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乐溪
“才子杨树口吐莲花，瞬间即可折服一些老板，也瞬间折服一些姑娘。”
这是高群书对杨树鹏的评价。初见时，46岁的他和24岁的欧豪并排坐在桌前，他对比着两人的青春：“就像所有的街头少年一样打打杀杀，殊不知我们都幸存下来了，然后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唯唯诺诺、很怕事的中年人。”
可骨子里的叛逆改不了。在《匹夫》遭受争议的四年后，杨树鹏又拍出了《少年》，在“重工业”大片《长城》与华丽黑帮年代戏《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夹击之下，这部成本不高的青春犯罪片似乎从片名就注定了结局：5%的排片和刚过千万的票房，再青春莽撞也抵不过电影市场这个“成人世界”定下的残酷秩序。
不过杨树鹏并不是孤例。随着近几年电影行业的蓬勃发展，在讨好市场主流的大片之外，也涌现出一批所谓“才子型导演”，他们共通的特点是作品产量不高，票房也难出爆款，但电影个人风格强烈，偶有惊鸿一瞥，这让他们多少收获了一批拥趸，其中甚至不乏圈内资本大佬。
这是电影人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杨树鹏们会在挫败与争议中成长起来，成为一个门派的未来么？
少年对成人世界的一次入侵
伴随着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咏叹调，一个男人把车慢慢倒回去，然后杀了一个人。
这是杨树鹏拍《少年》时涌现的第一个灵感。欧豪和郭姝彤的组合难免让观众留下“这是青春片”的印象，然而看过的人往往会被其中的血腥、阴暗与残酷吓到。反转是电影的关键词，看起来是一个坏小子叛逆捣蛋的故事，但成人世界建立起的规则与正义感，随着剧情的递进，被少年黑客为爱复仇的利刃迅速撕破。
逻辑性似乎永远不是杨树鹏电影里想要强调的，正如他讨厌蒙德里安的色块，而偏爱神经质的卢西安·弗洛伊德。在《少年》中，欧豪饰演的苏昂近乎惊人的设局能力，以及“色诱”郭晓冬饰演的变态艺术家的手法，细想禁不起推敲，但影片呈现出的力量感与不加伪饰的冲突张力令人着迷。
郭晓冬和余男畸形的夫妻关系，张译和刘天佐作为警察的疲于奔命，让欧豪郭姝彤这对少年伴侣之间的纯真感情，仿佛黑夜中蹿出的一缕烟火，搅动着他人一潭死水般的生活。“我把内心里最纯真的一面寄托在了欧豪身上，而把阴暗的部分放到了郭晓冬身上，”杨树鹏坦言。
在他的诗集《我买下的绝望地》里，杨树鹏回忆起自己生长的地方盛产无所事事的街头少年，街头经常扬起一阵尘土，一帮少年就滚打起来，再一会儿就有一个血人冲出来，“一切都乱哄哄的没有来由”，这些鲜活的记忆也许都被他拍进了《少年》里。
他自己的经历也充满传奇。初中毕业的问题少年，15岁改年龄加入消防大队，后作为编导和崔永元一起，把《实话实说》和《电影传奇》做成了央视王牌节目。
“他们很厌憎我不踏实在自己工作岗位上，每天写写画画想入非非的状态，我也很厌憎他们蝇营狗苟被体制修剪成一个豆腐块的样子。”享受着暴烈青春的杨树鹏，一边打架一边读着《百年孤独》，这让很多人无法把他同时和混混与诗人联系到一起，正如现在人们不能理解他身上怎能兼具成年人的圆滑与少年的叛逆。
从《烽火》、《我的唐朝兄弟》到《匹夫》，杨树鹏的每一部电影都争议颇多，有人说他是天才，也有人认为其过于自我，“太忙于表达才华而把电影给忘了”。
尽管如此，杨树鹏执导的几部电影作品，背后出品方星美、上影以及光线均是业内赫赫有名的公司，他所有的电影票房都谈不上亮眼，却总有人愿意为其买单，是大佬们纷纷看走眼么？
“国内的环境和资源都复杂，有的导演作品卖，有的导演作品不卖，这里面因素太多了，”《少年》的制作人张思阳感叹。首次主投主控一部电影，在电影行业也是“少年”的腾讯影业显然还需要积累经验。张思阳仍坚信杨树鹏是非常好的内容创作者，“之前的作品《烽火》、《唐朝兄弟》也都很靠谱，《匹夫》争议蛮大，但其实项目有很多细节都不被了解，不怪导演的。”
撇开作品不谈，在人际交往上杨树鹏确实是个妙人。据说当初拍《匹夫》，他用一顿饭就搞定了黄晓明，两人一见如故。王长田觉得自己与杨树鹏心有灵犀一点通，“刚想抽空去买笔，他就送来了”。他甚至把与张歆艺的离婚声明写成了一封情书，分手了也“请继续相信爱情”。
