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玄子
“上下九！”“哈！红毛阿三！”“拱宸桥！”“角楼！”
《电影眼漫游中国》（Around China With a Movie Camera）是一部神奇的影片，它几乎能够叫人忍受影院中的窃窃私语或是有些激动的叫喊，且能够让人不对掏出手机屏摄者大发雷霆。那些细小的声音如扇动翅膀的萤火虫在漆黑的影院里闪闪发光，赋予了这部看似远与我们生命没有关系的影像新兴的生命。
当然，这部影片的成功也要归功于现场配乐的默片大师乔治•斯威尼，他行云流水的即兴演奏为这部沉默的影片带来了精彩绝伦的效果，在他的音乐里，你甚至可以感觉到100年前某一个清晨里北京留在你皮肤上的凛冽。《长江之歌》、《茉莉花》、《夜上海》等熟悉的旋律一浪一浪涌来，脱去意识形态的负担后，诗一般唤起藏得最深的乡愁，62分钟转瞬即逝。
“今天的现场让我感觉比昨天更好，直觉在指引着我保持平衡，你知道，为纪录片配乐不仅需要创造出合度的戏剧性，但也有必要为观众们留够想象的空间。毕竟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人面前转述深植于他们文化中的东西真的非常困难。不过，这部影片同样是西方人所拍摄创作的，也许我现在做的并不能完全还原影片里面真正的氛围，但今天的现场，也许和1920年这些胶片第一次在英国放映时的气氛相同。这部片子交给中国本土的作曲家来配乐效果又会不同，毕竟默片的再创造可以靠音乐来完成的，我期待看到他们的创作。”乔治•斯威尼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一百年前的普通家庭录像、旅行随拍在现场配乐与观众的“评注”下成为了一部不可复制的艺术品，它几乎让我们看到了默片时代电影艺术最根本的生命力。珍贵的动态影像让我们跳出对静态影像的刻板印象与过分想象，重新回到那时那刻，设身处地体会每一个瞬间里拍摄者与被摄者之间微妙的互动。新婚夫妇镜头里总是挤满了活泼的异国孩子，镜头那边的中国人与镜头这边的英国人初次见面时的惊讶与恐惧，围观民间杂技时不由自主的喝彩，身着旗袍的“新女性”们活泼娇媚地靠在一起……许多画面似曾相识又如此陌生。
简而言之，这部电影美极了——片中经过精致染色的片段，杭州的水路，会一直留在我们的梦里，直到永远。
影片放映后，迷影网独家专访了《电影眼漫游中国》的首席策展人，来自英国电影协会（British Film Institute简称BFI）的Robin Baker先生，请他谈谈《电影眼漫游中国》的制作。
C：Cinephilia.net
B: Robin Baker
C: 您可以稍稍谈谈《电影眼漫游中国》这个项目吗？
B：好的。六月13、14在上海新衡山电影院的展映是这部电影的全球首映，大家在这两天看到的段落实际上只是我们巨大资料库中极小的一部分的收藏。在英国电影学会的资料库中，我们还保存了大量来自上个世纪20-40年代关于中国的影像，而这些影像资料非常的罕见，其中有些影片甚至是大概1900-1912年期间拍的，那是清代末年，那时大部分的中国人还没有机会看到电影，更不要提拍摄了。
首先，这些资料影片让我们非常享受，我们想中国的观众一定也会与我们一同享受其中，毕竟除了我们在资料库的人员，没有人曾经看到1900~1940年期间的中国。面对那么有趣的题材，而且中国的文化是如此引人注目，所以我们认为除了中国观众之外，还会有非常多的观众也会对这部影片产生兴趣，就发起了这个项目。今年完成在中国的展映以后，可能明年这部电影就会与英国观众们见面了。
BFI有一个网络平台叫做BFI PLAYER，所以，除了在中国和英国的展映之外，我们还在逐步把这些异常珍贵的老胶片数码化，放到网络上（暂时仅在英国境内），供对此感兴趣的人观看。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我们已经放了大概100部资料影片在上面了，当然，都是无声的。
在上海与观众们见面的68分钟的《电影眼漫游中国》实际上是一部非常长的片子中的精选片段，毕竟对于观众来说，这种资料长片接受起来实在太困难了，就好像你一直给陌生人看你用手机录下来的生活片段，可能有些无聊。所以我们就选出了其中最精华、有趣的电影片段，剪辑成了这样的一个影片。
C：这个项目是怎么被发起的呢？
B：我们三四年前就开始缓慢而仔细的研究资料馆中关于中国的影像资料，一个是我们知道这些胶片的价值，它不仅仅是英国电影的财产，也是世界文化的财产。再一个在长期的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了有趣的事情。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些影片资料，在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的安排下在上海的大学生中间做了一个极其小型的放映和演讲。那个时候我们放映的是1920年期间的伦敦的一些影像资料，反响很好。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有机会设身处地感受中国观众的需求和反应，他们非常投入，也极其有热情，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回到英国以后，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项目提上日程。
