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中国电影《摇摇晃晃的人间》在世界最重要的纪录片盛会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上获得相当于榜眼的评委会特别奖。影片以因诗作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而走红的湖北女诗人余秀华为拍摄对象，记录了她成名后近一年的人生历程。据制作方介绍，该片将争取于明年春天在国内公映，或于明年年内与观众见面。
因为余秀华本身的关注度，影片的选题似乎很讨巧。但从拍摄角度来讲，导演范俭选择了一个高难度的挑战：这样一个高度曝光的公众人物，关于她的纪录片除了影像资料外还有什么其他价值？除了拍余秀华成名后接连不断的媒体采访、读者见面、诗集签售、学术会议，纪录片怎样带给我们更多的信息？怎样更深入地挖掘人物内心世界，又怎样在余秀华诗人、女人、残疾人等多重身份间穿梭、整合？从初学者到赫尔佐格级别的大师，存在价值危机是拍摄人物的纪录电影时始终要面对的问题。
《摇摇晃晃的人间》的IDFA之旅可以说是检验影片在艺术层面的成败之旅。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阿姆斯特丹，没有几个人知道余秀华是谁。影院里灯光熄灭的那一瞬间，放映厅里的黑暗像是一道无知之幕把余秀华的世界与外国观众隔开，亮起的银幕是连接两个世界唯一的通道。她的诗歌与人生、爱与恨，都必须通过这条狭窄的通道来抵达观众的内心。就像泽维耶·多兰在戛纳含泪所说的那样，电影是一种情感驶向彼岸，在观者的情感中引起共鸣，而这样的航行往往以海难告终。余秀华的名声和魅力对于这部纪录片来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成败全看船上的艺术家们怎样掌舵。而当首映场里的观众随着情节的发展嬉笑、惊讶、叹息，当他们用雷动的掌声为片尾字幕伴奏，我们知道范俭的航行成功了，他的艺术把余秀华载到了彼岸，直抵人心。
评委会发言人汤姆·保罗在宣读评语时提到了拍摄诗人的难度，影像在模拟诗歌并试图创造诗性的时候，容易陷入老生常谈和陈词滥调。诗人和残疾人也恰恰也属于最容易被脸谱化的群体，对这些身份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刻画对纪录片而言尤为困难。《摇摇晃晃的人间》从影像、声音、音乐到叙事、节奏和暗喻的使用，不但在技术细节上严丝合缝，也与内容做到形神合一。这种“技艺之美”或许是唯一能够承载诗行之轻与诗意之重的载体。当导演选择展示余秀华的诗时，这些诗句同时具有叙事、展示和风格的多重功能，这一刻的影像和文本之间展开平等的对话，相谈甚欢，相得益彰；看完片子后再捧起余秀华的诗集，片中的图像和声音也会浮现出来。
人们认为文学（特别是抒情诗）和音乐是更纯粹的艺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绝对的抽象性，几乎不对受众的想象力形成任何限制，而影像的绝对具体性和它对想象力的控制和局限是电影艺术无法摆脱的诅咒和原罪。优秀的电影创作者往往能够用具体的影像创造出具有普遍性的意境，把具体的人生体验上升为普世的情感，从而打开更多的想象空间。范俭在这部作品中做到了这一点，他的电影语言在交代故事的同时，非但没有妨碍反而促进了我们对余秀华的想象。影片图像在具体展现余秀华一举一动的同时，时刻指向他处，指向情感精神层面的复杂性，指向关于“余秀华”的一切普遍性和可能性，从而达到了“诗性”的本质。
和影评人不同，导演在创作过程中要考虑的除了技术细节就是与拍摄对象的关系。与一个诗人的作品神交，必须要先进入她的作品；把一个人物拍得立体并体现其复杂性，必须要先进入她的世界，消除双方的界限。范俭似乎对理解人物主观、私密的一面特别有一套，在情感的深度挖掘方面举重若轻。可能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拍摄抒情诗这个极端个人化的体裁及其背后细腻、坦诚而多维的诗人。关于这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的具体经验和故事，我们在IDFA上采访了导演范俭和摄影师薛明。
