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的作品前需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位有古怪幽默感的导演不按常理出牌，他制作了大量优质烧脑片，诸如《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十二宫》(Zodiac)和《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这很正常。他毕竟是个喜欢阴暗冷酷题材的电影人，乐滋滋地在《异形3》(Alien 3)里灭了西格妮·韦弗(Sigourney Weaver)的标志角色瑞普莉(Ripley)，在《七宗罪》(Se7en)里把格温妮丝·帕特洛(Gwyneth Paltrow)的头包装进箱子，在《战栗空间》(Panic Room)里让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和克里斯汀·斯图尔特(Kristen Stewart)遭遇住宅入侵，在《龙纹身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里精心编排了那出鲁妮·玛拉(Rooney Mara)被野蛮强暴的戏。他在《纸牌屋》(House of Cards)中让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扮演的不择手段的政客把情人凯特·玛拉（Kate Mara，鲁妮·玛拉的姐姐）推下地铁站，让电视观众目瞪口呆。更别提《消失的爱人》(Gone Girl)里更多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芬奇式神秘大笑。此片改编自吉莉安·弗林（Gillian Flynn）最新的悬疑小说，小说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首位达11周之久，加印了40次，在出平装本之前已卖出了六百万本，培养了一批成年粉丝，其狂热程度堪比《暮光之城》(Twilight)和《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系列的未成年粉丝。片中本·阿弗莱克(Ben Affleck)难以向大众证明他没有谋杀他的漂亮妻子。九寸钉乐队(Nine Inch Nails)的主唱特伦特·雷兹（Trent Reznor）和阿蒂库斯·罗斯（Atticus Ross）合作为本片配乐（译者注：阿蒂库斯·罗斯，优秀的英国作曲家，曾与九寸钉乐队一同为芬奇的《社交网络》配乐），他评价说“这片子比我想象得还要黑暗，这是部没有底线的片子”。
芬奇的作品都是这个风格。素来享有完美主义和狂热派倾向的美誉，因此他本人对好莱坞最大的投资商和明星们有极大的号召力，斯科特·鲁丁(Scott Rudin，《社交网络》和《龙纹身的女孩》的制片人）曾评价芬奇“他的道德观像个无政府主义者，喜欢抛弃一切陈规”。小罗伯特·唐尼(Robert Downey Jr.)把《十二宫》比作“古拉格集中营”，并问候了芬奇那臭名昭彰的癖好——同一个镜头要求演员重拍60遍，为此唐尼在片场到处留下装满尿液的玻璃罐泄愤。但在这个冷不防就会出现劣质电影和麻烦事儿的电影工业里，芬奇凭借其挑战视听底线又极具娱乐性的作品在主流视野脱颖而出。
大卫·安德鲁·里奥·芬奇（David Andrew Leo Fincher）出生于1962年8月28日，母亲克莱尔（Claire）是一位专职照顾毒瘾患者的心理科护士，父亲霍华德·凯利·芬奇（Howard Kelly Fincher）又名杰克，是《生活》周刊的总编和执笔作者。大卫·芬奇两岁时，他的父母从丹佛举家搬迁到了加州马林郡。在他即将入读高中时，他的父母再次搬家，这次他们带芬奇和他的两个姐妹搬到了风景如画的俄勒冈州阿什兰，大卫·芬奇在那里读到高中毕业。芬奇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接触电影，七岁那年看过《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后备受启发，八岁时他拍摄了一部八毫米电影。独自回到马林郡后，芬奇从大学辍学，在导演约翰·科蒂{John Korty，作品有《简·皮特曼小姐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Miss Jane Pittman）}那儿找了份工作。19岁时，芬奇在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特效公司工业光魔里找到一份摄影助理和特技摄影师的工作。两年后他得到机会为美国癌症学会拍摄了一部广告，从创意到导演全程独力负责。这则胎儿吞云吐雾的广告大受关注。
