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评：
《普通人》（Pamilya Ordinaryo，2016，台湾译名《无法人生》），青春无畏。这是年轻的菲律宾导演爱德华多·洛伊（Eduardo W. Roy Jr.）所拍摄的一部关注流浪街童的作品，关于底层社会的苦楚与艰辛，点出了实际发生的未成年生子、贫穷、公权力贪腐不堪等议题，凸显真实世界的各种善意、假意与威胁。珍与阿力斯这对露宿街头未成年的小夫妻、小父母，他们为了爱为了一起生活，只能偷拐抢骗挺而走险，但相较于这社会的老奸巨猾，这对亡命鸳鸯曝露在都市丛林中，显得稚嫩与天真。年轻，或许是他们的弱点，但也是他们的优势，灵活、韧性、义无反顾、直来直往、充满活力，他们从不因为自己穷而感到卑贱，面对生活的困境，他们以不世故略显生涩的姿态勇往直前，不惜耗尽所有去追求那所爱的一切。
导演在段落与段落之间，巧妙地模拟、穿插闭路摄影机的画面，从高处俯视、定镜、无声而模糊地展露犯罪桥段，与多数时候，都紧紧跟随着珍与阿力斯，那手持摇晃、无预警摆荡、一颗颗跟随人物行动一镜到底的镜头做出显著的区隔。类似纪录片的拍摄手法，为这部以街头、户外为场景的剧情片，增添不少底层社会纷乱、躁动的粗砺气息。更令人惊艳的是，拍摄预算不高，导演却能在有限的条件中，找到适合作品的拍摄手法——在珍失去了孩子，和阿力斯在街上逢人就问的桥段，全然是实境拍摄，而非事先安排好的临时演员，摄影机悄悄地跟着珍和阿力斯，即时捕捉他们拿着照片询问路人的时刻，为《普通人》这部社会写实的剧情片，添加了纪实的成分。此外，片中两位年轻演员的表演自然且流畅，他们理应不是真正待在街头的人，但是却对街头场景的掌握，自在而自信。
《普通人》无疑让我们看见电影创作者在有限的资源中，依然将创作发挥到极致的可能性。以剧情片勾勒一起社会真实案件，以模拟纪录片手法、写实的风格，赋予人物在真实社会中遥不可得的救赎。
茶叙：
Ｑ：《普通人》改编自真实发生在菲律宾的社会事件，想了解在真实事件与剧情电影间，有哪些成分是虚构的情节？
Ａ：以角色来说，在真实事件中有真正的珍，也有真正的阿力斯，我剧本中的角色是模拟真正的人物来写的，无论是讲话的方式、行为举止，如果真要说的话，整部电影里有大概 80% 的比例是奠基在真正的角色事件上，唯有最后那一场戏，珍把婴儿送还回去的桥段是我自己加上去的，以强化故事的剧情性。
Ｑ：由于是奠基在真实人物的故事，导演在写剧本、构想角色的阶段，是否针对人物做了什么样的研究或了解？
Ａ：事实上这部电影前置的研究工作大概花了一年，我的助理协助我了解流浪街童的生活情况，我只跟她说，“我要拍一个与流浪街童有关的故事。”经过一阵子的资料搜集与调查后，她给了我几个不同的街童故事，而其中最吸引我的便是珍和阿力斯，我觉得这故事里头的讽刺性很有趣——珍和阿力斯一直以来都是偷拐抢骗他人的东西以维生，但最后他们的宝宝却遭窃。所以我选了这个故事。
然后我们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我的助理去找真正的珍和阿力斯碰面、访谈，而我则是根据访谈的内容，来撰写剧本。我将这份剧本报名菲律宾独立影展（Cinemalaya Philippine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结果入选了，进入最后名单得到了补助。但当我真正前往珍和阿力斯在真实世界中居住的地方，想要进一步访问他们时，却发现他们都不在那里了——阿力斯得了肺结核，在街头病逝，而珍在阿力斯病逝后选择离开这个伤心地。
Ｑ：珍和阿力斯去上电台节目的安排很有意思，而且电视台还把他们的故事拍成了影片播放，某种程度而言，这与导演把他们的故事拍成电影有某种形式上的呼应，想听听导演对此安排的想法。
Ａ：恩，某种程度来说确实有某种形式上的类似性。现实情况中，我们没能帮助珍和阿力斯找到他们的儿子阿杰，因为这个事件发生在我们开始调查后的一年多前，而且在访谈的过程中，他们两人也没有求助于媒体。但在电影中，我让珍和阿力斯求助于电台，虽然电台媒体对他们的帮助也有限，电台主持人只是听完了他们的故事以后，也没有再多做什么；而事实上，在事件发生一年后，当我们认识他们时，珍和阿力斯已经放弃继续寻找孩子了。所以我想，如果珍和阿力斯在事件发生当时便来找我们帮忙，我一定很乐于透过电影这样一个媒介来协助他们。