陈凭轩：先来谈一下这部影片的缘起吧，最初怎么会想到要拍摄余秀华的纪录片呢？
范俭：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我一直都很想拍一个诗人，但不能是职业诗人，而是一个诗歌与日常生活反差很大的诗人。这部片子最初是优酷的一个短片项目，在余秀华刚开始走红的时候，算是抓一个话题。但在拍摄过程中我发现余秀华是一个很有意思、很丰富的人，我很喜欢她的诗歌和她的性格，她的情感极其强烈，也能拍摄出有趣又有价值的镜头，她的处境和农村妇女身份也引起我的兴趣。后来就跟优酷商量决定继续拍摄，我一直是想做长片的，也一直是按照长片的标准在拍。
陈凭轩：对于人物类的纪录片，与拍摄者建立信任十分重要，您在关于《吾土》的采访中也强调过这一点。你们是怎么获得余秀华的信任的？
范俭：《吾土》中的陈军一家与我本来就是朋友，那跟余秀华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当我们开始拍摄的时候，她已经成名，家中记者络绎不绝，有时候一天要接待十多个采访者。所以必须要让她知道，我们跟这些人是不一样的。最初大概八到十天的时间里，就是尽力让她意识到纪录片拍摄与新闻报道的区别。当然前期准备也很重要，我在第一次见面之前就读了她的诗，所以可以跟她谈诗，表明我确实是理解了她的诗歌。我甚至去读她喜欢的诗人的诗歌，我希望能和她在精神层面对话。
在跟余秀华比较熟以后，就需要与其父母建立关系。因为两位老人都是普通农民，这个交往主要就是靠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劳动。建立关系对于纪录片拍摄来说至关重要，所以与人交往和举着机器拍摄有着同样的重要性，那并不是浪费时间，相反是最要紧的。我们起初以为跟余秀华丈夫的关系会比较难处理，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他也很希望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因为除了我们以外，几乎没人去问他是怎么想的。而且余秀华作为一个写作者，比较善于自我表达，而尹世平则完全不同。他不太会说话，但也想诉说，也想要一个话语权。所以最终他也愿意让我们拍摄。
薛明：我妻子当时还是媒体人，第一次去余秀华家就是我们一起，到得比范俭还早。她采访拍照结束就走了，而我留下来拍片子，拍摄过程陆陆续续进行了一年左右。余秀华刚开始也纳闷儿，说这几个人怎么都好几天了还不走啊。关于信任，范俭懂她的诗真的非常重要。她作为一个诗人，一个有文化内涵的人，其实特别反感记者们肤浅的问题。最恶劣的记者对她和她的诗没有任何了解就跑过来，对采访对象缺乏基本的尊重，她其实挺不高兴的。
陈凭轩：所以余秀华很反感与媒体接触吗？媒体的关注对她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范俭：那倒也没有。只是说她性格很率直，又是个诗人，对于不太恰当的问题，她会回答得比较简单直接，但是不会不理人，没有任何架子。实际上，她之前一直生活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里，成名后受到社会的关注，她的世界被“打开”了，接受了很多新的信息。影片里也提到她在北京、香港做活动，接触到了很多人，而通过这种接触就获得了更多人生经历。所以说她还是挺高兴的，自己的生活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了，体验到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
薛明：她的家人也很热情好客，对来访者很友善。因为那是个小村，没有饭馆，余秀华的父母有时还会给来采访的记者做饭吃。我们也时不时地跟他们一起吃饭。媒体热逐渐散去以后，还有络绎不绝的“粉丝”。有一次一群热爱她作品的人开着车来看她，余秀华正好不在，好像是在外地做活动，他们就在余家的院子里野炊，等她回来。
