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狙击手》成了2015年好莱坞首个话题热点，进而引爆票房，这恐怕是影片主创始料未及的。
在美国的“左派”（自由派）人士看来，影片的主题很成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极端不正确”。首先，影片将主人公描绘成了一名美国英雄，而他参加的偏偏是伊拉克战争，后者在自由派看来完全是“非正义”的；那么，歌颂非正义战争英雄的电影，自然也就成了“为非正义战争洗白”的电影。
从影片的实际表现来看，编导对主角克里斯•凯尔的描绘，的确是比较正面的。但如此处理，是否就是完全肯定人物的所作所为，并进而得出“支持非正义战争”的结论呢？个人觉得倒未必。
单个士兵的形象，是可以和整体战争的“大是大非”问题脱节的。
按照影片的描绘，凯尔之所以能以“英雄”称之，不是因为他狙杀了多少敌人，而是由此保护了多少战友。如果承认军队存在的必要性，那任何军队都会强调团队的凝聚力，战友之间同仇敌忾、拼死相护的感情，正是最天然且核心的融合力量，影片对这一点的强调也好、宣传也好，其实都是无可厚非的。观众不妨仔细回想《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从保护己方战友安全这个角度来说，二者并无本质区别。如果能接受斯皮尔伯格的故事，对《美国狙击手》的核心情节，也没有理由不接受。
自由派关于本片“政治不正确”的另一个重要指控，在于片中伊拉克人的形象，呈现出一边倒的“坏”，仿佛都是基地组织成员而没有一个好人、或者正常人。
个人觉得，无论是从影片细节，还是角色所处情境来看，是很难推断本片有意“妖魔化”伊拉克人民。不满片中伊拉克人缺乏正面描写的，显然忽略了影片也表现了被基地组织恐吓的那些普通民众。对于批评者而言，可能觉得影片对后者的表现力度很不够。但是，别忘了本片的主角是军方狙击手，参与的都是军事行动，自然与战场上武装敌人打交道多，跟普通伊拉克人的接触少。在这种情境下，硬是要求“对对方普通人的正面展现”，只能说是忽视真实环境的政治幼稚主义了。
不过，既然说到“真实”，影片在这方面受到的质疑其实更大。
确切地说，主要集中在现实生活中的凯尔，是否如电影中描绘的那般正义、正直。例如，按照影片的描绘，“9.11事件”是激发他参军“保家卫国”的直接动机，但在凯尔的自传中，好像没有这么强烈的联系。此外，电影中一直强调，凯尔后面几次返回伊拉克，是对战场上的战友割舍不下，总有一种“无法更好地保护他们”的负疚感。现实中的凯尔，是否真的如此高尚？批评者们，从凯尔的自传中挖出一些极端言论，认为他不过是“嗜血好杀”而已，因此他的参战及战绩不仅与“英雄”行为无关，甚至可以说是值得谴责。
应当说，这些指控都有一定道理，电影不少描绘的确缺乏足够现实证据。如果说电影是基于凯尔的自传，那也不能保证传主不会为了美化自己而虚构事实。比如凯尔在自传中声称曾在卡特里娜飓风后的新奥尔良狙杀数名武装闹事的暴徒，这点就没有得到任何证实。其自传中其他一些言辞夸大与扭曲事实的部分，也被媒体一一找出。
可是，即使这些都存在，都不能说明《美国狙击手》对凯尔的描绘有问题，甚至不能对真实的凯尔形象有所破坏。
凯尔的自传是由其口述、然后经职业文人“润色”而成；且不论在包装的过程中，是否有商业或其他因素考虑而有所“修饰”，刚从战场回来的凯尔，其实和亲友心目中熟悉的他，是有一定距离的。影片编剧杰森•霍尔（Jason Hall）早在2010年就与凯尔开始接触，据他的回忆，那时的凯尔，和后来开始帮助复员军人的凯尔，感觉像是两个人。自传中的凯尔，其思维模式，实际上还没有走出战争状态。自由派们批评电影中的凯尔不真实，因为与自传不符；实际情况更可能是：自传中的凯尔，也未必是真实的。
有趣的是，今年好莱坞颁奖季真人传记电影扎堆，有关“真实与虚构”的争议，让奥斯卡这趟水变得更浑。这其中，引起争议最激烈的，当属《塞尔玛》与《狐狸猎手》，前者被揭完全扭曲了林登•约翰逊总统在民权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后者则因暗示主角的“同性恋倾向”而被人物原型抗议。其实，在另一部提名影片《模仿游戏》中，对主角的刻画，也多有戏剧性地夸大，特别是主角类似美剧《生活大爆炸》中“谢耳朵”一般的社交认知障碍，基本上是无中生有。