在这个职位上，芬奇开始了他获利颇丰的电视广告拍摄事业，成果包括耐克、可口可乐、夏奈尔和里维斯广告。有时他也给麦当娜(Madonna)、乔治·迈克尔(George Michael)和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拍MTV，拿了几个奖项。芬奇独具风格的电影事业始于——还差点一夜间夭折——20世纪福克斯公司。福克斯雇佣了这位27岁的新手执导1992年的《异形3》，是1979年雷德利·斯科特那部未来主义杰作的第二部续集。电影拍摄状况频出，上映后恶评连连，但意想不到的是，此片的失利反而巩固了芬奇“有远见”的声誉，在成功的电影生涯里他充分利用了这个优点。芬奇极其保护隐私，时刻注意不让私人生活向大众漏光。90年代初，芬奇在拍摄一个可乐广告时遇见了他未来的伴侣和制片人切安·查芬（Ceán Chaffin），她是那则广告的制片人。芬奇在之前曾与时尚摄影师唐娅·弗伦蒂诺（Donya Fiorentino）有过一段婚姻 ，他们有一个女儿菲丽克斯·伊莫根·芬奇（Phelix Imogen Fincher），她今年20岁。离婚后唐娅嫁给了演员加里·奥德曼(Gary Oldman)，芬奇获得了菲丽克斯的监护权。
《花花公子》派特约编辑史蒂芬·雷贝洛（Stephen Rebello）——之前采访过塞缪尔·L·杰克逊(Samuel L. Jackson)——来到芬奇那间装潢华丽得如同20年代银行的洞穴般的工作室里——《洛城机密》(L.A. Confidential)还在这取过景。雷贝洛说：“在见到大卫·芬奇时你能马上感觉到他在观察你，他在迅捷无声地打量你、评判你。他无法忍受蠢货，但和之前听到的某些关于他酷、粗鲁、容易走神的描述不同，他的优雅、敏锐、无比的幽默感和智慧震撼到了我。如果告诉他你喜欢他的电影，他立即就会回应‘哦，能认识新的堕落者总是好事’，彼此彼此啊，芬奇。”
你的电影《社交网络》和《本杰明·巴顿奇事》(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完全不是一个类型，而你凭借它们都拿到了奥斯卡导演奖提名。但你更出名的还是那些更黑暗更心理扭曲的电影，像《七宗罪》、《搏击俱乐部》、《十二宫》和《龙纹身的女孩》。作为一个能拍出这样让人惊怒和不安电影的人，你会害怕什么？
芬奇：沾沾自喜。我还怕蜘蛛、蛇、鲨鱼、熊和任何能把我当作食物链一部分的东西。我对我们洛杉矶的居住地通常感觉还可以，不过我女儿三岁的时候，有一只足足有我巴掌那么大的绿色园蛛在她脸那么高的位置织了一张大网。我们当时相信那玩意儿肯定在想“如果能把这个小屁孩网住，那够我吃两年呢”。它每晚都在织那张大网，然后每天一早又有人会穿过网把它弄破。我就有点无语了，这玩意儿总要休息吧。
还有什么能吓到你？
芬奇：我听说有个德国人在网上登了一则广告，说他想征个人然后吃掉他/她。还真有人应征了。这人拍下了他麻醉、肢解、吃光这个志愿者的全过程。那个受害者临死前，他们还一起吃了他的生殖器。我不懂这是不是一种古怪性心理的满足方式，但这实在是我听到过的最让我不舒服的事了。你都不能指望一个人为他自己的命抗争，他居然是自愿去找死的——呃，这实在是太疯狂了，完全不在我的理解范围内。虽然这是我很长时间里听到过的最无语的事，但能引起我兴趣的电影差不多也是这样开始的。我喜欢以打开一整个潘多拉魔盒来展开故事。
有没有人说你打开了他们装黑暗想法的潘多拉魔盒？
芬奇：当《电锯惊魂》(Saw)系列和其他同类型电影上映时，听到有人说“那种折磨人的情色片是从《七宗罪》开始的”一定程度上冒犯到了我。去你的，《七宗罪》上映那会儿肮脏下流的事儿不要太多好好吗？我都不屑去站个高姿态保卫我作品的艺术敏感性。他们这样说就是耸人听闻。不过我很欣赏的是，安德鲁·凯文·沃克（Andrew Kevin Walker）的剧本如此出色，让观众的思路都超载了。它充分调动了观众的想象力。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的主题是折磨，但从未如实拍过折磨人的场面。
格温妮丝·帕特洛在《七宗罪》中是布拉德·皮特(Brad Pitt)扮演的警探的妻子。有趣的是，有些粉丝声称他们在片尾的箱中看见了她的头颅。
芬奇：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个，事实上他们绝没有真的看见过。我们已经有安德鲁的剧本，还有布拉德和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出演的警探，故事已经足够出彩了，所以没必要再拍出箱子里的头。导演总是得到过多的赞誉或过多的责怪。但用电影讲故事的乐趣就在于，当你明白你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你能感觉到他们在拼命思考故事会怎样发展。我对这种心理很有兴趣：不仅要引导观众跟上故事，还要确保让他们比角色更快领会到故事的走向，这样观众就会眼睁睁看着电影然后惊呼“哦不”。和700个人一起享受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即使其中200人全程都在走神。