“反正他人挺好的，说话从来不大声，就算着急骂人也是不大声，特别可爱。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导演在现场发脾气，但剧组里没人讨厌他。”欧豪说杨树鹏给他一种自然的亲切感，“每天没事的时候就去他那儿喝茶，译哥也在，大家就聊一下角色和故事，越聊越high。”
放弃暧昧，往类型化的路子上再扎深一点
《匹夫》过后，杨树鹏沉寂了四年。他告诉小娱，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作为创作者如何面对电影市场的巨变。更多的机遇和诱惑摆在眼前，最终杨树鹏选择了腾讯，因为他觉得传统影业已逐渐形成大佬风格，“一帮业内的高级别从业人员坐在一起，商定一个中年而保守的项目”，相比之下腾讯更年轻，“做东西有诚意，而不是光用他们的钱和团队来振晕你”。
杨树鹏也在尝试改变。“《少年》拍到第15天的时候，我就说你看，到现在为止我连一个有风格的镜头还没有拍过！”说这话时，他的语气耐人寻味。他坚信一部影片的风格就是导演描绘世界的笔触，和看待世界的方法，每个人都追求极致化的表达；但他同时也逐渐意识到，电影是一场昂贵的游戏，太强烈的风格会让观众无所适从。
“我对电影的文学性要求过高，导致影片中有很多含混、暧昧、说不清楚的片段，这些对于阅读通俗影片的观众来说是不对的。”杨树鹏反思道，“电影一定要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文学性，而不能被它影响，你看塔可夫斯基从来没在电影里念诗，但充盈饱满的诗性从里面喷薄而出。”
《少年》这个项目，让杨树鹏往类型化的方向上走得更远。“这次我们还真的希望能够在青春犯罪片这个亚类型上有一点开拓，毕竟青春片从2013年小欧演的《左耳》开始进入到勃兴的状态，今年已经是又快向下滑落的类型，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在好莱坞，青春性喜剧、青春恐怖片、青春科幻片一抓一大把，但在对青春缺乏想象的中国电影市场，青春片似乎总要和校园、三角恋和堕胎勾连在一起。
以原剧本《梅雨时节》为基础，杨树鹏发展出的《少年》故事其实很简单：一个来日无多的黑客，为帮女朋友报十年之仇借刀杀人。选中欧豪是因为杨树鹏觉得他身上的黑暗气质与角色分外契合，倔强能打，想要挑战秩序，做事不给自己留余地。
“你不觉得很多时候成年人想要压制少年么？”戏外的欧豪，活脱脱也还是戏中那个话不多但语出惊人的少年，“他们总觉得你们是小屁孩，我们说什么都是对的，但很多时候他们也没意识到自己说的到底对不对。少年会容易去反抗，因为他觉得这对自己是不公平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少年总有一天也会步入成年？”
“所以我们在设定上其实是限制死了。”杨树鹏抢先指着欧豪笑道，“（在片中）他没有成年了，所以才敢这样想这件事情。”
“我在我的少年时代，他在他的少年时代都是一样，打打杀杀的。”与仍未走出叛逆期的欧豪像比，46岁的杨树鹏是一个矛盾体，尽管他形容自己为唯唯诺诺的中年人，套上了压抑、掩饰、隐忍这些成年人惯有的保护壳，会巧妙掩饰生活中的一些本质，但孩子气是所有才华横溢者无法抹去的印记。
比如谈到审查，他明显抬高了声调，“他们（指审查机构）老当真！这点特吓人。而且咱们国家真事那么多…..”随即欲言又止，“算了我还是别讲了，不然他们又说，哎呀你怎么说话没个把门儿的！”
对欧豪，他夸奖之余带着几分羡慕：“小欧还在他的青春期，可以张扬地纹身、喝酒、犯错误。可能我们就不行了，晚上出去看见街上人多都害怕，成年人的责任感越来越多，时常假装去理解别人，心理默默骂对方傻逼。”
纺锤形的电影市场，离我们还有多远？
平衡个人风格与市场需求对于每位才子型导演而言，都是一道需要迈过的坎儿。“我们很多人都在困惑，”杨树鹏说，“也有的人不困惑，比如说就是拍一部商业大制作，他完全隐藏了他自己，没有自我。”
他说的也许是已经功成名就不需要电影为自己正名的张艺谋。刚刚过去的周末，《长城》以接近6亿的票房对同档期的其他电影形成碾压之势。大制作、大卡司、高排片，没有什么理由让国师不笑到最后。