陈凭轩：目睹了媒体和“粉丝”的狂热，又与她长期交往，你们自己是怎么看待余秀华的诗和她这个“现象”的？
范俭：首先，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她的诗的，不然也不会去拍她。情感非常丰富和真实，很有力量。关于大胆谈性的东西，片中也有交代，大家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我们也放了一些评论者的说法，比如《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个题目里体现了“民族”和“性”两个当代主题这种说法，大家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但是对于余秀华来说，就是一种非常个人的情感的抒发。她把自己一种很纯粹的欲望和欲望得不到宣泄的痛苦写在诗里，真实而简单，至于旁人看到什么其他东西，那就是别人的事情了。她第一本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中收录了一些早期作品，所以可能不是每一首都那么成熟，但是后期很多都是好诗。
从社会影响上来说，她的诗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之后，中国最畅销的诗集。在1980年代那一代现代诗人逝去或淡出后，中国诗歌在大众视野中逐渐消退，她的出现对中国诗歌也是一种新的激活。当然不是说她的诗一定有多么伟大或者在文学史上有什么意义，但是它能触动人，也不矫揉造作。总体上应该对中国诗歌和文学是个好事儿，哪怕像片中说到的那样，有人说她是“荡妇体”，有争论、能被人谈论，对于诗歌这个很久已经没人关注的创作类型来说，是有益的。
陈凭轩：影片的一个主线就是余秀华离婚的过程，这也是她鲜为人知的一面。能够恰好拍摄到一个话题人物离婚的全过程还是不容易的，真的有这么巧吗？片中她与丈夫吵架、离婚的场面都是实拍？
范俭：纪录片是真实与艺术的结合，所以摆拍之类的方法都是有底线的，花草风景为了艺术表达或者暗喻的需要，可以摆拍，但是人物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吵架这些几幕在片中具有核心地位，对叙事和人物感情的挖掘都很重要，这就不能“作假”。至于我们是怎么拍到的，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与拍摄对象建立信任有多么重要。实际上我知道她一直想离婚，在经济独立后就准备这样做，但要等丈夫回家后才能提（丈夫在外打工），所以尹世平回家后我们也去拍摄，并且我提前问过余秀华会在哪天和丈夫谈离婚，她告诉了我，于是那一天我们就做了充分的拍摄准备。
薛明：他们上民政局离婚前一天打电话给我们，当时我在西安，范俭在重庆。我下午四点接到电话，一看火车飞机都赶不上，就晚上八点跟助理开夜车奔赴湖北，路上只睡了两三小时。中午跟导演赶到民政局门前，他俩正好出来，盖章离婚的过程没有拍到，就赶紧举起摄影机拍离婚程序走完后两人的表情。后来想想，对于挖掘人物感情，这一段才是最关键的。办手续只是冗繁的过场，对于电影叙事来说是很平铺直叙、波澜不惊的语言，浪费好几分钟的镜头就为了告诉观众“他们离婚了”，信息量很低。相反是她在民政局门口看着离婚证书既高兴又感慨的表情更有价值，交代了事件的发生，又传达了人物的情感，对人物塑造有作用。之后两人在回程路上的对话，那种解脱后心情舒畅的感觉和自嘲、悲凉，再加上对二十年不幸婚姻的感慨，五味杂陈，很真实、很揪心，把人物内心的复杂性表现出来。这实际上是更好的叙事和表达。
