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The Fraught Friendship of T. S. Eliot and Groucho Marx
作者：李•西格尔(LEE SIEGEL)
来源：http://www.newyorker.com/books/page-turner/the-fraught-friendship-of-t-s-eliot-and-groucho-marx
翻译：lafendan /校对：一个Delpy
(图为T•S•艾略特）
1961 年，T·S· 艾略特（ T. S. Eliot ）给偶像格劳乔 ·马克斯（ Groucho Marx ）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这位喜剧演员和幽默大师的一张照片。格劳乔非常热情地满足了他的要求，而且此后他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直到 1964 年6 月，格劳乔和第三任妻子伊登（ Eden ）到伦敦艾略特的家中共进晚餐，两人最终会面。就我所知，艾略特从来没有对外透露过那晚发生的事情。而格劳乔则在第二天写给弟弟甘默（ Gummo ）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正在写一本小部头的格劳乔评传——马上就要完成了，其间看到了这些书信，它们大多公开于 1965 年。读完这些信，我坐下来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两人之间这种奇特的关系，他们的脾性截然不同，却在交流中出人意料得热络。而经过更深入的思考，我对这些信的语气的解读又发生了改变。
大概读到第五遍的时候，我才感觉到两人之间存在的一种一触即发的紧张对峙。写一本关于格劳乔这样的喜剧演员的书，一大障碍就是你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入那种热情欢快的语气之中，许多娱乐人物的传记都是如此。喜剧演员的银幕形象常常过于鲜明，所以无论你多么小心翼翼地试图透过银幕形象来挖掘人物本身，真实的自我最后还是湮没于虚构的银幕形象之中。而且就演员来说，通常无法找到所谓的真实人物。就像我们听到或读到一个名人的言论时，那些话会受到他公众形象的干扰，就像麦克风的杂音一样。因此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把格劳乔的话和他的真实生活统一起来。
但是，当我意识到格劳乔的作品比一般人所想的更加黑暗，而且在他的作品和生活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差别时，这就变得简单了。格劳乔在七年级时辍学，由于缺乏正规教育而深感自卑。 15 岁时，他在旅行途中被一个妓女传染了淋病，这也是他心中的一个隐痛。看了他和自己内心的魔鬼之间的通信，我渐渐明白，那些看似无害的讽刺实际上是尖刻的自白。
有一回通信时，两人提到了格劳乔曾给艾略特寄去的两张照片，我发现这时两人之间的紧张对峙霎时变得明显了。艾略特告诉格劳乔他把其中一张照片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 “ 和其他名人朋友挂在一起，像叶芝（ W. B. Yeats ）和瓦雷里（ Paul Valery）。 ” 大约三个半月之后，格劳乔写信给艾略特说，他刚看了《纽约时报书评》（ Times Book Review ）上的一篇关于艾略特的文章，作者斯蒂芬 · 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写到了艾略特办公室墙上挂的人像，但是 “ 显然缺少了一个人的名字，我相信这是斯蒂芬 · 斯彭德的疏漏 ”，格劳乔如是说。两周后艾略特回信说， “ 我觉得斯蒂芬 ·斯彭德只是想列举油画和水彩画，而不是照片——我以为如此（ I trust so ）。”
