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影人物可能演了不属于他的故事：这正是电影《奥利最开心的一天》（The Happiest Day in the Life of Olli Mäki，2016）的男主角给人的感觉，这位60年代的芬兰拳击手奥利·马基（Olli Mäki）在一场历史性的比赛（1962年第一届赫尔辛基拳击世锦赛）中遭遇滑铁卢，并开始被芬兰人民熟知。在这场两个回合之内便被美国对手戴维·穆尔（Davey Moore）打倒的比赛之后，这位“从科科拉来的面包师”迎来了他光荣却鲜为人知的职业生涯。而片中那个“演错故事的人物”，则是由一群外表严肃且深受比赛利益驱使的人（教练、政客、经纪人、记者）一手制造出来的。《奥利最开心的一天》这部电影可以当做两部来看：一部是“拍错了的”赛前纪录片：两个导演勉勉强强地为观众展现出一个冠军，一个顽强的运动员，一个凶狠的拳击手形象。不过奥利却笑着，带着他那有些不自然的撇嘴动作，还有来自外省小工人的谦逊，没有一点胜利者惯有的样子——他的眼中只有赖娅（Raija），这个他爱得一天比一天深的女友。而另一部就是“真正的”爱情电影了，记录了这段情感的发展过程。它已经不再是对紧锣密鼓的赛前准备的干扰项，而是取代后者成为了电影的主要内容。
在一系列的情节转变之后，电影不再突出体育片的必要元素，似乎是要把人物引到“真正的”爱情故事上来——这故事朴素而又宁静，却是奥利从未放弃过追求的。这部电影可以看做是一首对“躲闪艺术”的赞歌，它的镜头跟随着奥利和赖娅在乡间骑行，在深夜沐浴月光，在林间散步，在湖边接吻。北欧夏季晶亮的阳光笼罩着自然风光，使得黑白画面的粗颗粒也显得跳动起来。除了怀旧的画面之外，电影还具备了其他过时的特色（轻便的16mm胶片，长距离跟踪拍摄和爵士摇摆节奏）。而正是这种画面和节奏，使得观众能够跟随着这对恋人的脚步，一起出逃，一起穿过索道，一起在阳光明媚的大自然或是沉睡的城市里探索各个岔路。与此相反，这种类型片的必要元素都像戴了面具一样被弱化了（奥利面对记者时令人失望的回答，教练沮丧的眼神，主人公始终淡定的面孔）：以轻巧而狡猾的方式，导演尤霍·库奥斯曼恩（Juho Kuosmanen）给拳击电影中的一些必备场景——训练、减重和媒体采访加入了一抹讽刺的色彩，而这似乎也预示着最后的惨败。
这种带有消肿闹剧，粗制喜剧和诗意懒散的风格可能只是某种芬兰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以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Aki Kaurismäki）的电影作品为代表。但这种区域性特色并不是电影要表现的重点。尤霍·库奥斯曼恩（Joho Kuosmanen，该片导演）尽量在他的这部长片电影处女作中，弱化字里行间的喜剧性和讽刺意味，从而集中塑造主人公与外界格格不入的形象。他那无法定格的身影和出戏的神态（他的眼睛不停偏离镜头中心）使他看起来像一个要出逃的角色，需要拍摄者不停地把他拉回到故事当中来——直到最后赖娅突然改变想法，决定比赛结果不必影响到两人的关系，奥利便在比赛当天买下订婚戒指，整部电影才终于看起来是在专门为奥利而拍摄的。
一部被多种因素限定的类型片（拳击片），转化成了另一部非固定风格的影片（所谓的不受心理习惯约束的优质电影），在这种转换中，奥利展现了自己最美好的品质。正如赖娅焕发着动人光彩的脸庞一样（从她第一次出现开始，便像某个令人失去注意力的圆点般，在模糊的背景中不停地跳动），尤霍·库奥斯曼恩在这里想要赞美一种可以安抚人心的力量，在当事人自身未察觉的情况下，传递给人以神奇而无穷的动力。片中同时赞美的，还有这种传递过程的纯粹性——它可以持久延续（正如电影的最后由真人夫妇，老年奥利和赖娅轻声打招呼的镜头所展现出来的），以及这当中常常伴随着的柔情和魅力。
原文标题：L’art du pas de côté
作者：Vincent Malausa
法语翻译：DaringDabbler
校对：Noemie/Pig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