范俭：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离婚这件事会正好发生在我们拍摄期间。余秀华19岁结婚是她母亲张罗的，主要目的也是找一个身体健康的男人来照顾她。这两个人的性格处于光谱两极、水火不容，一个是感情极为细腻的女诗人，一个是不解风情、有点“直男癌”的男人，他们的婚姻一直有很多矛盾。如果没有残疾，能自由恋爱的话，余秀华欣赏的男性是所谓的文化人，比较有学识和文人气质的那种。她之前一直没能提离婚，主要也是因为身体残疾让她无法经济独立，家中主要靠父母。她成名后，很多事情都改变了，但最重要的是收入的大幅改观。经济独立给了这个女人很大的自信，让她不再依附于任何人，再加上外部世界的打开给她很多新鲜的刺激。我们去拍她的时候，她的生活正好处在这个蜕变期，她非常迫切地想结束这段婚姻。
陈凭轩：镜头的存在会不会对她也有一定影响呢？让她更敢说话？
范俭：如果你指的是我们一个镜头，那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我认为，让她获得信心的是读者和整个社会对她的关注和认可，一个人的价值得到了肯定，自然也就有了自信。
我一向尽量避免对拍摄对象的影响，但拍摄者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工作，不可能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首先摄影机就放在那里，然后又有三到四个人的拍摄团队。但我认为更大的影响是观念上的，比如在离婚这件事上，余秀华一家人都会问我怎么看。我作为一个拍摄者，不能说得过于直接，但又要保持坦诚，如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对整件事情是有自己的观点的：我的姐姐也是经历了一段漫长而不幸的婚姻，没有尽早结束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完整的家”，跟余秀华的情况十分相似，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婚姻不应该继续，尤其当我的姐姐总是感受到一种折磨的状态下。他们来问我的看法，我会如实表达我对婚姻的观点：所有让双方、家人都痛苦的婚姻，就应该结束。至于孩子，他们会有自己的生活，不能为了孩子彻底牺牲自己的生活。但同时我也会跟余秀华说，毕竟两个人在一起二十年，还是要给她的丈夫一定的尊重，不要让他觉得自己毫无价值，那样对双方都不好。
我跟他们的这些交流，就像是朋友之间一样，不存在干扰拍摄对象的问题。拍摄者既然要与拍摄对象建立关系，这样的事情就不能避免，如果我拒绝回答，就好像是对她漠不关心。重要的是，所有决定都是他们自己拿主意，没有人能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余秀华，她对离婚有很强的愿望和动机。尹世平也明白这段婚姻无法维持，但就是希望对方也理解自己的处境，并且要求一些经济上的补偿。他心里很明白这样的婚姻无法继续下去，但也不甘心就这样结束，有时候也会来问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们看到离婚后两人非常放松的状态。
陈凭轩：余秀华丈夫尹世平作为离婚冲突的另一方，你们对他也进行了一定的刻画。影片是怎样看待这样一个人物的呢？
薛明：从他们结婚到二十年不幸的婚姻，这场离婚几乎是注定的，也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问题。可能“性格不合”是最适用的解释了，当然背后有很多激烈的冲突。我们在片中看到关于离婚的各种拌嘴，很多其他夫妻也会有。钱的问题，余秀华也并不是不愿意给，只是刚开始不懂法律，不知道夫妻离婚需要分财产，又跟尹世平呕气，有些其他夫妻也会这样。咨询过律师后，她知道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也就顺利分财产离婚了。尹世平离开余家后在附近小城租了一个特别简陋的地方，因为节俭惯了，分到了钱也不会去铺张。我们也去那里拍了他，但是最后没有用，那场景还是有些凄凉，让人挺难过的。
