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
昨晚回到旅馆梳理了自己的放映安排后已近下半夜，顿时觉得自己肯定无法赶上今早八点半的媒体场了，甚至十一点的那场也很难保住。事实确实如此，近午时起床，直接去看今年洛迦诺可能最多人期待的《鸟类学家》（O Ornitólogo）。
鸟类学家
这其实是一部一个人的“西部片”，或者说是历险记也可以，因为它其实就是将葡萄牙人尽皆知的圣人圣·安多尼（Saint Antoine）的经历现代化改编，其中不乏很多的葡式幽默（“我们是好的天主教女孩，我们睡在一起”…），各种传统仪式与传说夹杂其中，个中更不能少了中国元素，因为导演罗德里格斯（João Pedro Rodrigues）的伴侣达玛塔（João Rui Guerra da Mata）是在澳门长大的，多少有一些中国情结，虽然有时候有些异化。
他们上一部围绕澳门一家鞭炮厂的短片《Iec Long》也颇为有趣。
这一部电影虽然没有令人极其满意，但依旧是一部典型的“罗德里格斯”电影。映后犹豫了几分钟之后决定在洛迦诺对他进行一次专访。
洛迦诺是一个很有影迷精神与情怀的电影节，因为它本身深受法国电影界的影响，有影迷精神的地方怎么能没有让·杜什（Jean Douchet）？
这位鲜有的还健在的新浪潮同路人以八十七岁的高龄扛着影迷精神的大旗，也是洛迦诺每年固定的邀请者。介绍几部电影，一个大师讲座，顺便也是一个短期的度假，下午专门去听他关于弗里茨·朗（Fritz Lang）的讲座。
记得他之前告诉过我，自己年龄越大就越意识到朗是比希区柯克更伟大的导演（杜什在六十年代同新浪潮诸将一样是无条件的希区柯克主义者并著有专书）。
散场后简单聊了几句，并约定在巴黎见面聊一下刚去世的阿斯楚（Alexandre Astruc）。
吾之眼眸
依照昨晚排定的计划，傍晚去看一部蛮有期待的法国电影《吾之眼眸》（La prunelle de mes yeux），一直以为它会出现在今年的戛纳的导演双周。
导演阿克塞尔·罗贝尔（Axelle Ropert）已是塞尔日·博宗（Serge Bozon）的前妻了，但他们依然保持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两位都是我挺喜欢的法国“异数”导演，但毫无疑问，他们现在都在试图逐渐走入“主流”，或者说尝试为自己的电影找到“观众”。
我想这部《吾之眼眸》也是在这个逻辑下制造出来的，这个逻辑毫无疑问无可指责，但是莫名的，电影的个人风格性也就因此减少了，各种罗贝尔元素都还在，但组合起来却少了之前的魅力。
入侵者
除了各个单元展示新电影外，电影节也必不可少地拥有致敬环节。
今年戛纳电影节的经典单元放映了修复版的《陷坑与钟摆》（Pit and the Pendulum），洛迦诺于是接手设计了一个致敬罗杰·科曼（Roger Corman）的环节，刚过九十岁的科曼也亲自来到了洛迦诺，除了步履有些蹒跚之外，身体看上去很是不错。
科曼是美国好莱坞电影体制下的异数，他发掘出斯科塞斯、科波拉、尼克尔森…等等之后美国电影中坚力量的传奇，要比他的创作显得更人尽皆知。
但是今晚的电影却让我大跌眼镜，1962年的《入侵者》（The Intruder）是一部极其优秀的作品，它讲述的内容到现在都丝毫没有过时—同时证明情况也不幸地并没有如我们想象中那么大的改变。
种族歧视和疯狂的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通过一种极有力量的场面调度表现了出来，实在令人惊喜。
郝米娅和海伦娜
午夜场为了清醒选择了一部小清新电影：马蒂亚斯·皮涅罗（Matías Piñeiro）的《郝米娅和海伦娜》（Hermia & Helena），这也是之前朋友推荐观看的作品。
看的过程中想到小清新电影的本质也许是“举重若轻”或者“举轻若重”，但这部电影除却精密的设计和尚算巧妙的与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映合之外，并没有更多吸引人的地方。
生活远比改编要精妙的多，不是吗？
虽然只是第二天，但感觉好像已经在洛迦诺待了挺长时间了。
自以为好像熟悉了这个小城市，但了解的只是那几条通往不同影院的路而已。
8月8日
早醒，于是决定顺便起床去看九点场的短片，里面有贾樟柯的新短片《营生》。
营生
从《天注定》开始就对导演的电影颇有失望，这个新短片也没有什么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感觉，导演在拍这部短片的时候好像一直在说，或者在叮嘱：“我（们）的生活真的很好，但千万可要藏住了，不要露馅说出来…！”
因为决定要采访罗德里格斯，决定去听一下《鸟类学家》的新闻发布会。洛迦诺电影的新闻发布会阵仗比戛纳小的多，就在记者中心的旁边，愉快、友好、宜人的氛围，倒是戛纳无法比的。
贝杜因人
赶去看巴西老将乔洛·比萨尼（Júlio Bressane）的新片《贝杜因人》（Beduino），很欣喜七十高龄可以拍出一部如此具有年轻面相的电影，但似乎也就是止步于此了。
观看过程中想到美的断片，或者说断片之美，并不能成就电影的美，电影的美是一种集合，就像电影是一个集体“创作”一样。这是一部典型的拥有“美之一瞬”的电影。
放映之后遇到中国电影的老朋友杜阿梅（Marie-Pierre Duhamel-Müller），她与前夫马可·穆勒（Marco Müller）共同的对中国文化—电影的热情，曾使他们在向欧洲推广中国电影的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她现在依旧也是诸多中国导演的好朋友，并翻译他们电影的法文字幕。