C：为什么BFI会有这样丰富的关于早期中国的影像的收藏呢？
B：首先，BFI成立于1935年，这是世界上第二古老的电影资料馆。从成立开始，我们的收藏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虽然现在我们的收藏主要面向的是英国电影，但是我们在国际胶片资料收集方面，也有不错的成就。
我们对这些影像资料的搜集渠道也是多种多样的，收藏的影片都是通过捐赠的途径得到。比如说，像《电影眼》中英籍华人的片段，就是他的儿子捐献的。
在二十世纪早期，有很多英国人在中国工作，特别是在上海。这些人大多都是非常富裕的中产阶级，他们对摄影很感兴趣，就拍下了这些有趣的画面。而在剧情长片出现前，英国一些早期的“电影院”（他们有的时候就在草地上拉一张床单，就算是一个电影院了）很喜欢播放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影像，所以也有很多的公司专门为这样的观众制作了一些风景片，这也是一个来源。
同时，也有大量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他们拍摄了许多极其有趣的影片。他们的举动都引起了当地人的反应，他们之间的互动非常有意思。为了给更多的中国人传教，他们离开了城市去到了偏远的地区，为当地的人提供医疗救助，他们把这些事情拍了下来，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还有的人纯属只是想要记录他们愉快的假期，毕竟从英国到中国的旅程是极其昂贵的、奢华的，值得记录的。
C：都有哪些不同领域的人参与这一个项目的制作呢？
B：首先我们团队中专门研究“业余者制作影片”的策展团队是这个项目里面的主力，他们帮助我们进行影片拍摄背景的研究。我们需要仔细研究这些影片的拍摄背景和拍摄者背景，试图知道他们需要传达的信息。而我们BFI的工作人员没有人能说中文，所以我们找了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化研究者来辨识这些时间、地理信息以及影片中出现的标示，好让我们清楚这些影片的拍摄背景。
除了研究者之外，我们还有许多负责胶片扫描和修复的工作者，没有他们我们没有办法完成任何的研究。
除了这些专家之外，我们还得到了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研究中国文化的Clarence Eng的帮助，他的父亲就是影片中的英裔华人。从他手里我们得到了S.K.Eng的影片，除了关于中国的影片之外，他还拍摄了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摄影爱好者。虽然这些年英国的常住华裔人口并不少，但在那个时候是像S.K.Eng这样拍摄自己生活的业余影人非常的少。关于S.K.Eng先生的研究填补了我们研究中很大的空白——了解这样一个华人是有助于改善社会中对外来人口的刻板印象，我们原来只是知道在英国有这样富裕、成功的人存在着，但是透过这些影片，我们真正看到了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功华人是怎样生活的。
C：这个项目遇到些什么实际的困难？
B：因为所有的剪辑都要在胶片已经完全数码化以后才能实现，而资料实在太多了，而想要把这些不计其数的老胶片一一的数码化实在是太困难了。这些胶片都有100~200年的历史了，它们已经极其的脆弱，并且已经变形弯曲，我们甚至很难平整地把它们固定在扫描架子上。你又没有办法把它们压平，因为如果从外施加压力，就会把这些胶片搞断。（笑）所以我们只能极其小心翼翼地把它们逐帧扫描，而这个过程，实在太消耗时间和人力了。
C：面对如此丰富的素材，在剪辑《电影眼漫游中国》的过程中，影片的先后顺序是怎样决定的？
B：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但是在这个项目开始之前我们就明确了《电影眼》要尽可能的平易近人，不要给观众带来负担。所以我们决定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讲这样一个故事，但我也不想要把片子做成一堂枯燥的历史说教课。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尽可能地避开了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想让《电影眼》成为一部能引起普通观众共鸣的电影，那些鲜活的面孔非常打动人。
为了让这部观众们尽可能地参与其中，我们把影片编排成一趟奇妙的旅程。不管你是否了解这个国家，在这里兜上一圈都是有趣的过程。我们把旅行的起点安排在北京，“哦！北京！”这个城市多么具有代表性，又是那么让人印象深刻；终点在上海，因为大家对这个城市都印象太深刻了。本来从北京沿海岸线直直往下就能到达上海，但是我们决定在内陆绕一绕，这样听起来就疯狂多了，哈哈。
