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塔蒂（Jacques Tati）的英语访问非常少，他的访问被翻译成英语的也并不多。但是却有一本薄薄的、不起眼的可爱小书，里面收录了一个塔蒂的罕见访问，这本书就是佩内洛普·吉里亚特（Penelope Gilliat）所著的《雅克·塔蒂》（娱乐明星系列丛书，1976年出版），以下是这本书的一些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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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彼此不熟悉的时候他们往往能够以正确的角度看待彼此，当关系变得亲密之后他们看待彼此的角度却变得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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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不会再有第二个卓别林（Chaplin），也不再会有第二个基顿（Keaton），因为这一学派已经后继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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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辆新的车摆在面前。但是那辆旧的车承载着更多的纪念以及回忆。当我的旧车从修车厂回来的时候我如此高兴。现代化了的人们在本西车站扔掉一切东西因为它们坏掉了。我们的世界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加平庸。在从前，肉贩都身着五彩缤纷的衬衫，而今天他们全都套上白大褂就像男护士一样。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诊所。
但是如果一开始那些大陆征服者在海上的时候就真正了解他们自己，然后使他们发现的新城市适应他们的习性，那样他们可以使得这些新城市更加人性地一点一点走向现代化。意外随时会发生，人们会大笑。亨利·摩尔（Henry Moore）雕塑的椅子会变得坐起来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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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洛先生）在步行街上漫步，就是这样。他走着，显得天真而平静，只是看看周围的事物。我们非要用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欲望和需求给他洗礼，这是不是他的错呢？是不是如果我们要相信我们是认真的，我们就应该坚持庄重？你们明白，于洛先生是个反动分子。但他并不是要阻挡进步。他本身并不可笑，一点也不。他让自己严格遵守着礼貌的规则，他永远不会表达出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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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乘坐美国南部的某架航班时，（塔蒂的）行李丢失了，我看见他很严肃地为一个叫做“事故报告”的东西纠结，报告上放着一个盒子赫然写着“不要在这个盒子里写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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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不去教堂。我们达成共识觉得教堂里的活动很可能只是虚假的作秀。但是我们并不确定，不是吗？谁又能真的确定呢？那些给教堂捐钱以期上帝保佑的行为无论如何都是非常愚蠢的。如果你信仰什么东西你就应该身体力行不是吗？你应该在森林里停下脚步自己独立思考，然后在一棵树面前决定自己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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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乐时光》在新奥尔良上映的时候，（塔蒂）发现放映间里银幕上的幕布无论怎样操作都没法拉上，电影开始前他对沮丧的电影院工作人员说：“这样的情况对你们来说一定很困扰，因为这部电影没有终结。它只是简单地停下而已。所以我应该亲手拉上幕布。你说什么？控制拉幕的机器坏了？没关系。我可以用手快速地把它拉上，没有人会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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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自己其实是个无政府主义者。那些被载入史册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1968年的学生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很不错，但是后来当学生们来到雷诺的工人们那里，工人们说：你们的提议是什么？他们说：我们为了宽敞一点的公寓斗争了很多年。由此可见，革命通常是由知识分子发起的，但是它需要有一个大众都支持的推动力。我希望我拍的电影是给每一个人看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的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样子。在于洛先生系列的影片或《玩乐时光》里没有任何一个我拍摄的镜头是可以被用到其他影片。一部电影就像一个人一样。就像毕加索（Picasso）跟雷诺阿（Renoir）或者米歇尔·圣·丹尼斯（Michel St Denis）不可能会有雷同，学生们想看到的是最个性的部分。他们最不想生活在一个制造商们纷纷依靠贩卖电吉他赚钱的社会。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我必须说我站在学生这一边。他们问，当政府都伙同科学家们否认塞纳河的水即将被污染，你又如何能保证你的诚实呢？如果当政府的规划是根据汽车和汽油来做，谁又能秉持着原始思想在人们每天开着汽车带给城市空气污染的时候为绿化多言几句？关于这些学生们说对了。我为他们感到悲哀，他们没有在1968年的运动中获得成功因为他们在吸毒。你根本无法与说着说着就躺倒睡去的人好好对话，就是这样。但总的说来，就像我所说的，我还是要向这些学生们致敬。他们证明了姑娘常常会化上傻乎乎的妆。即使他们不想穿鞋子也没关系，尽管他们很不幸又表明他们住在贫民窟里，而且我也不喜欢。但是当他们跨越先锋界限的时候他们是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比如，在美国的一个城市，我会问为什么在大学的学生里黑人比率几乎只有千分之一，当然我并不是故意要问这样的政治问题，因为我并不是美国人。我不应该去评论。没有一个大学教授回答我的问题，反而是学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当然他们都赞同我，那是在美国南部，会有这样的赞同着实不易。