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金棕榈获奖影片《我是布莱克》（Moi, Daniel Blake，2016）成了肯·洛奇(Ken Loach)的代表作，该影片向人们揭露了那些已经身处物质窘境的底层大众遭受的侮辱。
请留意片名中的第一个字，“我”。它好似行政信息表的开头（“我，署名人…”），点明了一个特殊个体的存在，在整套制度下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名字。
丹尼尔·布莱克（Daniel Blake）不停地在填写堆积如山的表格。他是个木匠，年近六十，因为心脏问题而身体虚弱。他被迫寻求社会福利救助。从此他开始与官僚机构，一个被人们错误地定性为卡夫卡式的机构，展开了纠缠。
他与错综复杂、如迷宫一般的麻烦事、阻碍和侮辱做着斗争。而这一切的遭遇都绝不在《审判》（Procès，1925）或《城堡》（Château，1922）（卡夫卡的两部著名作品）里形而上学、绝对神秘的政治题材的范畴内。在肯·洛奇和他的编剧保罗·拉弗蒂（Pault Laverty）看来，不停地给主人公窘迫的境遇雪上加霜的正是那一成不变的制度，它旨在严密控制那些处于困境的人们，并淘汰那些处于社会最边缘的人。
这样的断言是建立在导演和编剧发起的地域调查研究上的，而编剧拉弗蒂在自己的媒体宣传材料中也提到了这一调查。
因此，这个“我”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独特性，他的名字众所周知——丹尼尔·布莱克，而他面对的是一个官僚主义机器。整部影片致力于表现这个人独特性的同时，又没有让他与其他人显得格格不入。
集体与个体
这种体制作用在两种对象上：集体和个体。
集体：丹尼尔不断地与其他人打交道，这些人的遭遇境况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纽卡斯尔市脆弱群体中的一员。而这样的群体也同样可能在曼彻斯特或利物浦，亦或远在克莱蒙费朗或者米兰。
个人：丹尼尔的生活状况令人堪忧，还受到了政府行政机构的粗暴对待；在这个被电子产品充斥（然而它们并不像宣传的那样交互性十足）的世界，他却无法熟练地运用它们，由此被社会边缘化。在这个过程中，丹尼尔的不幸人生与另外一个比他更不幸的人交汇了，这个人就是凯蒂（Katie）。
她和自己生活的城市以及自己应有的社会福利地位渐行渐远，和她的孩子们相依为命，生活每况愈下。毫不夸张地说，她就快要食不果腹了。
导演肯·洛奇最大的天赋在于，他从不力求比他塑造的角色们更强，他也从不力求比他体会到的情境更老练。在他的当代作品里（他的历史还原类作品遵循的是另一种明显不那么有说服力的技巧，如《神秘的备忘录》（Secret Défense，1990），《以祖国之名》（Land and Freedom，1995），《风吹麦浪》（Le vent se lève，2006）或《吉米的舞厅》（Jimmy’s Hall，2014），我们能够找到一种对现实的跟随主义，这既是他作品的品质所在，也是他作品的界限所在。
他多产的作品中还包括一些与该风格不同的特例，从他不为人知的作品《折翼母亲》（Ladybird，1994）开始，到给人深刻印象，近乎幽灵般的《铁路之歌》（The Navigators，2001），或是借助于喜剧有感而作，甚至带着些许黑色幽默的《底层生活》（Riff-Raff）以及《雨石》（Raining Stone）。
永不熄灭的怒火
《我是布莱克》成为了洛奇电影的代表作。而近50年前问世的 《可怜的母牛》（Pas de larmes pour Joy，1967）此前一直是他自从职业生涯初期以来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尽管与金棕榈并不相称且在戛纳电影节中受到了不公正的抨击，这部金棕榈获奖影片仍是它的作者电影生涯的典范。
我们在片中感受到了在不公正面前愤怒的颤抖，对人与人之间语言细致入微的关注（用词，声调变化，肢体语言和沉默），以及与演员高效协作的理念，并且这些演员也和他们饰演的片中人物拥有不止一个共同点。
但是影片剧本太过沉重以至于阻碍了它的（社会的）“主题”和其他张力线条间的互动。这些张力更加抽象，它们贯穿了整部影片，并阐述了关于尊严的论点。
在肯·洛奇的大部分作品中，他都相信他影片中揭露出的问题是很严重的，以至于它们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场面调度——他甚至会不恰当地致力于文字写作上的推敲。事实上也并不需要在拍摄过程中运用什么修饰手法和花样。
然而，在肯·洛奇自己的杰出作品和众多其他例子中，电影被证明不仅仅能够建立一个支撑在情感上的情境，还能发出质询，正如这部影片那样。在片中，如果故事起因提前被人们关注到，那么所谓的质问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原文标题：Moi, Daniel Blake de Ken Loach, témoin à charge de la grande précarité
法语翻译：口口 校对：橘子/Piggy @迷影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