范俭：每一个人物都是复杂的，也都有令人同情的地方，但生活的一些结局是当事人自己造成的。另外，这个片子也有很多从女性主义角度可以深挖的地方，比如片中尹大哥有一次抱怨余秀华不愿意与他同床，觉得不可思议。一方面是他不解风情，另一方面也是觉得自己有一种“夫权”，觉得婚姻中自己有这种权利。这样的观点跟余秀华这样的女性，这样的文化人，肯定是格格不入的。扩展开来说，片子里有一场在武汉开的“余秀华诗歌研讨会”，与会者大多都是男性，女性极少，我们在剪辑的时候也专门都剪了男性，来突出这一现象。那实际上就是一群男人在分析、评点一个女人和她的诗歌，来赋予她和她的作品以“价值”。这里面有可探讨的话题。
（以下部分在澎湃版中因字数原因删去）
陈凭轩：最后说说你们两人的合作吧？国内很多纪录片都是导演自己掌镜，范导的一些前作也是自己拍摄。当时您跟我讲了剪辑师的重要性，这次能不能谈谈摄影师的重要性，还有就是你们二位是怎么开始合作的？
薛明：我妻子原来是新闻摄影记者，跟范俭认识，很欣赏他的作品。后来有一次他在给一个项目做总导演，想叫我拍其中一集，分集导演并不是他。我老婆就说，要是有跟范俭合作的机会，应该要去，所以那算是第一次“间接合作”。《摇摇晃晃的人间》这个机会来的时候，正好还有一个剧情片找我拍，最后算是随机选择。但我自己比较喜欢纪录片，以前也只拍过纪录片，所以也算是选了自己喜欢的。
在纪录片的拍摄现场，摄影师就是导演意志的执行者，非常重要。导演会在开拍前跟我讨论可能发生什么情况，大概怎么拍。其中有一些可以照搬照抄地执行，比如范俭让我拍鱼和水，这些都是他创作中要用的意象，那么在有鱼和水出现的时候，如果旁边没有更重要的内容，我就拍它们。还有一些是不能预判的，特别是人物之间的互动，这就需要摄影师来判断，哪些事件是最重要的。如果有几样事情都很重要、同时发生，那就要判断哪一个更紧迫，哪一个可以之后再拍。比如余秀华和尹世平吵架以后气得跑了出去，这时候就有两个选择：要么追出去拍她，要么留下来拍他。根据我们当时对这家人的了解，我迅速作出判断：吵架后，尹大哥肯定是去找余秀华妈妈说话、抱怨，而这个过程一般要持续很久，余秀华气得跑出去不但是罕见情况，而且属于稍纵即逝的事件，于是就追出去拍她。果然，等我们回来，尹大哥还在跟丈母娘抱怨。
纪录片导演和摄影的合作要非常默契，互相之间要完全信任，导演也要懂得取舍。比如我以前拍过一个片子，就是导演没有经验，不懂得取舍，我正在拍一个非常重要而且转瞬即逝的进程，他总是拉我去拍旁边的东西，最后剪的时候发现其实错过了更重要的事件。摄影本人的修为和团队合作也很重要，比如和录音师的配合，因为声音是电影叙事的重要手段，纪录片现场，镜头的视线是有限的，只能盯着最重要的点拍。以人物对话为例，如果余秀华一直在讲，我又一直拍她的面部表情，可能每个画面的丰富性就会差很多。但是这时候我余光看到，她的话对母亲有所触动，母亲的神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我就会去拍母亲，而把余秀华正在说的话交给录音师。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配合，会大大增加单位时间的信息量，对于纪录片这种载体来说至关重要。
范俭：水和鱼的隐喻是我们商量好的，是从她的诗和生活出发，也是因为她生活的小村里有河。鱼的不同遭遇象征她的处境，也与其姓氏谐音；水则代表女性的欲望，余秀华无处宣泄的欲望是她诗歌中一个很重要，几乎是最重要的主题。
我对团队的看法是，剪辑师、摄影师、录音师都很重要，但是后两者必须要存在于现场，所以并不是所有纪录片都能有，要视情况而定。但是，只要不影响拍摄对象和效果，空间等客观条件允许，有专业的摄影师还是很重要的。有了薛明，一来我可以观察他身后，关注周遭三百六十度的事件，如果导演自己拍，背后就是盲点。但更重要的是，有他掌镜，我就可以专心做导演的工作，艺术上的安排、大的结构等。可惜的是，国内像他这样专攻纪录片的摄影师很少，也是我们产业结构里的一个问题。
版权合作©️澎湃新闻 首发于2016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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