你在《七宗罪》、《搏击俱乐部》和《本杰明·巴顿奇事》里都和布拉德·皮特合作过，你们之间有什么化学反应吗？
芬奇：布拉德和我一直是好哥们。本·阿弗莱克也是。我们要拍《搏击俱乐部》里一场布拉德一丝不挂开门的戏时，剧组都说“这太棒了。绝对棒极了！”当开拍的时候，布拉德说：“我接下来要打开门然后拿起一块黄色洗碗布擦我的手套”。我说“好极了”。制片人看见这一幕时说：“你让他把T恤脱了但观众又没看到想看的。”我立马想起了《动物屋》（Animal House）里的那句台词：‘嘿！你特么搞砸了，错就错在你信任我们。’”
当然换作现在的话，我会用另一种方法导演《七宗罪》。因为拍《十二宫》和《本杰明·巴顿奇事》时我才算真正摸清门道。
显然一个皮特级别的电影明星有助于让紧张的投资人坚定信心，这样你就能拍自己想拍的片子了。
芬奇：是啊。拍第一部片子《异形3》时，我什么都做不了主。但第二部电影《七宗罪》就是我的电影了，也是安迪·沃尔克(Andy Walker)、布拉德·皮特、摩根·弗里曼和凯文·史派西的电影。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请示。我和工作室的老大迈克尔·德·卢加（Michael De Luca）定了个协议，他说 “兄弟，观众要的是新奇感，这也是我要的。这是三千四百万美元，放开手去做吧” 。他那时相当有信心，即使成本猛增，最后还超过预算三百万。我们用布拉德和摩根以及后来加入的没几个镜头的格温妮丝·帕特洛给了观众新奇感。他们的魅力和才华令人击节。当然换作现在的话，我会用另一种方法导演《七宗罪》。因为拍《十二宫》和《本杰明·巴顿奇事》时我才算真正摸清门道。
你常看关于犯罪的电视节目吗？
芬奇：我喜欢《无言铁证》（Forensic Files）这类节目。我妻子会调好台，跳上床，然后诸如“尸体在洲际公路边上711便利店附近的停车场被发现”这样的内容就在她睡着时在她耳边播放。
你和你的妻子、制作人切安·查芬从90年代开始，共同生活、共同抚养女儿、共同工作。你在选择素材上拿不定主意时会寻求她的建议吗？
芬奇：经常这样。她有时支持有时会强烈反对。在有些方面，她真的比我更了解我自己。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她是个大嗓门，比如她说“别拍《心理游戏》”那次。
那是1997年的恐怖片吧，西恩·潘(Sean Penn)给了他的哥哥迈克尔·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一张参加真人游戏的票券，彻底改变了哥哥的生活。
芬奇：嗯对，话说回来，我老婆说得没错。我的第三部电影确实没拍好，这是我的错，我那时以为只要一直推快节奏，就能释放能量，电影也会很有趣。我很了解自己，我是不去想电影下一步该怎么办的。但那段日子电影很难让观众全身心地投入，他们恨不得在90秒的预告片里就看完一部电影。
你是否曾被自己过去的导演成就困扰过？
芬奇：如果一份剧本中的角色包含一位连环杀手或者任何杀人犯，我别无选择，肯定忍不住去读（大笑）。我对自己负责的方式是不断自问，是去做那些迎合大众口味的事，还是任性一把去做我喜欢的？我对选素材这档事总是很头疼。我不太喜欢喜剧，因为我反感那些取悦我的角色。我不想被讨好、被拍马屁。我还讨厌那些纯粹为了让两个大明星演两个坠入爱河的人而拍的片子。某天我可能会拍个神话史诗大片《千面英雄》(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千篇一律的类型片，可是那么多人现在拍得不亦乐乎。
超级英雄电影呢？
芬奇：我觉得傻透了。我很关注观众对片子的预期，如果是超级英雄电影，我想他们等着电影开场时心里只会想，“咱对这片唯一不知道的就是情况能变得有多坏了” 。
你的新片《消失的爱人》里，情况真的很糟，不论是对那些吓出一身汗的观众来说，还是本·阿弗莱克演的失业杂志记者，他反复宣称自己跟那位看上去很完美的富有金发美人妻子的失踪毫无关系。原著小说因情节曲折反转而出名，把原著改编成电影很难不做些改动。你很擅长耍着观众玩，但你有没有担心过吉莉安-弗林这部畅销原著庞大的国际粉丝群会不满你和她对电影做的改动？
芬奇：这部电影很好地忠实了吉莉安的原著小说，很多元素被保留，比如分角色的主观视角、集齐线索的情节等等。这部原著设置很巧妙，不过我当初第一次读它时，我的反应是，卧槽，这要改成电影怎么可能删掉三分之二的内容还保证结局一样？我还怎么按斯科特·皮特森(Scott Peterson，译者注：因杀害怀孕妻子而震惊全美的丈夫)杀妻案的角度来拍？众所周知那已经是同类型案件的极致了，我还怎么把片子拍得格局更大、更有普世意义呢？
