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 Shrink[1] on Screen 系列第二篇
心理治疗师[2]作为一个银幕形象出现在中国观众视野里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无间道》（2002）、《异度空间》（2002）、《催眠大师》（2014）等成功的商业影片中，心理治疗师这个角色设置都起到了推动剧情发展的作用。心理治疗这一概念出现在中国不过是寥寥几十年的历史。其中，作为心理治疗的重要核心理论，精神分析逐渐从专业的金字塔尖走向普罗大众也不过是近二十年的变迁。加之东方文化的影响因素，“心理”二字是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存在——虽然在现实中“心理”所指代的领域极其广阔，而“心理治疗”的过程也远不如大部分文艺作品所渲染的那般离奇玄幻。
《惊天大逆转》（2016）是今年暑期档的一部中韩合拍悬疑片，讲述的是心理博士[3]杨曦通过与罪犯斗智斗勇协助警方剿灭一起赌球集团制造连环爆炸案的故事。故事在整个过程中一再反转，案情结尾也出人意料。虽然上映场次有限，但此片在叙事手法上获得较好评价。在人物设置上，杨曦与罪犯之间是心理治疗师与病人[4]的关系；此外，全片的关键人物还包括一位遭遇中年危机的男性警察，这位警察与杨曦一路从怀疑到合作，千钧一发之际英雄救美，最后暗生情愫，这样的设置于悬疑片而言符合大众预期，但其背后也有着更多关于“心理治疗师”角色设置本身的深层意义值得探寻。
“心理治疗”这一环节或“心理治疗师”这一角色在银幕上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叙事方式：原本需要用大段旁白或大量情节传递的人物背景信息可以借由接受心理治疗的过程来得以被观众知晓。《惊天大逆转》中罪犯的成长背景及其内心世界大部分是通过心理治疗师之口来进行交代的。同时，由于前文所提到的神秘主义色彩，心理治疗师的形象也成为了一个“容器”，用以容纳银幕上的悬疑与未知。如同片中杨曦通过与罪犯的交谈挖掘出各种重要线索，观众们会倾向于相信心理治疗师具有“巫术”去洞察最黑暗的人性，并且拥有“力量”在短期内去改变人的内心世界与行为决策——尽管这些与现实相去甚远，但也反映了社会对于”心理治疗师“这一职业的幻想与期待。
在东西方的银幕上，心理治疗师都被赋予了夸张如神话般的“导泻药[5]”功能：观众们会倾向于看到电影中的人物在接受心理治疗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或一个充满了非凡同情心的心理治疗师“挽救”了具有严重心理创伤的人物。在《惊天大逆转》中，当犯罪嫌疑人驾驶着大巴坠河之际，观众的这部分期待是被满足的：大家在那一刻相信这位具有反社会人格的罪犯最终被心理治疗师“感化”，做出了一个舍己利他的选择。在此之前，通过描写杨曦与罪犯之间一波三折的沟通过程，编剧得以把观众留在屏幕前，随着剧中人物共同体验“命悬一线”的紧张。为了使故事更具有可看性，编剧在杨曦与罪犯之间制造了大量的冲突，例如杨曦多次使用“激将法”来使罪犯濒临崩溃从而获取重要信息，这样的场景更接近于利用犯罪心理学破案的语境，而非心理治疗语境。现实中的心理治疗室里如果架起摄像机，大部分观众很可能会因为过程太过沉闷而离场，真实的心理治疗并没有那么夸张的戏剧性。
银幕上对心理治疗与心理治疗师的描述往往折射出某种文化下的社会历史时代思潮。如同《惊天大逆转》中所呈现的，人们一开始对于杨曦能否帮助破案持怀疑态度，当案情变得失控时甚至杨曦是罪犯的共谋，危机解除的那刻大家认为她是英雄，然而最后结局的反转却又将杨曦置于无力之地，只能依靠中年警察——权威的化身——获救。在现实语境中，心理治疗行业在获得越来越多认可的同时也长期承受着各种质疑：比如对于有效性的质疑，以及对于从业者本身的质疑。心理治疗师也被认为是充满勇气去面对人性黑暗丑陋面的职业，而大多数人未必有意愿去正视这些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部分，这使得大众在面对心理治疗师这个形象时感觉矛盾[6]：既好奇，又怀疑；既认同，又排斥。这种矛盾的情感通过剧情设置而贯穿于影片之中，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让一个男性权威来扮演终极拯救者似乎符合更多人的期待。