C：在世博会以后你照着这个路线在中国走了一圈吗？
B：哦，太可惜了，我没有这样的机会。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亲自来走一次。好吧，这就是我们想让观众在68分钟里面走完的一趟旅程，这样他们终于能够好好感受一下中国的多样性了。
但无论怎么样，剪辑的过程都实在太困难了，这些影片都没有什么特定的故事，所以我们必须给它们设下一个框架。
C：那你们又是怎么从海量的素材中选择出这些有趣的片段的呢？
B：大部分人在旅途中拍的东西都是风景、高楼大厦这些东西，其实还蛮无聊的。我们想在这部片子里面展示一百多年前中国人的面孔和特写。你还记得影片中那些孩子拥簇在镜头前的片段吧？对，他们是那么可爱，没有人会不喜欢他们的。观众在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能感觉到一种在情感上真正的连接。
如果摄影师离人群太远，从高高的楼顶来拍摄城市的影像，你会发现人们像蚂蚁一样，他们只是个背景，观众不会有什么触动，但是当观众能看到一张表情丰富的脸时，那就真的不一样了。
以英国观众的角度来说，画面中的人都是来自陌生的国度，而且是几十年前的人物，但是当他们看到这些人的特写的时候，会发现影片里的人是那么寻常，距离就消失了，这时，你就能看见人与人差异中的共性了。一般来说，在刚刚看到这些影片时，每个人都会感觉到画面中的人陌生、奇怪，但当你真正凝视，特别是凝视那些面孔的特写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你与他们是多么的相近，那么多年过去了，人的变化是那么的小。
C：对于您来说，“策展人”（curator）和“导演”（director）之间的差异是什么？
B：“策展人”是我的职业，我们的团队中一共有38位策展人。每一位策展人都负责不同的主题，有的负责“业余电影”（amateur film），有人负责纪录片，有人负责新闻片，也有负责剧情片的，他们都有自己专长的领域。这些人负责为资料馆源源不断带来新的影片，并且针对这些影片完成相当的研究，这部片子主要是从策展人Edward的项目里诞生的。
那我的工作呢就是聆听他们的想法，并且决定我们最后怎样去完成这个项目。除了具体的工作、影片的框架之外，我们还需要决定这些影片是否要放上网络，是否要出DVD，是否要出蓝光碟，影片什么时候与观众见面等等的事情。
BFI最好的地方就在于我们不仅仅是保存影片，而是在不断策动项目使得普通观众能够和这些老胶片见面。虽然这些影片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品，但是让观众知道这些他们从没有见过的影片也是很有益处的，起码这可以打开他们的眼界，提升品位。真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项目，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人会知道这些影片的存在。总而言之，作为策展人的任务就是策动一个个项目来使得观众们能比较轻松的接触到这些资料影片。
在这样的项目里，其实策展人和导演是交叉的。
C：那在电影节之后，《电影眼漫游中国》还有什么放映计划吗？
B：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电影眼》会在明年与英国见面，今年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再做几场放映。并且我们还要考虑发行蓝光DVD,或者在电视上放映，这些事情需要一步一步来。现在我们还找到了一位英籍华人音乐家开始为《电影眼》谱写音乐，这样就不需要每一场都劳烦约翰•斯威尼了，虽然能现场听他伴奏真的是太棒了。
C：之前我们也有机会接触很多老照片，但是都没有被它们这样震撼过，为什么昨天的影片会这么打动人呢？
B：在静止的影像中，你很难看到真正人性的显露。早期的照相术使得被拍摄的对象需要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这让他们显得特别僵硬。但是在这些影片里，人们的反应是这样真实，当他们看到从没有见过的摄像机、外国人的时候，它们流露出真实的羞涩和尴尬。在这些细小的瞬间里，你能看见人最最单纯可爱的一面。
之前我们在英国也在电视上放映过一些百年前英国人的影像，观众们的反应都很有趣。在看惯了以前那些姿势僵硬、刻板的静态影像后，当他们看到一百年前的人活动的影像都震惊了：“他们原来和我们是一样的！” 但是这些东西相片里面是没有的，他们都“死”了。
C：您对这两天放映中观众的反应满意吗？
B：非常满意，我们在英国的时候没有办法预想到中国观众的反应。来到中国，才发现放映的影院是这么空旷，但是这两天位置都几乎坐满了，这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想，观众们的喜爱也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好回报。
C：昨天您听到影片放映时观众的歌声了吗？
B：哇，是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