格局更大、更有普世意义是指？
芬奇：我想这部片子严格遵循了一般程序，跟悬疑小说保持了一个节奏。但它有个更宏大的主题，就是质问了我们在文化上的自恋，我们自认为是称职的妻子、丈夫、虔诚的基督徒、友爱的邻居、守法的美国人、坚定的爱国者。每次你得到某人公众形象的碎片化信息，你就会看到你希望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我们能像检视那些素未谋面的人一样检视自己吗？在这部片子上，聪明的吉莉安的天赋和我的乐趣就是在巧妙控制故事走向上达成一致想法。“你可能会吃这套，不过这是絮絮叨叨教训人的一套。”
原著同样讲了一个关于婚姻的黑暗、麻烦多多的有趣故事。
芬奇：我认为吉莉安的小说讲的是婚姻和如何把它隐藏在完美的表面下。当你层层抽丝剥茧看到实质，你会想，啊，这比我之前想的恶心多了。还记不记得National Lampoon乐队那张70年代的专辑《That’s Not Funny, That’s Sick》？这就是我希望观众看完电影后会有的感觉。和《洛丽塔》(Lolita)一样，两部片子都特别有趣，特别闹腾，都有各种恶作剧的点子、被作弄的人和他们正常状态下的样子。这部电影里的某些情节能让你为角色在紧急时做出的事抓狂。那是无可挽回的事情，却昭显了人性的本质。
你如今的婚姻很幸福，不过之前你还有过一段婚姻，和你的前妻有了一个女儿，她后来和演员加里·奥德曼结婚却又打了一场众所周知的激烈的离婚仗。加里·奥德曼最近也在《花花公子》上作了一次专访。你的这些经历有没有影响《消失的爱人》的导演工作？
芬奇：加里和我有一段重合的历史。我很了解他。事实上，我在《异形3》那会儿就想请他来演，但没能实现。回头想想，如果那时他真演了，我们可能就绝交了。加里为人并不苛刻。他是个非常有思想的人。我时不时会和他见面，不过最近有段时间没见了。我听说过他那次《花花公子》的采访，不过还没看过。现在你看到我有多可怜了吧，我在电影即将杀青时简直处在真空状态，什么其他事都不知道。
在为《消失的爱人》选角时，既然你和皮特的关系不错，又有那么多女明星可供选择，包括莎莉兹·塞隆、娜塔莉·波特曼、莉思·威瑟斯彭和艾米莉·布朗特，为什么你最终选了本·阿弗莱克和罗莎蒙德·派克(Rosamund Pike)？
芬奇：我把材料都给皮特看过，不仅仅因为我是个低姿态的小人物，更因为他是那么的才华横溢。布拉德和本都有种自然的亲近感，他们不为难人。我的电影里犯罪场景是重头戏。在《消失的爱人》里有一幕，当地媒体要求男主角站在失踪妻子的海报边露出微笑。我用谷歌搜索了一下，找到大约50张本·阿弗莱克在公共场合露出那种微笑的图片。你看着它们就会明白，这个人在那种场合下正试着让气氛自然些，但是他这样做反而使自己暴露在那些对他有成见的人的枪口下。
什么样的成见？
芬奇：关于本，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惊人的聪明，只是他不想因此招来尴尬，所以他尽量掩饰自己的睿智。我能想象23岁的他在面对早年成名时的样子，他会说“我只想去私人舞会见见詹妮弗·洛佩兹(Jennifer Lopez)”。他曾经说过很多油腔滑调的废话，公众听了的反应就是“哈，假惺惺的”。如果你年少即已成名，还有一副好皮囊，你要明白社会将会把你彻底曝光。你不想永远甩不开这些报道。我想他是找到了依靠魅力塑造形象的方法。我需要的主角必须不仅明白如何处理这种情况，也深知真相往往不像看上去的那样。
在拍摄女主角的戏份时，你和派克有多熟悉？公众之前可能是在《成长教育》(An Education)和《侠探杰克》(Jack Reacher)中认识这位英国美人的。
芬奇：我想要的是《唐人街》(Chinatown)里的费·唐娜薇(Faye Dunaway)，那种能让观众觉得这个人受过不少苦而无人知晓。或者《电视台风云》(Network)里的费·唐娜薇，那种让你感觉不可接近、难以捉摸只能止步的人。罗莎蒙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让我想到了唐娜薇。我曾见过罗莎蒙德做过四五件事，但没能用镜头捕捉到。我意识到为什么当我见她时，她有种古怪感。这个角色难度很大，而罗莎蒙德就像为此而生。在片场有一次我偶然听到她问本“你认为芬奇在我身上发现了什么才把这个角色给我的”，本说“我们为什么不直接问他呢”。我对本说“你才应该问我在你身上看到什么了就把这个角色交给你”。因为整部电影我们要求他做的就是“露出门牙，塞俩睾丸进嘴里，把嘴角弯起来”。本和罗莎蒙德在这方面都完成得很出色。