这就回归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传记电影，是否应该完全符合真实？俺个人的看法，还是未必。对电影而言，更重要的，是“戏剧性真实”，也即在电影时空、及故事设定下的角色性格发展与情节逻辑。因此，评判《美国狙击手》，最主要的应该从电影设定的情境，去分析其人物与故事能否在逻辑上成立。
电影中的凯尔，除了有人物原型提供的故事主线外，还有编导综合其他美军战士的素材，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才塑造出编导想要打造的形象。通过这种糅杂了真实与虚构元素的角色，编导想要提炼出当代美军战士的生存状态，确切的说，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摇摆且游离的状态。
战争状态下的生存法则，与和平生活下截然不同。可以说，不论所属是否正义一方，战争一旦开始，对单兵战士而言，其生存状态和信念都是一样的：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和战友。越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越是战术素质优秀的军人，这种战争信念对其的影响也就越大。
反过来，也没有一支军队，会以“人性化地对待敌人”为宗旨来训练自己的士兵。抱着强烈人文主义情怀上战场的士兵，往往会害人害己，典型的如《拯救大兵瑞恩》中那位翻译兵。值得玩味的是，标榜自由派的好莱坞，最后多会让这样的角色变得像其他战友一般果敢勇狠，《拯救大兵》如是，最近的《狂怒》也是如此。
其实，让自由派、或者人文知识分子喜欢的元素，本片也都有，甚至可以说比一般所谓反战片都高明一筹。只是因为伊斯特伍德不那么文艺的处理方式，让那些被文艺俗套浸淫过久的观众，还有些反应不过来。
比如说，片中一再强调的凯尔重返战场的动机，就颇值得仔细体会。表面上看，那是表现他爆棚的责任感，和对战友的情谊，似有拔高的嫌疑；然而，片中也多次表现，正是由于这种情绪，凯尔在和平状态下的正常生活受到很大困扰。以往的战争片中，多从角色真的受到物理或精神打击的角度，来描绘“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种最普遍的战争后遗症。本片利用凯尔的经历表明，高度的责任感及战术敏感这种看起来很正面的军事素质，其实也可导致较强的PTSD反应。或许还可以说，正因为这些素质是战争中的每一方都鼓励拥有的，所以战争对人的潜在异化与摧残，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不管战争的客观性质如何，也与军人的主观判断无关，是谓战争的“原罪”。就这一点而言，《美国狙击手》还能被视为“支持、美化战争”么？
更微妙的是，伊斯特伍德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占据人文制高点的沾沾自喜，他将《美国狙击手》的回归点放在凯尔这个“人”而非他的经历所凸显的主题上。确切的说，伊斯特伍德镜头下的凯尔，不是宣扬“挺战”或“反战”那种泛泛的人文口号的英雄，该人物精神与生活中最后的“救赎”，不是通过否定自己的过去（反战），而是正视经历、并帮助其他同样受PTSD困扰的战友走出战争的阴影。凯尔最后的结局，也给“战争中的人”的命题增添了更多思考的层面。在这种微妙而复杂的表达背后，我所能体会到的编导用意，是“战争性质可以争议，战士普遍值得悲悯”。
这种认识，是比不断强调战争阴暗面、夸夸其谈地“反战”更符合人文精神的一种态度。而且，伊斯特伍德在影片中表现出来的风格，也是如同其主题一般，质朴而内敛。在颁奖季的俗套文艺片中，不乏为了突出某种情绪却故意不动声色的，但往往在处理技法上留下诸多暗示，说白了就是“闷骚”。《美国狙击手》没有那种矫揉造作的“骚”味，在习惯于文艺滥斛的人看来，也许就只剩下“闷”；私以为那是老爷子作品独有的“骨感”，最开始“啃”起来会觉得很硬，品味久了，才能体会其中的“真髓”。
由于美国的政治现实，让《美国狙击手》背负了许多与电影不想干的纠葛。其实，它说不上伟大，但在一众削尖了脑袋冲奖的影片当中，它的平实，反而显出铮铮傲骨。这样的老牛仔，依然令人喜欢且信赖。
【《新京报》刊登文章为删减版，本网刊登全长版】
（编辑：小宇_小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