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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赞郁专访——从无意识到激进女权主义的《小姐》

继戛纳首映后,朴赞郁的新作《小姐》(The Handmaiden,2016)又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TIFF)参展。这部影片改编自威尔士作家莎拉·沃特斯(Sarah Waters)的小说《荆棘之城》(The Fingersmith),其画面精美,细节考究,大胆的讽刺更是让人心颤。在美国将要上映的版本如同一部惊悚片,大玩反转剧情,套路满满。

其实,在韩国本土早已推出了加长剪辑版,比原先版本足足多了23分钟。朴导在纽约宣传时通过翻译告诉记者,“并不是说一大块连串的镜头被剪掉了,而是每个镜头里都有一小块就剪掉了”,“我从没想过两者的区别,但确实有人跟我说过,‘加长版更像是一个浪漫爱情片’”他补充道。

朴导将故事背景从原著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移植到了日据时期的朝鲜。影片的前半部分是从淑熙的视角展开叙事,她出身贫寒的小偷世家,被送到小姐身边假扮成女仆。但当你还沉浸于淑熙的娓娓道来时,主角的视角俨然发生了改变,变成了从深闺之中不谙世事的富家小姐——秀子的角度来讲故事。影片大部分都在一幢封闭的日式和西式结合的大宅中拍摄,这座建筑归秀子那个扭曲又虚伪的姨夫上月教明所有。

朴赞郁,摄影:维多利亚·史蒂文斯 VICTORIA STEVENS

以下内容选自interviewmagazine记者艾玛·布朗(Emma Brown)对朴赞郁的访问

记者:首先,我想跟你聊聊上月教明的这座宅邸。这到底是怎么开始的?你当初是怎么想到要设计这样一幢糅合了日本和西方风情的建筑呢?

朴赞郁:这个想法始于我想要把原小说的故事背景改为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开始的。日据时代的韩国正经历着现代化和西方化。影片中提到的精神病院,我们把它的地点设置在日本,因为在当时的朝鲜还没有太多这类近代化机构。在那段时期,朝鲜和西方的交流是通过日本来实现的。所以,要处理好这些从日本渗透过来的西方文化就显得极为重要。对我而言,重要的不是要表达它是日本的或者西方的,而是要表现其背后的现代化。这些现代的事物是怎么进入朝鲜的呢?

这种进程不是自然演变的,不是有机地和朝鲜已有的传统、习俗和遗产融合在一起的。这种过程是被迫的。就像你看到的那座宅邸一样,一半是日式,一半是西式,生硬地拼凑而成。糅杂了这两种风格的建筑“怪物”看上去就很荒诞——这纯粹就是把它们捏在一起——更滑稽的是,仆人进入日式屋子打扫时要脱了鞋,而进入西式房屋时又要把鞋穿上。还有那个私人图书馆,外表看起来像是一座日式建筑,但深入其中,你会发现庞大的西式书柜和书架,再穿过它们,你又会在地上看到日式的榻榻米垫子。

穿着西式礼服的上月教明在踏上榻榻米时会脱了鞋。当拿掉几块席垫,在空出来的地方铺沙,装水,就会摇身变为一个日式的小庭院。日式园林的设计理念是使用盆景、沙、砾石、水等一些元素,堆砌成一个独自的山水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透过它,上月教明在缔造属于自己的王国。

《小姐》剧照|来自网络

记者:你电影中的布景会影响到角色吗?还是最初早已塑造好人物?

朴赞郁:这些都是相互关联发生的。如果一定要说哪个在先,我会说是人物。

记者:这部影片很有趣,这幽默元素是您在编剧和拍摄时自然注入其中的,还是刻意加入的?

朴赞郁:我更倾向于前者的说法。当我在编剧时,如果写着写着变得太严肃的话,我自己都没法忍,所有,我通常会回过头来重新思考,在不改变整个框架下的前提下,稍微加些轻松的元素。另一个原因是,有些观众可能会觉得同性恋是个让人不太舒服的题材,那个日本人的角色总是让人不太舒服。有时候,你又确实需要这些温暖、人性又私密的片刻来让剧情发展得更加自然流畅。如果这听起来有点犬儒的话,我觉得这是度的问题以及我处理幽默的方式。在两个女人之间的性爱场面中,我让她们多交流。

其实,我的目标是想让它成为电影史上对话最多的情欲戏。两人交欢时的呓语是相当有趣的,这也让同性间的激情戏码推进得更加水乳交融。

记者:在影片的前半部分,故事是以淑熙的视角展开的,接着就切换到秀子的角度来讲故事。从编剧和拍摄的角度来说,哪个视角来得更自然呢?

朴赞郁:我真不知道,但我内心更倾向于秀子。从某种意义来说,我想要在电影中塑造的是一个从小被性虐待,最终成功挣脱的这样一个女性形象。这是我一开始想要拍摄的故事。毋庸置疑,淑熙是一个重要角色,但秀子才是整部影片的核心所在。不过,淑熙这个角色更勇敢更主动更敢爱敢恨,也更敢作敢为。正因为如此,她的角色更讨喜些。不管如何,对我而言,两个角色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

《小姐》电影剧照|来自网络

记者:你最近坦言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但是你在拍《老男孩》时还不是呢。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什么促使这种转变的呢?

朴赞郁:其实,不能说我在拍《老男孩》之前完全没有女权主义倾向。我之前拍过一部电影叫《共同警备区》(J.S.A.,2000),在原著里,调查员并不是一个女性,是我有意把它设置为女性角色的。从这点可以看出,我确实拥有女权主义的一面,只是那时候还不明显罢了。

在拍完《老男孩》之后,我意识到在这部片子中,唯一没有厉害关系的就是那个女性角色了。她是影片中唯一的女性角色,她却被排除在真理之外。这让我很不舒服,也促使我拍摄了《亲切的金子》(Lady Vengeance,2005)。

这就是我之后的电影通常都有很强势的女性角色的溯源所在。所以为了简化整个过程,我才说是《老男孩》让我变成了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

|翻译:July|校对:潜行者 @迷影翻译

Emma Brown

在线杂志interviewmagazine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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