学生和小孩对改变有更多的兴趣，他们鼓励着我继续我的道路。年长一些的人就没有这么好了。我遇到过一个从密西西比来的女人，她说，“不，时代并没有改变，我们只是现在有了这些可怕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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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乐时光》里于洛先生的形象渐渐淡化因为电影中的每个人都是英雄。很多人会认为我就是于洛先生，但事实上我真的跟他很不像。我没有办法昂首阔步，我会笑场。于洛先生的那种表情没法保持在我的脸上。就像我说过的，于洛先生是个极为罕见的人物，在今天，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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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卓别林）并没有能扭转任何事情。他的《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并没有能阻止希特勒。不过艺术还是可以对人产生一点影响。《大独裁者》是最早的地下电影之一，现在十岁的小孩当中也有会对着富及第（frigidaire）冰箱骂脏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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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拍一些可以振奋人心的电影。一栋新的大楼可以令人痛苦，我应该给人们吹口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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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电影的布景是妄自尊大的。这是为什么我写了《玩乐时光》，它可能是影史上运用70毫米胶片拍摄的最小规模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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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前在巴黎的时候赶上了一场垃圾工人罢工，正如所料（塔蒂）站在工人这边，但他没有傻到忽略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人人都好好的，大家都不慌不忙，这是我喜欢的。”他盯着一辆卡车里满满的军人，前来阻止罢工，看着家家户户门外堆积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摊摊手。“这是什么？”我说，然后走过一堆看起来像是纸带或空白电影胶片的东西。“电报。”他说着捡起一两米长的东西，假装读起来，然后开始笑得浑身抖动起来。“你看看上面写的这些重要的讯息：金价涨了！金价跌了！快买进铝制品！我希望办公室里的小弟在副总统读到这个之前把它给扔了。简直是丑闻！”他搅动着那一堆带子，仿佛它们是一大盘面条。小孩子们都聚了过来，认真地看着他，然后开始在这堆带子上跳跃，仿佛这是个羽毛床垫。“你看，他们就像订了婚的情侣在试床垫，相比看护弹簧的床垫销售员，他们有更多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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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玩乐时光》是对现代建筑的攻击，“这是一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喜剧。没有任何一个重要的个体察觉到改变的发生。比如说，小孩子和狗没有察觉。狗是非常无意识的动物。对于生活在纽约的狗来说，纽约还是那个从前的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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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狗的身上学到很多。而它们并不需要从现代的工程师那里学什么，它们总是用它们自己的方式对彼此问好，它们从来不改变。我希望我能一直理解（它们）。它们在我看来是极好的喜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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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年人，我想我可以拍一部关于他们的电影，片名可以叫做“困惑”。故事可以发生在为协和式飞机建造的新隧道里，故事的主人公可以是游客和向导。每次导游向游客们介绍说“这是什么什么景点”的时候，游客们来没来得及看见什么他们的大巴就进入了下一个隧道，导致整个游览下来游客们看见的就只有一个接一个的隧道墙壁而已。这个电影的概念是很多聪明的成年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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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在观看《游行》的时候），观众们自己置身于一个竞技场里观看马戏。玻璃遮罩被打破了。人们聊起来了，我很乐意观众们在影片里讲话。我很高兴如果一个小男孩提出一个关于他父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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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杂耍这种表演形式的存在是我喜欢拍摄远景的原因之一。在腿上的表演这方面，对我来说基顿是最棒的，你可以专门用一条音轨收他表演时步伐的声音，那简直就像是一段抑扬顿挫的对话，有问有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卓别林的表演自始至终都非常聪明。他是一个伟大的喜剧演员。他总是可以构建非常好的喜剧情境，不过它们对我来说有点太过头了。太过头的意思是一切的目的性太过明确，他表达得太直白，“我是个穷人。我很冷。我很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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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别林拍《淘金记》（The Gold Rush）的时候，人们其实是真的可以到山里去淘金的。但是现在大家都去冬季运动。卓别林的靴子和礼帽在雪地里已经显得不合时宜…我并没有这么讨厌新的时代，就像我说过的，我并不想说什么来反对孩子们的极好的到处充满阳光的学校，我只是想增加一点幽默感，比如在谈论奥利国际机场的时候，当然，人们应该还是喜欢我让于洛先生保持他的老作风。