因为这是一部电影，所以对我来说这部电影的重要性其实是作为一种警惕、提醒，提醒那些在街头的孩子，要小心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件事之所以会被忽视，正是因为珍和阿力斯是流浪街童，假如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有钱人家身上，这就会变成绑架儿童了。
Ｑ：这部作品的剧本顾问是Armando Lao，是菲律宾相当有名的电影人，写了很多剧本，包括曼多萨（Brillante Mendoza）的电影《情欲电影院》（Serbis，2008，台译《高潮满座》）、《基纳瑞》（Kinatay，2009，台译《男孩看见血地狱》），自己也成立 Found Story 工作坊。想了解他对《普通人》这部电影的剧本提供了什么样的建议？
Ａ：Armando Lao是菲律宾电影圈中，改编真实事件之剧本的专家，所以许多改编真实事件的电影导演都会带着剧本去找他谘询。我也不例外，我带着我的第一版剧本去找他，请他读过后提供一些意见；对年轻的电影创作者来说，他的意见是相当珍贵的，但当然最后要不要按照他的建议来做，依然是取决于导演自身。不过他当初读了我第一本的剧本后，就相当喜欢，他只有针对角色之间的关系、内心的挣扎、行为的动机提出一些建议，他不会很明确的说哪边应该要怎么做、哪边要怎么做，作为电影导演，你必须做你自己想做的，他则是从旁提供一些大的方向。
Ｑ：先前导演有提到，整部电影的最后一段做了些戏剧性加工，在真实事件中是没有那段珍把婴儿还回去的桥段，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安排其实颇有效果，帮助观众对这两个角色都各自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想了解导演如此安排的想法为何？
Ａ：在真实事件中的那个时候，珍和阿力斯并没有放弃寻找孩子，他们持续地在寻找。但在电影里头，我们必须有个中止点，所以这某种程度是个开放性的结局，同时我也希望给角色一个赎罪的机会。事实上我原本有两种版本的结局，一是当阿力斯把婴儿偷来时，珍太开心了，她其实没有仔细看，没有意识到这婴儿到底是不是她的孩子，在返家的巴士上，珍心满意足地看着那个婴儿，但作为观众的我们会知道，这不是她的孩子，他们抱错了，这真的是那户人家的孩子。而另一个版本则是目前电影中看到的。我最后没有选择第一种结局，是因为我想要呼应“母亲的直觉”这件事，即使珍很年轻，婴儿才不到一个月每一个看起来都很像，但那就是孩子和母亲之间微妙的、直觉性的连结，就算她们彼此分开，但她依然能够判断出孩子是不是她的。
Ｑ：关于片中两位主要演员，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演相当自然、顺畅，熟悉场景，但我们又晓得这两位年轻的演员其实不是当地人，当然也不是在街头长大的孩子，想问问导演当初是如何帮助演员迅速融入角色，以及片中的街头场景？
Ａ：饰演阿力斯的Ronwaldo Martin是菲律宾男星Coco Martin的弟弟，在演出我的作品前，他演过三部电影，是相当年轻的演员；而女主角珍，是剪接师介绍的女演员，先前只演过一些短片，算是新手，但是表现相当令人惊艳。
开拍之前，针对两位男女主角举办了三天的演员训练工作坊。第一天，让他们彼此熟悉——毕竟他们在电影中饰演夫妻；接着第二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到实际的街头场景，我们在马尼拉市区走一遭，实地熟悉场地，包括珍和阿力斯在电影中露宿的大都会戏院、一些贫民区，让珍和阿力斯跟真正的流浪街童接触，观察他们说话的语气与姿态、如何彼此沟通、如何在街头上奔跑、如何吃东西、去哪里取得钱与物资，以及他们如何花钱，我让这两位演员自己去摸索、去揣摩角色，还包括了流浪街童穿什么衣服。第三天才是背诵剧本。我认为他们两位表现得非常棒，在很短时间内便掌握到角色的精髓，他们学得很快，也相当敬业。
