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3年写给安丁的另一封信中，科塔萨尔傲娇又甜蜜地回忆了和布努埃尔在巴黎的短暂见面。
“可说是必然地，他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克罗诺皮奥。（科塔萨尔曾有短篇集《克罗诺皮奥与法玛的故事》，在故事中创造了一种有趣的生物克罗诺皮奥，并被认为是诗人或艺术家群体的别称，用富恩特斯的话说，他们是自大、僵化和浮名的敌人。科塔萨尔本人亦被他的读者称为大克罗诺皮奥。）他说他将去墨西哥准备剧本，之后于六月在西班牙拍摄，他邀请我去现场，然而由于我一贯的厌世，到了那时，我可能不会去。”
在科塔萨尔看来，如果自己的小说能够被偶像布努埃尔改编为影像，作为一个多年铁粉，这是一种“诗意的公平”，然而这份公平最终未能得以彰显，如同生活。最终，令人惋惜地，由于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布努埃尔不得不放弃了这个令科塔萨尔心潮澎湃的三部曲计划，决定拍摄《特丽丝塔娜》, 这也是一部改编作品，原作来自西班牙小说家加尔多斯（Benito Pérez Galdós）。
在富恩特斯的记忆中，有时科塔萨尔会像个盲人一样仰仗布努埃尔、安东尼奥尼的艺术和他们的才华，让他们为自己引路，“我还记得科塔萨尔那种等待一份视觉礼物的天真眼光。”科塔萨尔也曾破天荒地直接对布努埃尔告白过，在他那本3000多页的书信集中，有一封是写给布努埃尔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小粉丝的信有多苏。
“亲爱的布努埃尔，我爱着您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一切，为撕掉这个愚蠢的世界戴着的那副约定俗成的、腐化的面具所做的一切。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幸亲自告诉您这些，我必须要说，您的电影对我这一代的阿根廷人意义重大，《黄金时代》使我们的青春时代中浮现出一个巨大的奇迹，我们感到，我们并没有失去所有，仍然有您这样的诗人和反叛者。”
富恩特斯和科塔萨尔构成了布努埃尔的拉美基友团，不过这并不是一个争宠的故事，恰恰相反，这两个非常亲近布努埃尔的人是一生的挚友，据富恩特斯说，他和科塔萨尔常常一起散步，寻找新电影老电影，有些老电影已看了很多次，科塔萨尔还是像第一次看时那样热情。
据说天才都是一批一批出现的，最初是西班牙的天才一代们，达利啊、布努埃尔啊、洛尔加啊在上世纪20年代初一起住到了马德里的学生公寓，谱写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不，是惺惺相惜的伟大友谊（据不负责任道听途说，这倒可能是个争宠的故事，哈哈）。后来这些人由于西班牙的极权和后来的内战，跑去美国、墨西哥、巴黎，又碰见更多的大神，谱写了更多伟大的友谊。富恩特斯曾说，科塔萨尔和马尔克斯是他不能没有的两个朋友。
对于我这样的拉美文学粉来说，1968年曾有一个令人向往的冬夜，受米兰昆德拉的邀请，富恩特斯和科塔萨尔、马尔克斯一起搭乘从巴黎开往布拉格的夜火车，三位大神在车上天南地北、没有边际地聊天，如果说聪明就是性感，这可能是文学史上最性感的组合，以及，最美好的一个晚上。去年冬天我写了个剧本，名为《环形废墟》，一方面是致敬博尔赫斯的同名短篇小说，一方面，剧本的第一版正是受这段往事启发，但愿电影早日和大家见面（这里真的不是硬广）。