你的《消失的爱人》演员还没提到这个，不过其他你合作过的演员，像丹尼尔·克雷格(Daniel Craig)、小罗伯特·唐尼和杰克·吉伦哈尔(Jake Gyllenhaal)，都谈过那种一个镜头反复拍的拍戏经历，让人疲惫不堪但效果奇佳。
芬奇：如果你童年缺爱，那你在我这儿可找不到补偿。这不是我的演出，我不会妥协。在拍《十二宫》时，我和杰克谈过一次，我说“我保证我会拍一部杰作。你可以决定是成为这部杰作的短板还是尽情展示自己。”唐尼和杰克在电影里的关系很特别。我想唐尼觉得这是他的责任，指出一个24岁的演员在承担外界的巨大期望时是多么艰难。我们的确很希望他可以反复琢磨自己的表演，但不管最后我们是否让他展现出了最好的自己，某种程度上我也觉得他很艰难。唐尼回首他在《零下的激情》(Less Than Zero)里筋疲力尽的日子时我也有同感，希望这些能对杰克有点帮助。
唐尼和杰克都抱怨过没完没了地拍同一个镜头。你认为——打个比方——第11遍和第5遍会有什么不同呢？
芬奇：我对演员做的保证包括我们可能会一个镜头拍11遍，然后我会说“我们已经拍到了能满足正片要求的镜头，我们可以满意了。但我还想多拍七遍，也许更多。看看会怎么样” 。如今我可能会在拍完那七遍后去找演员说“这完全是白费工夫，但我必须试试，因为我感觉还能往深处挖掘。”这对演员来说要付出大量额外的精力，有时能逼出他们的潜能。某些情况下，他们得不到和演其他片子能得到的报酬。我担着很大的风险，剧组为我工作时要比为别人工作更努力。但我希望他们在想到我们在做非凡的事情时能为此高兴，我们做的事在他们或我的电影生涯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你做了一件从来没做过的事就是进军电视业，拍了那部辛辣又精彩的关于政治内幕的电视剧《纸牌屋》，由凯文·史派西和罗宾·怀特(Robin Wright)主演。这部电视剧收视率喜人，也斩获了不少奖项，不仅让Netflix风光无限，还让一次性放出全季的模式成为电视界的新常态。
芬奇：Netflix就是这么慧眼识珠。我为《纸牌屋》导演了两集，同时负责推广。我们只有很少的营销预算，而我相信剧组，我说“让我们一切从简吧”。我不想让凯文·史派西花三天时间拍宣传照，就让美工做了那张林肯椅，把它搬到角落里让凯文·史派西坐上，拍了张照。并不是我刻意让这班最优秀的摄影师们待业几天。“我以为一个半小时内就能完工，因为我打算对凯文说‘跟11集那个场景一样，做那个表情’。”给Netflix看过我们一起努力奋战的成果后，他们说“这看起来棒极了”。我完全信任Netflix，这部剧制作精心，发行也很有策略，一定会取得巨大的反响。
《龙纹身的女孩》上映前，部分媒体对你和年轻女演员鲁妮-玛拉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十分关注。在你看来，为什么在此片中和玛拉合作的男演员丹尼尔·克雷格会在一次杂志采访时会将你们俩的关系描述为“超级他妈的奇怪”？
芬奇：这种说法是从一次杂志采访之后传开的。让一个《时尚》杂志的记者使出他们研究鞋子的劲头去研究一个人，我们就可能挖到宝。更有趣的是他做了一件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ocock)片子里的女主角蒂比·赫德伦（Tippi Hedren）式的事。一开始我就对索尼的人说捧红一个像鲁妮·玛拉这样的人，只要让她登上大银幕，公众当即就会记住她。她不是那种让人会说“哦你在《绯闻女孩》(Gossip Girl)里演过对吧”的那种人。鲁妮会证实我给了她充分的自由。我们似乎对《17岁》（Seventeen）杂志封面上和各种电视节目上的她印象刚好相反，“她看上去可爱得像一颗小纽扣，和那个瑞典哥特朋克女八竿子打不着”。我说 “这太荒唐了”，但是无济于事。索尼发行的人对我不让她在片场外变得跟莉丝贝思·莎兰德(Lisbeth Salander)一样感到很泄气。
你是否知道有哪些演员因为对你的印象拒绝跟你合作？
芬奇：我相信肯定有人认为我是那种凶悍的恶人。我对此无能为力。我在乎的是那些不会根据我的电影对我先入为主下恶评的人。多年前我就不再为此烦恼了。我记得这么一句话“我受过你无法想象的苦难”。拿它一笑置之吧，这些议论纯粹是断章取义。我的父母经常因为对那些被引用的我的话心烦意乱。有段时间我父亲认为我是在授人以柄。
来谈谈你的父母和家庭吧。你出生在丹佛，两岁时你们全家搬到了加利福尼亚，最后定居在马林郡的圣安塞尔莫。那里在60到70年代成为了激进思想、表现自我和对毒品、性爱开放的代名词，在那里成长是一种什么感觉？