，拍个 “于洛先生去滑雪”，或者“于洛先生在圣特佩罗”。如果我这么做了，或者我就有足够的钱，我的妻子和孩子或许正住在城堡里呢。里。假使我继续拍小成本卖座黑白片，所有人都会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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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乐时光》没有赚钱或许是件好事，因为这样我就会总是处在新导演的位置上。我觉得我的内心很年轻，所以当我拍一部新片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像一个学生。我不是在为银行赚钱，不是为了还银行贷款把自己逼死；我是在拍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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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拍特写镜头的原因之一是我觉得我没有权利让任何人的鼻子突兀地呈现在大屏幕上，我应该给观影者选择的余地，看些别的什么。电影银幕之外的人生里，当人们被告知他们不许生活在某一个固定的区域，每天去工厂上下班除此之外毫无别的选择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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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职业生涯始于模仿打闹喜剧。这是个错误。之后我觉得我应该开创一种新的喜剧的视觉呈现方式，你知道并不是那种常规的表演技巧和演员。那些常规的演员就像是公务员。这并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制片厂以及背后推手的问题。其实每个人都是充满创意的，你可以从收音设备车里的某个人身上发现才干，也可以从服装部的小胡子上汲取灵感，等等等等。喜剧电影就像一座大楼，每个人都是为它搬砖添瓦的一员。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我要用70毫米胶片拍摄《玩乐时光》， 70毫米胶片通常是用来拍摄充满军队大场面和裸体明星的史诗巨制的。我会回答说尺寸的变化呈现出了喜剧效果。通过在搞笑桥段中加入立体声，喜剧效果跃然银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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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含蓄的喜剧流派，常常用默不作声的方式向观众们传达意思。而“我是今晚最棒的明星，我有很多技能，我可以做杂耍，我会讲笑话，我会跳舞，我是个很棒的人，我是个可以逗笑你们的人。”那是曾经的马戏表演以及杂耍表演的主流做派，我是被它耳濡目染长大的。如今我想展示的是我呈现的整个世界都是滑稽的，并不一定非要有搞笑桥段来呈现一部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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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呈现出谁是谁，但并不是像那本叫做《谁是谁》的书里那样，那本书教人们应该去上哪个学校，应该加入什么俱乐部。我想用另一种方法来表达谁是谁，即什么是什么。然后我就有机会观察在我对面，藏在一张巨大办公桌后和电话机堆中的大商人。，你知道的（拉领带的动作，打电话的动作，靠在昂贵椅子上的动作），让观众们自己感受到，“好像你也不是很重要啊”。这也是我喜欢年轻人的原因之一，他们不在乎显露穿衣服和不穿衣服的样子。一个很好的练习就是对自己说：“这些大商人光着身子会是什么样呢？”当我看着这些大商人四处旅行，看到他们为他们昂贵的行李箱心疼—这些箱子在行李传送带上好像水果市场里装水果的篮子一样被扔来扔去。当然，真正在水果市场里运果篮的人会比这个更小心一点。我相信我爱电影中的配角多一些，因为他们呼吸着真实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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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多年的杂耍表演训练让我意识到演员们其实很乐意展示他们的腿。“在镜头里把演员的腿切掉就好像把一只天鹅的脖子给切掉”–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有一次这样告诉我，他当时要在舞台上做一个跳跃，他的头好像一个舵，而他的腿就好像推动帆的风一样。塔蒂点点头，问了更多，并且说起基顿的表演技术，“我希望我的尝试可以对他在喜剧收音方面的棘手问题有所帮助。比如说，当人们身处陌生环境里的时候，环境音总是会比较响。他应该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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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很大一笔钱制作了磁带音轨。没有发行商想要使用它，但光学合成音轨的做法已经被淘汰了。我并不是在做制造雪佛兰汽车那样的我根本做不了的事情。但是很多没有我快乐的人拿着很好的工资。某一个负责索尼公司的人说他自己位高权重，但是他却不被允许有任何一个哪怕很小的新想法。比如说，把电梯漆成蓝颜色。那样的话马上会引来一场关于蓝色电梯是否能被允许的会议。如果你有一个想法，一个比别人好的想法，那是不被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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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蒂喜欢他的电影“跟每个人物都相关特别是与小人物相关”。在他拍摄《聪明笨伯古惑车》（Trafic）之前，塔蒂跑到高速公路上，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人们出去度周末，脸上却没有一点笑容。小狗在车里透过后车窗往外面望，盯着它们原本可以在上面尽情玩耍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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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当然知道我喜欢做什么，我希望我拍的东西里都能呈现出每一个人的不同之处，哪怕是一点点不同之处，因为你要明白，在这个超级机械化的社会，我们会司空见惯一个身上挂着微型螺丝刀的小伙子来拆卸可以把你带到三十二层大楼并且里面播放着莫扎特音乐的优雅电梯。在这个过程中，螺丝刀进行着它的工作，而小伙子则用口哨吹着他自己发明的旋律。于是你看，在同一个空间里存在了两个世界。这就是我一直想要表达的东西。
｜原文标题：Tati Speaks
｜翻译：吴小芸 ／ 校对：厉凌哲 @迷影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