艾略特真的会把格劳乔的照片挂在 20 世纪最伟大的两位诗人旁边吗？格劳乔有必要这样介意别人的褒贬吗？他如此敏感是不是有些失礼呢？对于格劳乔一本正经的言辞，艾略特回应的 “ 我以为如此”是对格劳乔矫揉造作的挖苦呢，还是对礼节性辞令的戏仿呢？这不由地让人怀疑，在他们对彼此名誉的敬重之下，是否存在对各自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天然的敌意呢？格劳乔是一个流行文化名人，移民后裔，粗枝大叶、直来直去的犹太人。而艾略特是文学界的名流，出身于圣路易斯的盎格鲁撒克逊贵族，还是一个暧昧的天主教保皇党，经常参与煞有介事的反犹太主义活动。
1934 年，艾略特出版了一本名叫《拜异教之神》（ After Strange Gods ）演讲集，其中有这样一段：
人类理应是同质的；如果在同一个地方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其中一种文化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识，要么两种文化相互掺杂。而比文化统一更重要的是宗教背景的统一；因此出于种族和宗教上的原因，大量自由思考的犹太人是不受欢迎的。
格劳乔是一个有良好教养的人，他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成为了一个艺人而不是文人。他最早的一些幽默文章就发表在这本杂志创刊的最初几期上，因此他不可能不知道艾略特在犹太人问题上的狼藉声名，包括《泰晤士报》在内的许多媒体都曾严厉谴责过他的言论。所以即使陶醉于艾略特的崇拜之中，格劳乔也忍不住想要给他一些难堪。而随着大屠杀（ the Holocaust ）的发生，艾略特也应该意识到了他在 1934 年的言论所引发的灾难。安东尼 · 朱利叶斯（Anthony Julius ）的《 T·S·艾略特，反犹太主义和文学形式》（ T.S. Eliot, Anti-Semitism and Literary Form ）中写道，二战后，艾略特 “ 虽然不能摆脱思维中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但是已经无法对自己蔑视犹太人的言行感到心安理得了。 ”
（下图为格劳乔•马克斯）
因此，虽然很高兴看到格劳乔对自己的关注表示感激，艾略特还是急于证明自己对犹太人抱有善意。（他在 1963 年写格劳乔的信中这样写道， “ 我很羡慕你能去以色列，我极度向往那个国家，如果冬天气候好的话我希望我也能去那里。 ”）但与此同时，由于格劳乔从不掩饰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艾略特可能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1961 年的文学界还在惊讶于亚瑟 · 米勒（Arthur Miller ）迎娶玛丽莲 · 梦露（Marilyn Monroe ），感叹高低文化层次结合得如此彻底。而在此之前，格劳乔和 艾略特的关系本来会成为一部永远都不会被写出来的典型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素材。当时，艾略特给格劳乔写信，请他再寄来一张照片，不是上次那种正式的沙龙照，而是一张带有格劳乔标志性的胡须和雪茄的照片。格劳乔大概过了两年才把照片寄出去。由于等得越来越不耐烦，艾略特还在 1963 年2 月写给格劳乔的信中直接说道， “ 我把你的照片放在办公室的壁炉台上，但是如果我不提醒我的客人的话，没有雪茄和滴溜溜转的眼睛，他们根本就认不出那是你。 ” 格劳乔多少感觉到了艾略特这个要求背后那种轻蔑，但是他还是在那之后不久就把照片寄了出去。
艾略特可以说是最伟大的英文诗人，而格劳乔在喜剧领域也有着同样崇高的地位——这是安托南 · 阿尔托（Antonin Artaud ）的溢美之辞。因此，两人都像是在迫使对方将自己本质的缺点隐藏起来。艾略特似乎想让格劳乔把自己看成一个热心的普通人，而不是那种高高在上、鄙视 “ 自由思考的犹太人 ”的死硬派。但是他未能如愿，谁让他那种英式的自嘲碰上了美式的粗鲁。在格劳乔拜访伦敦的前夜，艾略特写道， “ 报纸上有你的照片，还报道说 你到伦敦来见我，这大大提升了我在这一带的声望，尤其是在附近的商贩之间。很显然，我现在是个重要人物了。 ”
艾略特给格劳乔带来了一种隐隐的不安，他竭力想表现出来的亲和力倒显得他颇具社交手腕。而对权贵毫不掩饰的蔑视是格劳乔和马克斯兄弟的幽默的根源。他们生于世纪之交的曼哈顿约克维尔街区，母亲是个演员而父亲是个混混，马克斯兄弟把对自己贫贱出身的不满通通转化成了对僵化的社会阶级的控诉。格劳乔不齿于自己的出身，想要将这种自卑掩盖起来，而掩盖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的出身毫无保留地表现在观众面前，而正是与艾略特相遇激发了他个性中的这种倾向。