芬奇：在那个年代，那是一个古怪却很棒的地方。有很多人类潜能运动、电休克疗法、毒品和各种乱七八糟的信息，像“你们这群小子尽管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耽于现状”。那里有惊人的自由。这跟听上去一样疯狂，那部马丁·马尔（Martin Mull）和塔斯黛·维尔德（Tuesday Weld）主演的电影《Serial》有预见性，如实反映了马林郡的情况。那儿如今被认为是富人区，当时可不是。我在那里时，雅皮士们还没出现，自我主义的十年黄金期还没开始，鼓励贪婪的口号还没提出，还不像现在这样会被人问“你开的什么车？”我当时是个“挂钥匙儿童”，会在冰箱上贴留言“我去克里斯家了”或者“我晚上在家”。没有GPS，没有手机。人们互相信任，对很多事物的看法都比现在积极得多。
包括性爱？
芬奇：我八九岁的时候家里人就开始讨论性了。我那会儿二年级或者三年级，不觉得人们讨论这个是别有用心。到处都有毒品。我父亲有个朋友托马斯·汤普森，他给《生活》周刊写稿，还写过一本叫《瑞奇：绅士杀子终极惨剧》（Richie: The Ultimate Tragedy Between One Decent Man and the Son He Loved），关于一个杀了瘾君子儿子的父亲的故事。我有很多朋友的兄长都曾染上过毒瘾。
你真的曾经把你妹妹的娃娃涂上厚厚一层番茄酱扔到高速公路上去过？
芬奇：是的我真干过。因为我们觉得很好玩。我们以前还干过朝汽车丢鸡蛋之类的蠢事，而且疯狂程度越来越高。不过没人因此受到伤害。我还曾经因为做这类事被告状受过惩罚。每个人十来岁的时候都做过这种事。
你父亲也为《生活》周刊等等杂志写稿对吧？
芬奇：他生前是位记者，也是《生活》周刊的总编。他后来辞职了，为了专心撰写关于人类智能、左撇子习惯的非虚构类作品，也给《读者文摘》、《每日心理学》、《体育画报》杂志写了几百篇故事。他晚年写了几部剧本，还有一部小说，后来他当着我母亲的面把小说烧了，我是这么听说的，可能我说得有点夸张。不过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做事必须做到最好。
你的母亲从事心理科，专职照顾毒瘾患者。对你来说，毒品是吸引人的还是吓人的？
芬奇：高中的时候，我和一个朋友喝了一瓶从他打工的餐馆里偷来的劣质香槟之后试过毒品。我还记得自己拼命不让他妈妈的卡罗拉旅行车滑下山崖。我做过那么多蠢事。不是我不乐意分享，实在是我觉得这些蠢事没给我什么好的回忆。我母亲运营着一个美沙酮治疗项目。除了我母亲的工作，我远离毒品更多的是职业道德上的考虑。我的青少年时期很平常。唯一的不寻常是，我19岁那会儿已经在工业光魔工作了，一周六天，每天14小时。
你是怎么开始为乔治-卢卡斯这家特效行业的领军企业工作的？
芬奇：我当时正排队等着看《星球大战：帝国反击战》(The Empire Strikes Back)。我那会儿是个还没看过《时代》杂志关于《大白鲨》(Jaws)文章的小屁孩儿，我不想吓到自己。我爸带我去看了午场电影。我觉得投身电影业就是我想干的事。我成长的年代和环境都刚刚好，身边总有奇妙的事发生。
比如？
芬奇：乔治·卢卡斯的住处离我家就隔了两幢房子。我在圣拉斐尔的第四大道看见《美国风情画》(American Graffiti)正在拍摄，在加州罗斯的阴影路（Shady Lane in Ross）看见他们在拍《教父》(The Godfather)，在拉克斯珀兰丁（Larkspur Landing）看过《肮脏的哈里》(Dirty Harry)的片场。我14岁的时候有一次去高中上学时路过电影片场，那里有16毫米摄像机和双轨录音系统。我迫不及待想加入他们。
这样看来，你在马林郡的朋友们应该对你的职业选择没太吃惊。
芬奇：我现在还和几位那儿的朋友保持联系，他们都是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喜欢冷嘲热讽、不留情面的有趣家伙。他们阴暗又狡诈，但看上去个个慈眉善目、亲和力十足，擅长讲段子。我常常好奇，有什么内幕吗？或者八岁时被告知 “如果校车的轮胎被枪击中，就待在车上，因为十二宫杀手发誓他要杀掉跳出车的小孩” 。我父亲在这方面毫无幽默感，就像任何事都不足以引起警觉一样。他会说“大卫，你要知道有个疯子杀人狂给《旧金山纪事报》写了信”。很多年以后拍《十二宫》的时候，我对那部片子的开头一直不满意，直到音乐总监乔治-德拉库里亚斯（George Drakoulias）给我听了电影《毛发》（Hair）里三犬之夜（Three Dog Night）乐队的歌《Easy to Be Hard》。我们给片头配上这首歌后，我瞬间找到了感觉，都能闻到那一幕里桉树的味道。我像穿越到了1965年，坐在一辆有宽大后座和钢制仪表板的绿色雪佛兰里。我曾幻想过穿越回过去，但没法实现，你懂的。1976年的索萨利托和如今不一样。
你是一进高中就开始进入电影业的吗？
芬奇：我快要读高中时，我父母对马林郡厌倦了。他们更偏爱中西部，对住在马林郡的好处逐渐麻木了。他们从俄勒冈州的莎士比亚节上回来后告诉我们三个孩子一定会喜欢上南俄勒冈州，他们说服了我们，我们就搬那儿去了。我刚得到机会能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机会就被抢走了，感觉就像被狗链拴住从完美环境中拉走一样。