在坚持风格的导演里，程耳算是一个。“程耳依旧是我的菜！上映去看第三遍。”《罗曼蒂克消亡史》首映后，曾为导演程耳监制过《边境风云》的宁浩在朋友圈力挺。
《罗曼蒂克消亡史》乍一看去，很像是杨树鹏口中那些传统影视大佬们拍脑门敲定的片子：葛优、章子怡领衔的国内最顶级明星阵容，美学风格成熟，导演功力深厚，甚至缅怀逝去时代的主题，也有显得些老生常谈。
然而这部电影的文学质感让你很难去把它对比以往套路化的年代戏。不断的倒叙和插叙延续了程耳过去令人惊艳的叙事节奏，观众在碎片化的故事中逐渐勾勒出一个旧上海应有的样子，它就藏在葛优的帽檐下，章子怡的颦笑间，甚至是倪大红喝粥的气势里，优雅、不紧不慢，又透着注定曲终人散的惆怅和伤感。
尽管不断被人说像《教父》、《布达佩斯大饭店》、《美国往事》甚至黑帮版的《花样年华》，《罗曼蒂克》依然是一部非常特别的片子。露骨的调情与床戏，几近残酷的枪杀儿童的场面，个性鲜活的众生隐没在大时代的动荡里，程耳以他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叙事结构，将悬念保留到最后一刻释放。
和杨树鹏一样，程耳导演的名号前常被冠以“才子”的称谓，这在一个以票房论成败的电影市场，似乎难免成为了“叫好不叫座”的代名词。在一场面向媒体的点映结束后，有人表示了对《罗曼蒂克》市场前景的担忧，更有人直言此片会像《一步之遥》一样难被观众接受。
面对这样的问题，程耳有所迟疑。“我觉得不用做特别具体的比较，这两部片子太不一样了。”而华谊兄弟影业副总经理柳庆庆则接过话筒代为回答，他把《罗曼蒂克》归类为“更有电影质感、更具开创性”的电影：“人们对于《一步之遥》的高期待，更多是基于对《让子弹飞》的印象，我们会在预告片、音乐等方面更准确地传递《罗曼蒂克》这部片子应有的气质。”
口碑成了面对市场反应的挡箭牌。当《长城》的宣传方在朋友圈秀票房过亿的海报时，《少年》和《罗曼蒂克》的出品方们则在收集知名电影人和影评人的背书。
乐观来想，正如从没人看到王家卫坐上票房冠军的位置，但他依然被人们尊为电影大师一样，杨树鹏、程耳、徐浩峰们的明天也会是在电影殿堂而非票房排行榜。但有时又忍不住悲观，再有情怀的电影公司也不会把拍电影当慈善，当资本热钱涌向别处、才子导演和投资人之间的罗曼蒂克消逝后，所谓“中产阶级电影”、“风格化电影”的形容会不会被矫情自饰、曲高和寡替代？
习武之人有三个阶段：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这是徐浩峰导演爱念叨的一句话，可能才子导演也存在诸如此类的进阶，多数人仍徘徊在自己的优势与局限，真要达到“见众生”的境界，不仅靠导演修为，也需要电影市场和观众都更有耐心一点。
所幸这些人还有诗与远方。徐浩峰那些诡谲而惊艳的武侠小说出了一本又一本，程耳把电影里没说完的故事，放在了电影同名书《罗曼蒂克消亡史》里，而杨树鹏去年刚出了个人文集《在世界遗忘你之前》。
当听到小娱说自己也买了一本时，他惊讶之余默默颔首：“谢谢，我微薄的收入里有你一份。”这部由写成于2007到2013年的短篇合集，比杨树鹏的电影更加天马行空，有寥寥数百字的《离汤》，也有价格100块一夜的《贩梦》，“我能窥见他们的命运，并修改他们的命运，” 这似乎才是文字世界里的杨树鹏更享受的状态。
杨树鹏从未想过要把这些笔端记录的灵感片段拍成电影，“因为确实都不太好拍”，它们不过是电影之外他所热衷的廉价游戏，但依然有不少人追着想要买下版权。“我说他妈的，我都不拍你们来拍？”他笑起来，话头一转，“不过有朋友来买也就很便宜卖了。”
“成年人活在当下，少年人活在未来，”如今的杨树鹏依然很淡定。他说自己一直鼓吹的观点是，电影市场的结构应该是纺锤形。“只有中等级别的影片足够精良和类型化，市场才会正常运转，也不会被大明星卡死。”他也忍不住吐槽，“现在所有人都在问一线明星要档期，即便是我的朋友，也在问我你认识杨幂吗？我说你真的别想了，她都不知道排到哪一年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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