马克斯兄弟对于特权极度敏感，掌权的人只要稍有不轨就会招来他们的恶语相向。 “ 去他的吧，我决定了， ”他曾说， “ 我要给那些大人物一个和舞台上一模一样的格劳乔——放肆、狂暴、离经叛道。 ” 他们和电影大亨、自命清高的导演以及喜剧作家斗争。幽默作家 S·J· 佩雷尔曼（S. J. Perelman ）认为他们 “ 狂妄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 ” 。看他们不畏权贵、肆无忌惮地表演种种禁忌简直是一种巨大的释放。这种自由感来自某种难以想象、难以用讨喜的方式表现的东西。而正是得益于这种自由感，他们那些不太好笑的电影也显得颇具魅力。
但是在这种率性妄为的舞台表演之下隐藏着一种极大的不安全感，它经常通过尖酸刻薄的荤段子表现出来。 1967 年，格劳乔做客威廉 ·F·巴克利（ William F. Buckley ）的《火线》（ Firing Line），节目从一开始就火药味儿十足，因为格劳乔一看到巴克利的权威做派就本能地展开攻势。格劳乔在 1944 年没有给罗斯福（ F.D.R.）投票，巴克利想借此攻击他是个伪君子，而格劳乔却突然转向主持人，指着巴克利说， “ 你知道他的脸会发红吗？而且总是如此。他像个小女孩儿一样。我觉得他一直面色潮红。 ” 马克斯兄弟在权势面前敏感又脆弱，他们只要遇到哪怕一点影响他们自由的事就会立马去掏自己的裤裆。阿尔托倒是情愿把马克斯兄弟这种 “ 洋溢着自信，摆好架势要与世界决一死战 ” 的举动当作是一种疯狂的冲动。
而他抵抗社交或文化上的威胁同样也很冲动，这在格劳乔与艾略特的书信中随处可见。 “ 为什么没人找你主演情色电影呢？我认为这只能怪那些愚蠢的星探， ” 这位电影明星这样调侃那位严肃的作家。再比如， 格劳乔如此介绍他的自传《一个下贱情人的回忆录》（ Memoirs of a Mangy Lover）， “ 如果你读它的那晚挺有性致的，它可能会搞得你意乱情迷，回忆起一些你多年也不会想起的事情。 ” 在另一封信的结尾他这样写道， “ 向你和你可爱的妻子致意，无论她是哪位。 ”
你可以说我吹毛求疵，或是内心异常阴暗，但是不得不说艾略特生活在世界上最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而且还很难否认，他对格劳乔的无礼言语的回应可谓是又成功又体面的被动攻击。在收到信的两个星期之后，他写道， “ 我可爱的妻子与我一起向你致意，但是她不会加上 ‘ 无论他是哪位 ’，因为她知道你是哪位。之前我向她介绍了马克斯兄弟的电影 [ 因为那时她不知道你们是谁 ] ，而她现在和我一样都是铁杆影迷了。不久前，我们一起观看了重映的马克斯兄弟的《走向西部》（ Go West ）[ 他们最烂的电影之一 ] ，我以前没有看过 [虽然我知道它是二十多年前拍的 ] 。它当然值得一看。 [它当然不值一看，否则我也不会说它值得了。 ]”
格劳乔大概难以忍受这种布鲁姆斯伯里俱乐部式的拐弯抹角的挖苦。（他的自尊遭受了永久的伤害，但又同时不可救药地膨胀起来。在寄给该俱乐部的信里，他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 “ 任何想要接纳我成为会员的俱乐部我都不想加入。 ” 这不是因为他自暴自弃，而是由于他确实觉得这个俱乐部配不上自己，于是用他所独有的讽刺把它表达了出来。）两周后，他改变了策略，从之前的用黄段子来进行人身攻击转变为用艾略特的出身来贬低他的公众形象。
和性的固有性一样，社会出身的固有性也是马克斯兄弟痛击社会现象的一大武器。在《疯狂的动物》（ Animal Crackers ）中，奇科（ Chico）在 Rittenhouse 夫人的豪宅里与一个名叫罗斯科 · 钱德勒（Roscoe W. Chandler ）的有钱人搭话，询问他的真名是不是叫 Abe Kebibble。 “胡说八道， ” 钱德勒操着假装的英国腔叫道。奇科又问他是否在兴格监狱（ Sing Sing ）里呆过。“ 拜托！ ”钱德勒 说着就想走开。 “ 那朱利叶市（ Joliet）呢？ ” 奇科又说。“ 莱文沃斯（ Leavenworth ）？”“ 我知道了， ” 奇科说道，“ 你是从捷克斯洛伐克来的！ ” 这时哈勃（Harpo ）加入了进来，奇科又说， “ 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个卖鱼的 Abie ！” 奇科记起来 Abie 身上有个胎记，于是他和哈勃跳到钱德勒身上，几乎把他扒得精光，直到他们在他的胳膊上找到了胎记。这时这个 “ 钱德勒” 才承认自己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个卖鱼的 Abie ，并且用浓重的意第绪口音提出花钱让他们保守自己出身的秘密。