你对此表露出过这种情绪吗？
芬奇：我总是会表现出来的，但我不是个坏孩子。一旦我意识到我父母不会改变想法，我就明白离开那里的唯一出路只能靠我自己。我在俄勒冈南部不可能投身电影业，也看不到先前见过的那些拍电影的场面。作为一个梦想当导演的瘦骨嶙峋的影迷宅男，我给自己定了计划并执行了它。
你还是个孩子时执行过什么计划？
芬奇：大部分是在高中时。放学后我为剧团工作，设计布景、灯光直到六点。从六点到十二点半或者一点，我要狂奔到当地的二轮片电影院去，我是那儿的放映师，不过是非工会成员。我在那里能上百次免费看片，对一个影迷来说这工作太棒了，我看了《富贵逼人来》（Being There）、《爵士春秋》(All That Jazz)和《一九四一》180遍。当然也得看《魔缘》（Audrey Rose）这样的片子180遍。星期六我在梅德福一家当地的电视新闻公司KOBI公司当制作助理。我常常要拖着笨重的摄影机去定点拍摄，比如着火的谷仓之类的东西。我还当过做油炸食物的厨师、厨房杂役、洗碗工。
你父母对此不反对吗？
芬奇：我大概十五六岁的时候，他们让我坐下然后说“我们想知道你对未来的打算，你想去哪儿，想做些什么。”我很坦陈地告诉他们“高中毕业后我要搬回马林郡。我想去工业光魔工作，去拍电视广告。我要去洛杉矶，去给我最喜欢的科幻电影拍续集。”我爸在思考时常常会做深呼吸，他说了可能是他说过最重要的话：“那么如果你没能做到这些呢？”我当时就懵了：“靠，我没想过预备计划啊。”
你基本上实现了还是孩子时的职业规划，除了拍续集那段。
芬奇：我搬回了马林郡，我妹妹在那儿给电影人约翰·科迪（John Korty）的片子配画外音。我在他那儿得到一份做制作助理的工作，搬搬施乐打印机，拖拖地板，给动画摄影台接接线。我因为工作卖力提升很快。当时我做的是动画特效，拍些第二摄制组拍的东西，后来当上了视觉特效制作。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些才华出众的人。那儿就像一所好电影学校，尽管有些人对待我就像在想“这十八岁的愣头青在这儿干嘛”。
你的父母对你短短几年后就开始为世上最大的公司拍广告这件事有什么反应？
芬奇：我给耐克、夏奈尔和百事拍广告的时候，我想我父母大概认为我在给水床仓库拍东西。他们对电视广告是怎么想的，就是怎么看待我拍的东西的。我父亲是个典型的俄克拉荷马州佬，我母亲是南达科他州人。他们对别人的期望看法不一样，他们不想让我的希望落空。我想事情是从我们建立政令宣达电影公司(Propaganda Films)时好转的，他们总算相信我在经济上没问题了。
你和多米尼克·塞纳（Dominic Sena）他们在1986年建立了这个音乐录影带和电影制作公司，现在看来公司非常成功，还推动了几位个人风格强烈的导演的事业，比如斯派克·琼斯(Spike Jonze)和安东尼·福奎阿(Antoine Fuqua)。
芬奇：奇怪的是，切安和我有一次谈到我们的女儿，她今年20岁。我在她这个岁数拍了第一个电视广告。想到走进房间卷起袖子说“各位，这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的10个钟头里要做的，第一个镜头从这儿开始……”我自己不会觉得奇怪或不自然，因为那是20岁的我会做的事。而现在我却听见一个20岁的自己说“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感觉怪怪的。
你为麦当娜拍过几部风格最强烈的音乐录影，像《Vogue》和《Bad Girl》，在后者中她扮演一个类似黑色电影女主角的角色，最终被人用吊袜带勒死。你认为为什么麦当娜从没有涉足过大银幕呢？
芬奇：麦当娜是个聪明人，是那种有街头生存智慧的聪明人。和她合作出最佳作品的摄影师——就像拍出那些浪漫美妙的作品的让-巴第斯特·蒙迪诺（Jean-Baptiste Mondino）——都是在她同意他们冒险的前提下，以及必须是她愿意全身心投入而拍摄的。我拍广告是为了赚钱，但我把拍音乐录影带视作拍电影的热身运动。我意识到和麦当娜的相处之道就是跟上她的节奏，因为音乐录影带的主角不仅是明星，也是摄影棚。我可以跟麦当娜说“我要你再拍一遍。我希望你不要眨眼睛。你给我把下巴放低点。”不论是麦当娜、布拉德·皮特还是本·阿弗莱克，我都很清楚这份拍摄工作能得到投资都是因为他们。但他们也得明白，我得让他们抛开平日的形象，更投入更热情，这样才有更多的火花。
如今回头再看你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异形3》有什么感觉？
芬奇：我那会儿是个27岁的土包子，妄想让一个油盐不进的官僚机构听我的话。那时我们每天和公司荒唐、没下限地作战，以取得许可去做我们觉得有意思的事。后来我换了一拨人马在同一个摄影棚拍了《搏击俱乐部》。公司里有80个人都被这部电影的效果惊艳到了，这点挺明智的。但最让我抓狂的一句评论是“天啊，这片子真是基情四射”，这实在是他们的毛病。当时这部片子还挺前卫的，但我现在重新看它时只觉得是部平庸之作，简直是部电视电影。