富恩特斯和科塔萨尔最早的结识大约可算是那个年代（五十年代末）的微信好友，有共同的朋友，但是认识了两三年，一直没有见过。那时富恩特斯是一个墨西哥文学杂志的编辑，先是在墨西哥首次发表了马尔克斯的虚构小说，后经马尔克斯和其他朋友，一来二去知道了有个叫科塔萨尔的作者，这个作者自我要求非常高，常常以这个作品还不够好为由，不肯发表，行事风格带着一种神秘色彩。初次见面之前，富恩特斯见过一张刊于《南方》杂志的老照片，照片上的科塔萨尔是个老人的样子（据富恩特斯说），带着厚厚镜片的眼镜，脸很瘦，用发胶把头发搞得服服帖帖，黑衣服，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像极一个卡通人物Fúlmine（有兴趣的同学可自行搜索一下Fúlmine长啥样）。
带着这样的心情，富恩特斯来到了约见的地方，不见老者，只见“一个头发凌乱的年轻人，没有胡子，雀斑脸，高得不成比例，穿着卡其布裤和领口敞开的短袖衬衫，看着还不到20岁，因为真挚的笑声显得很有生气，眼神无辜，两只眼睛离得老远，两条透着机灵劲儿的眉毛交织在一起，仿佛随时准备对胆敢侵犯他纯净眼神的人施加塞万提斯式不幸”（翻成白话就是，谁要是毁了他的纯真，谁就得倒霉，以及，富恩特斯真的在短时间内观察了好多事情）。然后，富恩特斯对对方说了一句简单的话：“我找你爸。”而后者淡定地回答：“我就是。”一段伟大的友谊就这样开始啦。
富恩特斯认为，科塔萨尔也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当他锲而不舍地想统一“外部的革命和他内心的革命”时，但同时，因为来自一种快乐的文化，本质上科塔萨尔是个快乐的男人（阿根廷真是一片热土呐）。
回忆起1968年的那趟冬夜旅行，三人吃着香肠喝着杯酒，一路谈论各种侦探小说，并且“以好意去挽救那些不可挽救的事情：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的春天。”在车上，科塔萨尔不断聊起那些来自福尔摩斯、阿加莎小说和希区柯克电影里的神秘家族，详尽地回忆电影中的钢琴乐曲。和博尔赫斯一样，科塔萨尔对音乐的爱是显而易见的，后来三人到了布拉格，散步时在街边遇见一群音乐人，科塔萨尔又嗨啦，“我还记得在布拉格老城区(Malá Strana, 聂鲁达出生的地方)，年轻人们在弹奏爵士，科塔萨尔立刻热烈地投入到塞隆尼斯·孟克、查利·帕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作品的最伟大的再创作中。”富恩特斯回忆道。
布拉格期间的另一件趣事是，富恩特斯吐槽马尔克斯和科塔萨尔“算计”他，当二人被邀请去看演唱会时，富恩特斯被派了个“美差”，去跟冶金工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学生们讲拉丁美洲。科塔萨尔还幸灾乐祸地说：“卡洛斯（富恩特斯名字），你不怕在公众面前说话，你可要好好讲讲大拉美。”富恩特斯的演讲内容无从知晓，他自称至少在音乐上做到了文化输出，“在捷克的工厂里，为了缓解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厌烦，人们用音响播放劳拉·贝尔特兰（Lola Beltrán）的唱片，《鸽子之歌》整日回荡。”这首墨西哥民谣后经巴西歌手卡耶塔诺·费洛索（Caetano Veloso）在阿莫多瓦的《对她说》中深情吟唱，构成电影中最动人的一幕。王家卫也曾在《春光乍泄》中使用这首在六十年代流行于香港的名曲。
富恩特斯和科塔萨尔的友谊一直延续至后者的生命尽头，1982年冬天，已病得握不稳笔的科塔萨尔仍在给富恩特斯写信，并重申，他想念他。两年后，科塔萨尔去世的消息传来，富恩特斯和马尔克斯通了一通长途电话，在电话里，马尔克斯不相信（或不愿接受）好友离去的事实，对富恩特斯严肃地说：“报纸上的话是不能信的。” 而在确实了消息后，马尔克斯对好友离去的最终解释是：“科塔萨尔的过世是报纸的一种难以置信的发明，作家（科塔萨尔）教授了我们去看我们的文明，诉说它并经历它，他仍在这里，只有那些对克罗诺皮奥缺乏信念的人才看不见他。” （人生得二三挚友如此，夫复何求。）
版权合作©️ MYX FILM（微信ID：myx_film）首刊于201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