即使艾略特的来信十分友好，格劳乔还是忍不住挑事儿。格劳乔本名叫朱利叶斯 · 亨利· 马克斯（ Julius Henry Marx ），而他也会提醒艾略特他的本名是汤姆（ Tom ）而非T·S 。他还会说， “ 汤姆这个名字太常见了。以前有个犹太演员就叫 Thomashevsky 。[ 一个像你一样的演员，你这个英国腔的排犹的骗子。 ] 所有的公猫都叫汤姆——除非它们被骟了。 [ 你懂的。]” 在信的结尾，他依然当作不认识艾略特的妻子瓦莱丽（ Valerie ），还不忘提起艾略特不够文艺的出身： “ 向你和汤姆夫人致意。 ”
其实在 1964年 6 月之前的三年里，两人一直都说要去拜访对方，但直到那时，格劳乔才到艾略特家共进晚餐。根据格劳乔写给甘默的信，这也是对于这顿晚餐仅有的记录，艾略特表现得亲切随和。相比之下，格劳乔则大谈《李尔王》，因为书中的主人公埃德加（ Edgar ）恰好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叫汤姆的疯子。尽管汤姆 · 艾略特对于他所热衷的 “李尔 ” 表示礼貌的漠不关心（ “那也没能击倒诗人， ” 给甘默的信中格劳乔这样写道），格劳乔依然大谈特谈，得寸进尺。他写道，艾略特 “ 引用了一个我很久以前的笑话，我早就忘记了。现在轮到我礼貌地微笑了。我不会让任何人毁了我的文学之夜——即使是这个来自圣路易斯的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也不行。 ” 格劳乔还娓娓道来李尔与女儿们的关系。艾略特终于开口， “ 问我记不记得《鸭羹》（ Duck Soup ）中法庭的那一幕。我居然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我想我的文学之夜就这么结束了。 ”
在《鸭羹》中审判的一段里，语言被架在了俏皮话、双关语和胡言乱语的火焰上炙烤，直到熔化成毫无意义的字眼。（至少是近乎无意义的字眼，比如奇科曾这样说 “ 马戏团里净是些执着于一个固定话题的人 ”。）《李尔王》中审判的一幕里，埃德加 / 汤姆抗议弄人（ the Fool）的胡言乱语，他这样说道， “ 恶魔借着夜莺的喉咙，向可怜的汤姆作祟了。 ” 也许那也是与格劳乔晚餐时艾略特内心的呼喊抗议。但是格劳乔在这位 “ 来自圣路易斯的英国诗人 ” 面前自我保护意识太强了，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艾略特对他的智慧的委婉夸赞。格劳乔依然无法摆脱那种与生俱来的自卑，而这正是这种自卑刺激着他的喜剧艺术，也使他产生了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 我告诉你我们叫他汤姆了吗？ ” 他在给甘默的信的结尾写道。 “ 可能因为那本来就是他的名字啊。我跟他说他也可以叫我汤姆，但那只是因为我讨厌朱利叶斯这个名字。 ”
从 1964年 6 月的这次晚餐到 1965年 1 月艾略特去世这段时间里，两人似乎都没有书信往来。晚餐之后格劳乔都没有向艾略特发去致谢函，这很奇怪。不过这可能是因为这顿晚餐后，两个人都意识到对方与他的公众形象其实并无二致。确实，两个人——张扬的格劳乔和内敛的艾略特——都是那种少有的、公众形象和内在人格始终如一的人。
李 ·西格尔著有两部评论集《向上坠落：想象力辩护集》（ Falling Upwards: Essays in Defense of the Imagination）和《非远程控制：电视注释》（ Not Remotely Controlled: Notes on Television ）等书。他是《纽约客》 Page-Turner 专栏的长期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