值得玩味的是，女性心理治疗师在银幕上的地位无论在东西方都非常尴尬：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相关研究[7]中，学者研究了美国400部出现女心理治疗师与男病人情节的电影，只有2部电影中的女治疗师成功治疗了男性来访者，而更多的女心理治疗师被描述成了“同情心泛滥、无法坚守治疗边界、容易与男病人发展罗曼史”的形象。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当银幕上出现男性心理治疗师与女病人时，后者通常都是被成功治愈的。在《惊天大逆转》中，杨曦也被设定成了一个“爱管闲事”的心理治疗师形象，她与罪犯之间的互动是突破了现实中所应该坚守的治疗关系边界的，例如当罪犯在治疗过程中情绪失控时，她选择用手搭住对方肩膀示意其坐下，而在现实中心理治疗师对于触碰病人身体往往会非常审慎；当罪犯被愤怒的警察局同仁攻击时，杨曦帮助他免于遭受更多暴力，并表达立场说“医生与病人是一伙的”，这样的表达在现实语境中是丧失中立节制的治疗关系立场的，一旦治疗关系卷入过多治疗师的个人情感，最终会损害病人的利益，也会威胁到治疗师自身的专业立场甚至身心安全。剧情的终极反转也在传递一个信息：杨曦被骗了，即使观众们把一个神奇心理治疗师的形象投射给了她，但她在谈话治疗过程中并没有能够识破罪犯“狸猫换太子”的伎俩，并且英雄救美成了她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身为一个女心理治疗师，看到这样的银幕现状内心是会感到不公平的：现实中国内外心理治疗行业都存在着大量专业精进人格完善的女性从业者，而社会历史认知对这个群体存在偏见。这种偏见体现了特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女性掌握某种“权力”时的愿望：心理治疗师某种程度上居于“权力”位置上，当这样的“权力”为女性所占有时，男权审美社会体系中的人们似乎会更愿意看到女性是不配拥有那样的权力的；另一方面，现实中的心理治疗关系遵循治疗师匿名原则，意即治疗师本人的私人生活状况及内心世界是不会被透露给病人的，除非那样的信息沟通是被确信能够使病人从治疗关系中获益的。当心理治疗进展到一定的阶段，病人会开始幻想心理治疗师的私人生活，尤其是TA的私人感情生活：银幕上的女心理治疗师被置于情感纠葛中时，恰是投射了现实中人们对其私人生活的想象，人们既想看到一个手握“权力”的女性面对爱情时的的脆弱，也想看到这样一位女性会以何种方式去解决自己在亲密关系中遇到的问题。女心理治疗师在银幕上的存在也带有俄狄浦斯情结的意味：这种从弗洛伊德时代开始被定义的幻想被广泛认知为“恋母”情结，通俗解释为人们都喜欢和母亲在一起的感觉。女心理治疗师如同一个母体近乎完美的化身：温柔、坚定、安全，在一些银幕故事里她们会扮演一个“避风港”的角色，再暴烈凶残的人面对这样一个“母亲”都会放下防备，而杨曦在《惊天大逆转》中能够获得各种线索，在影片结尾正式浮现前都被认为是她与罪犯之间的关系在发生作用。如同现实中孩子们对母亲既会有爱也会有恨，银幕上的女心理咨询师们也承载着来自于创作团队和观众们爱恨交加的情结。
诚然编剧们并无义务去呈现真实的心理治疗，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是建立在虚构与冲突之上的，但如果能更接近真实的话，相信人性的刻画会更为圆满。站在一个观察者的立场，银幕上的心理治疗师形象折射的是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程度以及人类对于心灵探索过程的阶段性理解，从这个角度而言，每一个银幕上的心理咨询师形象都是有其存在意义的。
注：
[1] Shrink泛指心理治疗师，原意为大脑被抽干，引申义为心理治疗师能使病人倒空大脑。Kevin Spacey曾主演电影Shrink，讲述一位在好莱坞的心理治疗师生活。
[2] 心理治疗师译为psychotherapist，全文以此指代通过谈话式心理治疗与病人开展工作的人，包括但不限于精神科医生psychiatrist及心理咨询师psycho-consellor。
[3] 心理博士并不等同于心理治疗师，心理治疗是需要经过大量职业训练才可胜任的工作，而非仅靠钻研学术即可习得，这是角色设置的一个常识性失误。
[4] 由于《惊天大逆转》中罪犯明显具有反社会人格特质，因此用病人Patient称呼更契合语境。现实中心理治疗/咨询更多会称呼Patient为“来访者”或者“当事人”，甚至也有人会用client客户来定义这种咨访关系。本文为保持一致，统一使用“病人”。
[5] 原文为“cathartic cure”, Gabbard, G. O. (1999), Psychiatry and the Cinema: Second Edit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6] (2010).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46:250-257 Discussion—Portrayal of Psychoanalytic Therapists in the Media, Irwin Hirsch, Ph.D.
[7] (2001). Annual of Psychoanalysis, 29:237-246, The Impact of Psychoanalysis on the American Cinema, Glen O. Gabbard. M.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