互相询问了一下近况，了解了一些关于澳门电影节的情况。约定下午一起去看印度尼西亚电影《独，孤独》（Istirahatlah Kata-kata），我们同时说起这是个会让人产生遐想的好标题，对于一部电影来说，这已经是一件好事了，不是吗？
湖之记忆
告别杜阿梅去看午后两点媒体场的阿根廷电影《湖之记忆》（La Idea De Un Lago）,并未看过导演Milagros Mumenthaler的长片首作，因此这是第一次相遇。
这是我喜欢的一种电影，小，却真诚，它比看起来野心勃勃（无论是主题上还是叙事方法上）但其实苍白的可怜的电影要更值得鼓励。
一个临娩的女摄影师通过照片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顺便带出了失踪的父亲与曾经独裁政府的阴影，一切运作于无形且自然之中，也许观众看惯了对痛苦，尤其是家国之苦的一步到位式的剥削性展示，反而对这样的处理方式无所适从。
第三世界或者（对欧洲来说）遥远国家的苦难、独裁、落后已经越来越成为刺激喜爱艺术电影的西方观众肾上腺素的元素，越是粗暴直接不加分析地展示，效果就越大，本质逻辑上其实与好莱坞Blockbuster（编辑注：大片）无异，甚至比后者更虚伪。
“哭哭啼啼，没有出息”或许其实更适合。
独，孤独
《独，孤独》（ Istirahatlah Kata-kata）对得起它的标题，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同《湖之记忆》一样，它在处理政治问题的时候始终站在几乎纯粹的个人角度—任何意欲代表人民面对政治的艺术作品都是非常可疑的。
除此之外，电影中对诗歌的处理也是摆脱了充斥市场的cliché（编辑注：常规套路的）处理方法。它讲述的是一个反对苏哈托政权的诗人Wiji Thukul的流亡过程以及所见所闻，这位诗人现如今已经成为那个时代，那个运动的精神象征，他于1998年在苏哈托政权倒台前一个月失踪。
我一直很讨厌在电影中用赤裸裸插入的诗来表达诗意这样的处理方法，不仅这是笨拙的，而且大部分情况下它们也是矫揉造作的，电影的诗意要通过时间、空间、人或者最基本的叙事来达到，直接用诗，不仅有偷懒之嫌疑，而且往往弄巧成拙。
在这部电影中，Wiji Thukul诗的处理方式相较而言比较自然，也比较成功。
更可贵的是，我们能够叙事的前进撇到诗人通过自己的经历对诗意与人生的认识过程之演进，诗成为结合着人物经历演进的过程，而不是招贴的标签。
由对诗的功能的感悟（“诗意不该去寻找不可能，不能实现的东西”）到对自由的戏谑（“自由就像粮食一样，吃过了就会变成屎”），直到最后由他诗歌改编的民谣歌曲：“如果我们是花，我们是无果的花/如果我们是花，我们是不愿结果的花/如果我们是花，我们是你们不愿看到结果的花…”。
如果我们能够坦白、真诚面对政治，面对国家，面对自己，不是更好吗？
趁电影结束的晚餐时间去了产业的晚餐会，洛迦诺是一个相对来说较小的电影交易市场，到了八号，大部分市场的参加者都准备离开了，因此也算是个告别晚会。
在路上遇到电影节负责接待的Lucius，被他拦下，继而发现一个摄影团队正在跟着他，原来是洛迦诺正在为明年的七十大寿准备纪录片，由他带着在城内散了一会步，顺便听了一下电影节近些年来的变化，以及为明年正在兴建的新影厅及办公楼。
斯蒂芬·茨威格：再见欧洲
空档的时间去看了明天广场放映的媒体场，一部讲述茨威格在美洲放逐岁月的传记片，《斯蒂芬·茨威格：再见欧洲》（VOR DER MORGENRÖTE），美轮美奂的摄影、考究的布景、充沛的人物与情节（影片截取了茨威格在美洲生活的几个片段，当然包含了最后的自杀），一切似乎都有了，但又似乎觉得缺了些什么，以及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想起塔蒂（Jacques Tati）的一句话，“太多的颜色会打扰到观众”，这里的“颜色”一词完全可以泛指很多东西，某种程度上，希区柯克的问题也在于此。
受伤的心
之前遇到的泰国影评人Don告诉我罗马尼亚电影《受伤的心》（Inimi Cicatrizate）是迄今为止他看到的最好的电影，恰好午夜场安排的就是看这一部。
导演拉杜·裘德（Radu Jude）也是近年崛起的罗马尼亚导演，虽不如今年戛纳的那几位有名，但也逐渐开始站稳脚跟，2016年真是罗马尼亚电影的大年，虽未出什么杰作，但仍是佳作连连。
影片改编自Max Blecher的小说，虽未读过原著，但似乎有一种普鲁斯特式的“封闭式美学”——也许这样的类比会让对这位作家有研究的学者泯然一笑，讲述的二战爆发前一位患有骨结核的年轻人在疗养院的故事，从电影形式上来说它是美轮美奂的，叙事性也借由电影的长度（141分钟）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但却不是我心头所好的那一种。
见到了几个中国朋友，犹豫着要不要采访《独，孤独》的导演Yosep Anggi Noen，《湖之记忆》不是那种适合采访的电影，就像今年戛纳的《托尼·厄德曼》（Toni Erdmann）一样。
电影节过半，后面的时间要适当地分配给访谈和观影了。有时间也要看一下周围的风景，朋友圈中的照片越来越多，似乎景色真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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