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中年影迷和我一样：侯导的每一部片都看过（且不只一遍），唯独有一部将近三十年怎样就是看不到，这部片就是《尼罗河女儿》。
当年错过上映时还不觉得如何遗憾，反正听到的口碑不是太好，侯导自己似乎也不是很满意，夹在《恋恋风尘》和《悲情城市》之间的那股落差感更是明显，然而年复一年过去，扼腕的感受逐年加深，总觉得还是应该亲眼看过才算不枉，只能怪当时年纪小。
好不容易今年盼到修复版在大银幕重新上映，朝圣一般地进场，毕竟这是理解侯导的最后一片拼图，纵然图像的全景差不多已经在那儿了，然只要这一片没看过，始终就是个缺憾。
看完之后倒也觉得还好，有趣的反而是许多影像及人事上的牵系，不仅连结起侯导自己的电影世界，更可以连结起台湾电影史甚至华语电影史。
比如在陈可辛的《甜蜜蜜》里一直有个流传已久的「电影冷知识」：片中张曼玉在麦当劳打工的戏，全是向肯德基借场地偷拍的，原因是当时的麦当劳「不认为香港电影的消费族群是他们的市场目标」，对此类知识涉猎极广的台湾影评人叶郎如此写道。
在《尼罗河女儿》里，女主角杨林边念书边在肯德基里面打工，成为《甜蜜蜜》那则冷知识的旁证：既然在1996年陈可辛拍《甜蜜蜜》之时，麦当劳都不希望出现在香港电影里，难道会愿意出现在1987年侯导拍《尼罗河女儿》时的台湾电影里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另一个旁证是：朱天文在电影拍完后所写的同名小说中，也清楚地写出杨林打工的地点是麦当劳。虽然并无证据显示侯导曾商借麦当劳被拒，不过倘若制片真的有去洽询，被打回票应该也是可以想见的结果。
由此又带出一个问题：麦当劳何时愿意出现在台湾电影里？我想到的是陈可辛拍完《甜蜜蜜》之后的隔年，也就是1997年，蔡明亮拍的《河流》，苗天在西门町麦当劳里物色到「猎物」陈昭荣的那场戏应该算是了，但如果这场戏也是蔡导技巧性偷拍的话，那么2000年杨德昌拍《一一》，吴念真带儿子洋洋离开圆山饭店的喜宴跑去吃麦当劳，这场戏就绝不可能是偷拍的了。
这只是个关联性较低的牵系，回到侯导电影本身，《尼罗河女儿》的编剧是朱天文，所以在情节铺陈上明显可以看到来自于陈坤厚《小毕的故事》、侯导《风柜来的人》一路下来的延续性；至于叙事方式一贯是侯导风格，就是不强调因果关系，甚至时序也不是很要紧，对于演员表演的要求大概都是顺其自然就好。
自《尼罗河女儿》之后，其实从侯导的几部片子如：《好男好女》、《南国再见，南国》到《千禧曼波》也都能看到许多影像上的关联性。
学者杨小滨在《欲望与绝爽》书中曾以拉冈的镜像理论专章评论分析侯孝贤、杨德昌及蔡明亮三位导演的差异，其中在论及侯导时说道：「侯孝贤通过召唤某种前现代的氛围来纾解现代性的问题和矛盾」，从《风柜来的人》到《千禧曼波》甚至《最好的时光》都能够印证；《尼罗河女儿》的特别之处在于片中的「前现代氛围」是以同名漫画《尼罗河女儿》来表现（是否还能说是「前现代氛围」？），这本来就是此剧本的精髓：一个畸零家庭中的女孩在大环境的压力以及自己青春期萌发的撞击时刻，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反抗，于是只好暂时逃逸到虚拟漫画的想像世界里去。
所以朱天文后来在同名小说中通篇以第一人称的自述方式写出这著名的一段：「啊，我终于来到古代之都巴比伦，那边是幼发拉底河。圣经上预言者耶利米曾预言，这城市将荒芜，变成干漠，变成荒野，变成无居民，无人子之地。神秘之都巴比伦。」
研究台湾电影的美籍学者詹姆斯乌登（James Udden）在《无人是孤岛：侯孝贤的电影世界》一书中说道「侯曾和新闻局的审查人员就此争吵过」，只因侯导原本打算在这段旁白时配上台北的影像，「但是在完成版本中他被迫使用漫画书上的图像」。
1987年是由杨德昌发起、詹宏志草拟的《台湾电影宣言》正式对外发表的一年，同时也是台湾解除戒严的一年，侯导拍《尼罗河女儿》时还要面对官方刁难，此后，侯孝贤便直接拍了《悲情城市》。
自言很少拍「当代」的侯导，在这个关键年代拍的《尼罗河女儿》就成了侯导极少数的当代台北故事。
看到片中高捷与杨林兄妹俩参加友人婚礼台上乐队弹吉他伴奏的是邓安宁、学校里被人密告的老师是吴念真，不免意识到这是杨导和侯导还未分道扬镳的时代，此前侯导拍《冬冬的假期》还找了杨导上戏，杨导亦找了侯导来演《青梅竹马》，侯导不仅出资，还差一点拿到金马奖最佳男主角！之后邓安宁参演了杨导的《独立时代》，吴念真则是在《一一》里独挑大梁；演完《青梅竹马》的侯导，肯定对当代的台北城市样貌有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拍《尼罗河女儿》时，尽管总是让摄影师陈怀恩选在黄昏的「魔幻时刻」拍那华灯初上的台北霓虹街头，但也总是偶而又拉到台北市的边区：北海岸金山、淡水等地（需要的「前现代氛围」）），更别说片中杨林的家就是在蟾蜍山、宝藏岩一带，所以才能骑机车下山，由基隆路切到敦化南路，只要抢到第一个绿灯，就能一口气飙到松山机场。
片中杨帆与黑道老大情妇常去的「犁田」就在大安区信义路巷中，是一间强调自然生机美食的餐厅，他们所坐的位置是以前友人曾带我去坐过的，她本身也可以说活脱脱就是个「尼罗河女儿」，我竟然将近三十年后才看到这个巧合，那也是我伤心无话的八零年代，于是此片竟成为我的私电影之一。
多年以后，又有新一代的导演对当代台北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于是我们看到了张作骥的《醉‧生梦死》。
《尼罗河女儿》既是侯导的台北故事，亦是可与张作骥互补的侯版《醉‧生梦死》，而那样一个繁华沉沦的巴比伦则几乎已经永远消失，再没有任何修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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