这部片子之后有没有人为了找乐子跟你打架或者找你单挑？
芬奇：我不是个硬汉，但我刻薄。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我很记仇，他们不会这么做。
如果说有哪一部你的电影引来了大批狂热粉丝，那肯定是《本杰明·巴顿奇事》。这样一部蕴含了饱满情绪的新奇电影，出自一位想和死亡、和时光抗争的人。
芬奇：我从来没拍过一部角色死亡率这么高的电影。每个人都死了。关键事实是所有人都会死，而我们大部分时间不会意识到这点。
谁的死对你触动最深？
芬奇：我父亲在2003年过世，我之前从未给谁送终过。我一生中做的所有决定都是希望让他满意，或者是因为某些事上我觉得他目光不够长远。在一个瞬间里，我好像失去了北方，只剩下了南方、东方和西方。当我读艾瑞克·罗斯（Eric Roth）的戏剧剧本时，感觉就像在读我自己的故事。大家都说他笔下的角色有点消极被动，我想说的是，“我父亲也是那种被动的人。人本来就是被动着度过一生的。”本杰明·巴顿的一生有点像一首挽歌，我觉得它很美，我对它没有什么遗憾。
你觉得死后会发生什么？
芬奇：我父亲得病时，他开始接受化疗，有时在我们的住处周围慢慢地散步。那是从俄勒冈州搬到洛杉矶之后。我即使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能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现在台阶下。我是如此了解他。他经过时我能知道他已经不在房间里了。我深知他出现和离开的每时每秒。我一直是个无神论者，我觉得我们对他人负有的责任不应包括惩罚，我们应该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而不是因为怕备受折磨而去做。我希望以太在某处存在着，所有星球上的孩子们都能交流学到的知识、经历的事情、宽恕的罪过等等。
你如何评价《社交网络》？许多人认为它才应该得奥斯卡最佳影片，而不是《国王的演讲》。
芬奇：这是我能拍出的最接近约翰·休斯(John Hughes)的电影了。对我来说这就是走出我的舒适区，把那些科技宅们熟悉的环境展示给他们看。“哦你在拍一部关于Facebook的电影？”好像我们在靠赶时髦或者拍琳达·布莱尔（Linda Blair）的《摇摆舞》（Roller Boogie）那样的迪斯科音乐片子捞钱。我很坚定地告诉剧组“这片子不用任何明星，只有一群20到25岁的孩子”。为角色找到合适的演员是件令人无比欣慰的事。
这些年有许多你牵头的电影项目在宣布之后又被取消了，包括一部有意邀请基努·里维斯饰演顶级大厨的电影和由阿伦·索金（Aaron Sorkin）撰写剧本的史蒂夫·乔布斯传记片，索金之前因《社交网络》获得过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但最让人感兴趣的还是那部原计划拍摄的大片《海底两万里》。
芬奇：噢那本来该是个多完美的项目啊。跟着鹦鹉螺号的船员们去做雷·哈里豪森（Ray Harryhausen，译者注：好莱坞特效先驱，1952年为华纳的科幻片《海底二万里下的怪兽》作特效处理）那样的伟业，听上去透着股机灵劲儿，特别有意思。奥萨马·本·尼莫(Osama Bin Nemo)船长原本是中东地区的王子，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他把白种人的霸权主义看作应当被抵制的邪恶势力。我们打算把孩子们放在那样的环境下，会让他们说“我赞成任何他赞成的事。但我对他采取的方式或者想达到的目的不敢苟同”。我真的很想拍这部电影，但最后我意识到自己无法胜任。许多在好莱坞呼风唤雨的人都是品行低劣的家伙。我曾经感觉很难和他们打交道，因为我自知我们的职责是给观众奉上他们前所未见的东西。比如吉莉安和我目前正在为HBO合作《乌托邦》（Utopia，关于一群迷上了神秘绘图小说的人），这是我在接下去的一年里要专注的项目。
最后一个问题，你最希望人们了解你的什么？
芬奇：电影公司对待观众就像把他们当成前仆后继的旅鼠，当成圈养的牲畜。如果电影公司对我们的期待只是巨无霸汉堡快餐，那我不会让演员或其他剧组成员跟我一起如此劳心费力。《龙纹身的女孩》不是快餐电影，《消失的爱人》也不是。我在做一个关于80年代音乐录影带和工作者的电视节目以及一部糜烂世界里《日落大道》式的电视剧，它们也不会是快餐。我从不制作快餐电影。
本文最初刊登在《花花公子》2014年10月刊
译者：舒戈/校对：龙猫公子 @迷影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