整部电影只花了十天拍摄——事实上八天就拍完了，另外多留了两天补拍一些镜头。八天拍完后就开始剪辑、看粗剪，如果看粗剪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任何过度表演、太夸张、不合适的地方，我还有预留的两天可以重拍。我们拍摄的节奏大概是拍一天休一天，我们“拍一天”的意思真的是拍满一天，24 小时——通常是清晨五点上工，吃过早餐以后，上午七点开拍，然后一路拍到隔天的凌晨六点。因为我们预算很有限，租借器材都是成本，所以我们租一天的摄影器材，就真的 24 小时用到满。
Ｑ：有没有哪场戏是导演花最多时间拍摄，或是最难拍摄的？
Ａ：警察局的那场戏，它花了我们八小时拍摄，特别是珍被迫裸露胸部的那一场，因为要模拟哺乳母亲胸部胀大、泌乳的情况，珍装上义乳，美术设计要制造出它流出乳汁的样子，但打入奶水后一不小心义乳便会破裂，重新弄好得要花时间等待，我们重复拍摄了好几次；而且珍在那场戏的情绪是相当激动的，因为她受到警官的性骚扰威胁，情绪崩溃哭泣。所以这场戏相当难拍。再加上警察局里是监狱，监狱里的囚犯每天早上六点都会准时升旗、唱国歌；而我们那场戏拍到凌晨五点多还没结束，不久之后监狱就要升旗了，这样现场的收音就会录到国歌的声音，所以我们必须赶在六点升旗前拍完收工，时间相当紧迫，现场的一切都很难掌控。
另一个很难拍摄的便是珍和阿力斯在他们露宿的戏院骑楼做爱的那场戏。因为我们预算很低，所以没办法封街拍摄，那是在马尼拉街头，所以拍摄时有许多群众围观，我们很难去控制那些围观的人群——难拍的不是性爱场景，而是很难掌控围观性爱场景的群众。
Ｑ：那像导演拍戏时间相当有限，期程相当短，可否聊聊前置作业必须做到多仔细才能办得到？不需要为演员预留一些“出错”的空间吗？
Ａ：前置作业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我们拍摄时必须很精准，所以事前我们规划了拍摄过程的所有细流与各个环节，确实，拍摄的前置作业比真正开始拍摄还要花时间，预算极度有限，也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以出错，如果多拍一天很可能就要多花上10 万披索（约新台币64000元）。
至于留一些出错空间给演员，我倒不如说是一开始选角就选了正确的人选——找到“对”的珍和阿力斯，这样就不需要额外花一个月的时间去训练他们。选角是我的工作，我必须确保他们能够胜任那个角色，我第一眼看到他们两人就知道他们很适合，事实上他们根本不需要“演”，他们的特质根本就是那个角色了。
Ｑ：很好奇导演整个拍摄预算分配最多的是哪个部分？
Ａ：在菲律宾拍片一天大概要花上 15 万披索，这部片的总预算大约是 200 万披索。最主要还是花在那十天的拍摄成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一个场景拍完只使用一颗镜头，这部电影不需要太华丽的拍摄手法与影像叙事，我希望画面的感觉是粗糙的，不是太漂亮的那种，所以手持镜头应该是最好的拍摄方式，不需要推轨，也比较符合写实风格。唯一“奢侈一点”使用的大概是稳定器（Steadicam），最后珍和阿力斯跑出有钱人家的那场戏，就是摄影师搭乘着小货车，用稳定器在珍和阿力斯前头移动拍摄的。后制几乎没有花钱，因为多是朋友之间互相帮忙（笑）。
Ｑ：影片中很策略性的使用许多闭路监视器的画面，这些画面都是导演设计重拍的，还是真的采用监视器录的画面？
Ａ：影片里所有的监视器画面都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我们模仿真正的监视器画面，以不同的摄影机拍摄；而珍和阿力斯出现的镜头，我通常是选择一镜到底的方式拍摄。
Ｑ：想请导演聊聊那位偷走婴儿的跨性别者角色。
Ａ：真实事件中，那位偷走婴儿的人确实是一位跨性别者，我并不想去改变事实，也不想要刻意隐瞒或刻意凸显，就只是如实呈现真正发生的。作为一位电影创作者，是否政治正确并不是我要考虑的事情，因为角色就是那样，他们就是他们的样子，而大众对这些跨性别者的态度就是那样恶劣，用词都相当难听，真实世界中，跨性别者就是被这样对待，我不希望刻意将事实更导向一个政治正确的方向，我只想真实的呈现街头的样貌，我不需要把我电影里的角色变得更政治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