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6日，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在巴黎出生。那时，在距离他400多公里的英国，时年33岁的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正心不甘情不愿地拍摄《十七号》（Number Seventeen，1932），关于“电影导演的信念”和创作瓶颈期的矛盾，让他陷入思考。只有命运知道，此刻毫不相关的两个电影人，会因为诸多与电影有关的时代及个人经历，在30年后，进行一场影史上最伟大且微妙的谈话。
希区柯克在特吕弗心中埋下的第一颗种子，是他影像制造的“害怕”，也许初识无法分辨其中的魅力，但大量阅片，很快让特吕弗认识到，自己被希氏电影一以贯之的主题——“无辜的嫌疑人”所吸引。也许是相似的童年创伤，让其影像中的“焦虑”为特吕弗理解且狂热。那时，他是影迷。
1955年，冬。夏布洛尔（Claude Chabrol）与特吕弗结伴，代表《电影手册》，采访在圣莫里斯电影制片厂（位于巴黎东南部）为《捉贼记》（To Catch a Thief，1955）进行后期录音的希区柯克，受“作者策略”的影响，《手册》青年们多是希氏的推崇者，也许过于兴奋，首次见面以颇为戏谑的落水收场。 访后，特吕弗发表了名为〈安托万和孤儿〉（Anthoine and Orphan）一文，并在来年两人巴黎重遇后，给希区柯克写信，表达对其喜爱及推崇之情。那时，24岁的特吕弗在《电影手册》初露锋芒，57岁的希区柯克是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导演。一个影评人，一个导演。
1960 年1月，纽约。上映近两个月的《四百击》（Les quatre cents coups，1959）在美国大受欢迎，特吕弗受邀而来，因为对英语知之甚少，结识了当时在“纽约法国电影协会”（de l’Institut du Film Français de New York）工作的海伦·斯科特（Helen Scott）。这个聪明又精通法语的女人，从此与特吕弗保持着知己般至笃的交情，她在特吕弗其后的电影之路上，画下浓墨一笔。先是积极促成其后的世纪会谈，担任传译，推荐出版社，编译《希区柯克论电影》（Le cinema selon Alfred Hitchcock）的英语版，甚至参与了特吕弗人生唯一一部英文片《华氏451度》（Fahrenheit 451，1966）。那时，一个是处女作斩获金棕榈的新人导演，一个是技艺臻熟的电影大师。
巧合的是，1962年，而立之年的特吕弗与当年相仿年纪的希区柯克一样，遇到了导演创作生涯的瓶颈。《射杀钢琴师》（Tirezsur le pianiste，1960）与《祖与占》（Jules et Jim，1962）在法国接连票房失利，让他萌生暂缓拍片的想法。时年4月8日，特吕弗造访纽约，准备把《祖与占》介绍给当地的独立片商，并与媒体见面。 正是那时，特吕弗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一直在大洋彼岸向本国人摇旗宣传的“作者论”代表人物——希区柯克，却在其常年定居工作的美国，得不到中肯的褒奖。美国与法国评论界对希氏认知的偏差，某种程度上，激起了影评人特吕弗为其反抗正名的情绪，但那时，这个念头尚未酝酿为成熟的计划。
1962年4月30日，巴黎。仍然沉浸在导演困顿情绪的特吕弗写信给斯科特：“别以为我溃败了，我利用今年不拍长片或开拍新片之前的空档，拍部短片、导出戏或写本书”。特吕弗在斟酌，暂停导演工作的间隙，他要做些什么？而那时，一本叫做《罗伯特·马莱对话录》（Entretiens avec Robert Mallet，保罗·莱奥托 Paul Léautaud）的作家对谈集，给了他灵感。他告诉罗伯特·拉丰（Robert Laffonet 罗伯特·拉丰出版社社长）和海伦·斯科特，一对作家（同行业）的对话模式，或许也适用在电影采访上。回想起在纽约的种种，特吕弗确定了采访希区柯克的想法。
有了想法，特吕弗便开始执行。1962年6月2日，特吕弗自信满满地给希区柯克写了封长信，内容言及将希氏的访谈出版成册，并多地发行的计划。同月，希区柯克电报回信，接受了这一提议，并约定：“等《群鸟》（Birds，1963）拍完后，我会抽空与您联络8月底见面的事。”希区柯克的应承似乎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很难有人比身兼影迷、影评人、导演三重身份的特吕弗，更能从精神层面理解希区柯克的职业追求。
1962年7月，与希区柯克通信的间隙，特吕弗开始多方面进行准备。他先是窝在布鲁塞尔的皇家电影资料馆里，重看希区柯克在英国时期的部分默片，仔细研读夏布洛尔和侯麦（Eric Rohmer）的《希区柯克：最初的44部电影》（Hitchcock : the first forty-four films）及大量的评论资料。此外，特吕弗也按部就班地规划采访/出书的实际执行成本及步骤，例如：预支自己的票房收入作为采访经费，微型话筒的使用，法英双语版本的发行。
一个月后的8月13日，希区柯克的生日当天，特吕弗抵达洛杉矶。隔天，在坐标环球制片厂的希区柯克办公室内，希区柯克、特吕弗与斯科特，开始了连续6天的采访，每天9:00～18:00的“马拉松谈话”，无论吃饭还是休息，三人都围绕着圆桌，间或进行着交流。那时三人相谈甚欢，一开始希区柯克保持着以往接受采访时的姿态——风趣自信，娓娓而谈。但到了第三天，希氏开始严肃地进行自我审视，这场对谈，渐入佳境，逐步探秘希区柯克的内心。某种程度而言，跟一个导演（同行）聊天远比被记者采访，更容易谈得深刻。52卷底片，50多个小时的录音，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宝贵时刻。然则成书出版，却并不容易，除了忙于重启导演工作外，“我（特吕弗）需要花上四年功夫，让人去检测录音磁带，特别是搜罗照片，这就使我每当遇到希区柯克时，都要向他提些问题，以便完成这本我所称的’希区柯克之书’。”
1966年最后一个季度，《希区柯克论电影》法文版由罗伯特·拉丰出版社出版发行。一年后，英文版由西蒙与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 Inc.）出版，到1975年8月再版时，英文精装版已经发行超过4万册。
时间退回1967年，不论出于宣扬“作者论”，为希区柯克正名，抑或只是出于销量考虑，特吕弗在这时选择亮相各式电视采访。8月9日，法国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问他，既然写书了，是否想过拍摄希区柯克的纪录片。特吕弗答：“没想过，拍出来肯定是有价值的。但写书更有教育意义，而电影拍出来，可能就具有批评意味 了”。
48年后，当“新浪潮”时代不在，肯特·琼斯（Kent Jones）关于这场世纪访谈的纪录片——《希区柯克与特吕弗》（Hitchcock/Truffaut），或许才能真正传递出这本书之于电影人的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