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linale 2010】Day 3:美国同性恋标志性人物在柏林

HOWL
[Erik Jensen 柏林报道]那是作家艾伦·金斯堡和易装皇后凯迪·达林,两人都是美国同性恋的标志性人物。一个将她短暂的一生沉溺于角色生活中,;另一个是美国文学中“垮掉的一代”的先驱者。不过对于纽约的无冕女王凯迪·达林和诗人艾伦·金斯堡来说,他们的相似点在于他们的一生都是在孤独中度过的,他们显赫的名声和标志性的地位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爱情。两部讲述了两个不同人生的电影同时出现在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

一、入围了电影节主要竞赛单元的由Rob Epsteins和Jeffrey Friedman执导的故事片《嚎叫》(Howl)的名字来源于1955年诗人艾伦·金斯堡的同名长诗。带着这首狂放而又愤怒的诗歌,艾伦·金斯堡成了代表了美国诗歌新生力量“垮掉的一代”的标志性人物。电影通过用一种更为原始和报告性的手法讲述了诗人艾伦·金斯堡和他的两位朋友兼爱人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和尼尔·凯萨蒂(Neal Cassady)的生活。他们的文学作品和生活方式在美国文化史上留下一个深刻的烙印,也直接了影响了60年代诗人歌手像鲍勃·迪伦和李奥纳多·科恩的创作。

金斯堡首先需要应付在旧金山法院的那场诉讼,电影就是围绕着这个开始的。由于他在诗歌中使用了一些例如Pik和kusse等不雅用词,他以“有伤风化”和亵渎罪遭到起诉。已经出版的520本诗集也遭到没收。电影用一种非常优雅和风趣幽默的方式描写了法庭上保守的法官和金斯堡的辩护律师之间的辩论。这两个人都是代表着“美国精神”,却以各自不同的立场来说明金斯堡到底有多大自由可以使用他的语言,以及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的文学作品。在镜头转换到了旧金山第六画廊——那就是1955年10月7日在此金斯堡开始高声朗诵他的《嚎叫》的诗歌地方——和一个电台采访中时电影介绍了诗歌和诗人,并且用一种聪明的方法表达了对艺术和道德的态度,特别是对这两个概念的阐释。在这里面詹姆斯·佛朗哥(James Franco)用一种难以置信的方式完整和真实再现了这个艺术家,他杰出而真诚,同时却被自己的性取向和难以把握的爱情困扰着。

二、“我很孤独。我爱人,但是没有人爱我。”这听上去像是少女日记里的诗句,但这来自凯迪·达林(Candy Darling)真实的日记。带着信件、照片、电影片段以及亲人和朋友们的访谈,英国人詹姆斯·瑞辛(James Rasin)再现了美国纽约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安迪·沃霍尔艺术圈子里一个最色彩斑斓的艺术家的肖像。原型人物凯迪·达林至今依旧活在Lou Reed的歌曲“Walk On The Wild Side”、Velvet Underground的“Candy Says”,还有安迪·沃霍尔的电影比如“Flesh”中,还有无数的照片。

很多人记得安东尼和约翰森乐队(Antony and the Johnsons)专辑“I am a bird now”中采用的那张举行闻名的凯迪·达林照片作为封面:她一身红妆,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死后逐渐显赫的名声至少也会让这个29岁英年早逝的詹姆斯·劳伦斯·斯莱特(James Lawrence Slattery)感到欣慰。如果她用其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去扮演的金发变性人“凯迪·达林”角色,只是为了想成为金·诺瓦克(Kim Novak)或者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这样的电影明星,那也足够了。只不过生前的她并没有这么幸运,她只不过成了安迪·沃霍尔和田纳西·威廉姆斯的缪斯。

在电影《凯迪·达林》中,朋友和同居者耶利米娅·牛顿帮助她选择丰富多彩的服装在一个波希米亚大都市的迷人中展现一个孤独和贫困的灵魂。“凯迪是个骗子”,这是电影给人的一个印象。电影也毫不掩饰这个艳装皇后不时出去卖淫赚钱。神话的彻底破灭,以及在后来一段最受人觊觎的时间里暴露出来的自私、冷酷和对爱的缺乏逐渐撕开了所有的一切。

电影中提供了很多对凯迪·达林同时代的生活圈子里的采访,并且以此再现了纽约当时富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人,以及自由主义者聚集的社会背景。“所有人不是真的疯了,就是假装自己也是疯子。这两种人事实上都感到很辛苦。”曾经和凯迪一起在安迪·沃霍尔德电影Women in Revolt中合作过的演员彭尼·阿卡德(Penny Arcade)形容得非常生动。1974年,在凯迪·达林扮演了最后一个角色——一个天后的几个月后因白血病去世。在这个角色的背后人们可以猜测即使在另一边她依旧凄惨孤独。就像她在病榻上给安迪和其他朋友写信,但是没有人过来探望她。

“很不幸,在死亡面前我失去了继续生存的愿望。……一切都了无生趣。人们几乎可以说我是百无聊赖至死。我一直很清楚我坚持不下去了。我只是希望,还能再见到你们所有人。”

Erik Jensen

丹麦报纸《Politiken》影评人和欧洲版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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