易帜，但是人们对这些要闻都弃之不顾。说来也太悲哀，它曾是意大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性爱也是您电影的中心主题。这部电影和之前室内剧《戏梦巴黎》（The Dreamers）、《爱的困惑》(Besieged)、甚至《巴黎的最后探戈》(Last Tango)都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从性上面来说，这是最规矩的一部，有一点点乱伦的暗示但又没体现出来。是不是在剧本里会有所暗示？

很多人都反映，他们看《我和你》（Me and You）的某些场景时都以为弟弟和姐姐会乱伦。但这次的角色和《戏梦巴黎》（The Dreamers）很不一样。我想表达的是一种趣味。弟弟和姐姐、儿子与母亲等乱伦的时刻总是难以置信地一触即发，但我没想再往那个方向拍。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新鲜体验。这部影片里没有乱伦，也挺意外的。

即使没有性爱场面，但您仍重视角色的人物形式塑造。影片里有一段画面美极了，奥利维亚（Olivia）盛装打扮，和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歌翩翩起舞。我很好奇，是否是因为玛利亚·施耐德（Maria Scheneider）在《巴黎的最后探戈》(Last Tango)里带来的争议让您改变了您刻画女主角方式，或者说是改变了您与女主角的合作模式。

《巴黎的最后探戈》（Last Tango）对于我来说是另外一种需求。我当初和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玛利亚(Maria)拍戏时，不知道从何下手。因为剧本不会说明你该如何拍戏———这正是剧本没有的东西。你有的是站在摄影机跟前活生生的演员。剧本描述的是角色，但你拍戏时你得尝试在镜头前创造生命。我也说不清楚…但我妻子说我能把一杯茶也拍得性感迷人。

人们至今还争议这部电影，是电影经久不衰的证明。

没人能阻止我拍这部电影，它在意大利是禁片——大概在首映后的十年里都没能公映。我也由此中止了工作，在牢里被谴责了两个月。针对你说的（人们至今还争议这部电影），就在几个月前我在“法国电影资料馆”（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做回顾展，有个人就问及《巴黎的最后探戈》（Last Tango）那场“黄油”戏的拍摄。其实使用黄油是马龙（Marlon）的提议。玛利亚（Maria）知道会有性爱场面，但她不知道具体的细节。因为我想让她表现出惊讶的感觉就没告诉她，对此她颇为不爽。然后这件事就变成了丑闻：“你让你的演员在镜头前交媾，太无耻了”。大家认为他们是在真做爱！这样的电影我拍过不止的一部，但这是唯一一部大家议论不休的电影。

您的初衷是想拍3-D电影，但最后还是使用了35mm的电影胶片。在您息影的这十年里，电影已经发生了大多变化。您如何看待新的电影技术？您觉得他们会如何重塑电影的艺术形式？

我们做了3-D片的测试，而且我很喜欢那些试拍效果。但对我来说这项技术进度太慢了。拍一部3-D电影的时间是35mm胶片的两倍，所以我就放弃了。但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是很好奇的，我对数字电影拍摄的效果感兴趣，就如同我曾经好奇什么是电影一样。电影业新事物不断涌现：默片之后的有声电影问世，黑白电影之后有彩色电影。

那么说您对电影的前景保持乐观？

我也不知道。我是认为电影在不断地推陈出新，总在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