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哪吒》，于情于理，这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
在海外广受好评的电影和《小时代》这样的“非电影”（戴锦华语）一起PK，排片率几乎为零，借用村上春树的鸡蛋高墙论，我要坚定地站在《少女哪吒》这个鸡蛋面前。资本驱动的中国电影市场确实已经跌出下限，用导演的话说，“中国电影的骨头已经酥了”，李霄峰这样的新导演面临的市场环境比曾经的第六代更艰难，据采访过他的朋友说，他搭上了北京的房产。
这是一部拥有时代气息的青春片，它处处走心地营造时代的细节和意象。尽管不论从美学形式还是叙事方式上，它都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电影。片头王晓冰念英语的那一刻已经足以击中我——一个今天的少女演员说出了那个年代的县城中学生特有的英语发音。今天大城市里的中学生，一开口就是清一色的伦敦腔、纽约腔，但那个年代的王晓冰们说的就是这样一口中式、美式、英式混杂的英语，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带出了整个时代感。有了这个小细节，就像吃到一粒定心丸，因为气息有了。
正因为这样的时代感，成就了这部真正拥有青春气息的青春片，甚至可以和岩井俊二的《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的精神气质相比肩。在我看来，当前的青春片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堕不堕胎，而在于看不到青春的残酷感。郭敬明热爱岩井俊二，但在他的小说和电影中丝毫看不到岩井俊二作品中青春的残酷。但《少女哪吒》拍出来了。莫里亚克说，“青春如同化冻中的沼泽”，王晓冰的残酷青春并不是时下伪文艺青年式的无病呻吟，背后是90年代末金融危机下的家庭崩塌，整个社会价值观的转向。
王晓冰这个人物的反抗性和她经历的青春的残酷性，很大原因在于她是一个90年代末的县城文艺女青年。这部电影几乎呈现了两代县城文艺青年的文艺给养：林老师一代的汪国真，王晓冰父母的传统戏曲和西洋古典乐，王晓冰一代的三毛和顾城。而对于走过21世纪初的观众来说，你会看到早期安妮宝贝作品中暧昧的同性恋情，也会看到今天颜歌的《白马》。
一个县城文艺女青年有怎样的活法？怎样的出路？小说原著作者绿妖走出了县城，导演李霄峰也走出了县城（按照学者张旭东的说法，在文化的意义上，合肥就是中国的县城），王晓冰也走出了县城。她少女时代写下“我深深热爱自己的家乡，希望能跟它永不分离”，成年后却与故乡中世界越来越远。片中借王晓冰的那句“世界上只有一种活法，就是诚实地活着”说出了顾城的那句“一个彻底诚实的人是从不面对选择的”。顾城和三毛，一代人的精神偶像。有评论说晓冰的反抗与三毛相比显得太轻，怎么看都是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少女对生活不切实际的浪漫想象。也有评论说这是一个文艺青年“不作死就不会死”的故事。
但我更愿意把它读作一个县城女青年的革命之路。在一个后革命的时代里，这是这一代县城文艺青年所共同面对的感觉结构，也是他们的宿命。对家庭、对教育、对虚伪的人性的反抗，王晓冰无疑是一代人中的异数。她沿着三毛的精神轨迹，在中国小县城里重走了一遍叛逆之路，“把所有朝向外部世界的刀枪剑戟全部对着自己”。但正如耶茨小说《革命之路》里的女文青那样，这条路也是一条不归路，一条弑父的哪吒的路。
当然，从叙事的角度，这部电影依然有它的问题。电影呈现出的悲剧性在于当世界在变时，有的人没有变，也拒绝改变。王晓冰没变，她母亲没变，徐杰也没变。但问题恰恰出在李小路这个晓冰少女时期的战友身上，除了曾经的男友徐杰，她在这部电影里的社会关系几乎真空，这种社会关系的真空使得两个人间的疏远显得多少有点牵强，仿佛一切都仅仅因为她升入了高中，就开始卸下了哪吒式的锋芒。
在院线看到导演李霄峰时，我看到了一张被风霜击打后无怨无悔的孩子脸。脸上仿佛写着，“作者电影”在今天这个“中国电影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里依然是可能的。李霄峰曾形容自己“像一个刚从精神病院出来茫然看着眼前世界的孩子”。电影中有一幕，在江边，小路对晓冰大喊“王晓冰！你疯了吗？！”当李霄峰把《少女哪吒》放在和《小时代》同一个档期时，有人想问：李霄峰！你疯了吗？但每一个爱上他也爱上这部电影的人，都想说：你疯了，我们依然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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