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钢锯岭》：英雄神化、非英雄化与普世价值

英雄人物精神世界的主调是崇高的，当没有这一主调，就无从构成真正的英雄形象。但是，只有这一主调，也无法构成一个内涵丰富的英雄现象。梅尔·吉布森执导的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是占大部分的，诸如《耶稣受难记》、《启示录》、《勇敢的心》。如果说梅尔·吉布森是狂热的英雄崇拜者，那么《血战钢锯岭》的主线便是一部讲述一个男孩到男人，再成长为战争英雄的故事。

故事的背景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消灭了日本海上和空中力量，为二战胜利奠定了基础的冲绳岛战役。因为这一战役的重要程度，日本一方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所有的日军战士都是抱着视死如归的态度。这一战役的艰难程度从影片的描画中就能看出，钢锯岭是日本冲绳岛的一处高地，美军只有通过绳网梯才能攀爬至上。据记载，日军指挥官战前动员命令：每个士兵必须隐藏好自己，在自杀前必须杀死3个美国兵才算合格；而后日军指挥官在阵地剖腹自杀。这与影片中交代相关桥段基本吻合，并且展现了日本人对大日本帝国主义的狂热追逐，纷纷采取了极端式的自杀式攻击。梅尔·吉布森对此并未有过多的评价，更别说是批判，而是一种近乎克制的冷眼视角，强调的是战争不仅可以表现出国家双方的意识形态，而且更能展现战争中个体的精神与行动诉求。

与之前的《勇敢的心》一样，影片中的主人公都有着自己的信仰与人生追求，从“自由”（Freedom）到“再救一个”（Give me one more），从本土独立战役到世界民族战争，这两部影片均有着诸多相似的地方。华莱士是与英格兰统治者进行顽强战争的苏格兰起义领导者，目的是为了本民族的自由解放；戴斯蒙德·道斯代表的是美国军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的精神领袖。不同的是，戴斯蒙德的执念追求来源自儿时差点错手杀害哥哥到持枪反击父亲酗酒暴行的创伤经验，后被安置在对宗教信仰的外衣之下。这时的他仅仅是一个不崇尚武力、暴力的虔诚的宗教信徒，还未具有英雄所拥有的实质内涵。也就是说，英雄人物为民族的自我牺牲精神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具有的，而是在其生活与社会的实践活动中由小到大地发展起来的，可能是从爱亲人、爱土地、爱故乡等这样的现实基础上升华出来的，故而在影片中，他对父母、对兄弟再到对挚爱的情感表现在被不断刻画与推进。当《圣经》与自己的爱人合二为一时，也就是在戴斯蒙德·道斯临行前，妻子送的《圣经》中夹着她的照片，让这一人物对信仰达到了无法动摇的高度，才会出现他拒绝碰抢的举动。于是，戴斯蒙德·道斯的信仰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其妻子已然化身为《圣经》本身，最终从宗教信仰演化为对爱（爱人）的终极价值的表现。

《勇敢的心》中的华莱士的命运是被判死刑钉于十字架上，这与耶稣的命运是一样的，耶稣是无罪的，却甘愿流血死于十字架上，这无疑是在说华莱士是没有错的，为了“自由”何错之有？然而，华莱士又与耶稣不同，耶稣最后死而复生，成就了不朽的灵性之体；华莱士的反抗是强烈激进的，承受的结果是最终的死亡，有种“一将成名万骨枯”的意味。这一刻，华莱士仅仅是一个反抗的人民“英雄”，逐渐被塑造成了一个具有“神化”色彩的个人，他的死毋庸置疑是崇高的。而戴斯蒙德·道斯在第二次登上钢锯岭后身受重伤，被救安放于担架上，当他被绳索缓缓放下的时空里，一种类似于十字架的画面即视感出现了。不谋而合之处，却有着明显区别，因为戴斯蒙德·道斯一开始并非是世人认可的“英雄”，他是一个被众人不理解的“懦夫”，因为他的无畏举动才转变成了世人称颂的战地“英雄”。支撑他的也并非是“自由”这一崇高的主题，而仅仅是最为简单的“再救一个”的救死扶伤的本职与个人意志。那么是什么在支撑着他？可以说是宗教的信仰，但更多的是“爱”的普世价值。

可以这么说，《勇敢的心》是一部“英雄神化”的历史巨制，极尽排除美的多样性来探索崇高，而《血战钢锯岭》则是一部“非英雄化”的优秀作品，抛离崇高来寻求美的多样性。于是，“救人”便成为影片中最为着意刻画的桥段，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并且凸显出战争的危险与激烈，但是就算有着极端的危险程度，戴斯蒙德·道斯仍不忘的是去“救人”，不仅拯救自己与团队的战友，而且还不留余力地试图救助敌方的日本军人。也因为“救人”的举动，戴斯蒙德·道斯完成了自己对信仰，或者说是对爱的使命，并成就了影片所要最终传达的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