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安·蒙吉（Cristian Mungiu）的新作《毕业会考》（Bacalaureat，2016）是第一部在戛纳官方竞赛单元和罗马尼亚本地同时上映的罗马尼亚剧情长片。自导演上一部获得金棕榈大奖的电影《四月三周两天》（4 luni, 3 saptamâni si 2 zile，2007）已经过去了9年，克里斯蒂安·蒙吉带着这部关于一个父亲的生存危机和反映导演本人当下生活社会的电影回归了戛纳。
《毕业会考》里的角色都生活在一个无休止的紧张状态下。一块石头砸破了玻璃，一只狗穿过小路，一些逃跑的犯人，又一块砸破挡风玻璃的石头，一次强奸侵犯。这是我们住在罗马尼亚的这种紧张状态的表达吗？
蒙吉：这更像是片中主角感受到的紧张状态的表达。基本上，大多数事情都是微不足道的意外，如果你细想的话。不过一个人也会因为这些琐事的累积感到精神过度紧张从而被击垮，在某种程度上我完全相信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今天的罗马尼亚。想一下——一个普遍的例子是你在城市里的任何地方停车都无法避免被扯掉雨刮器，如果你上网看任意一篇文章的评论部分，都会看到大量攻击性评论的倾泻。我们生活的地方确实不是一个温和、充满善良和宁静的地方——尽管有90%的基督徒围绕着我们——这也是这个社会缺乏根基的迹象。
在这部电影里，有一个留下还是离开的选择，这也是你作为导演的选择。你有没有后悔没有离开这里去一个有拥挤的影院和持续的资金的国家？这里值得留下来吗？
蒙吉：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我离开了会发生什么。然而，15年前我在拍摄《西方》（Occident，2002）的时候，我会建议留下，去抗争、去改变，现在我却很难看着一个18岁男孩的眼睛对他说：“留下，不论代价是什么。”尽管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了，还是有很深奥的“某些东西”没有在改变的迹象。
你和阿德里安·蒂蒂耶尼（Adrian Titieni）扮演的罗密欧（Romeo）几乎同岁，你实际上和他属于同一代人——那些在90年代激进的认为可以搬动大山的人，25年之后，想知道他们是否真的设法这样做了。这些跟随你的属于这一代的特征是什么？
蒙吉：我认为我们有非常持续的生命力——也是，有可能，鉴于我们是“庞大的一代”（’decreței’，译者注：罗马尼亚语，意为“法令”，是指罗马尼亚在1968-1990年期间出生的孩子，当时的共产党政权禁止堕胎和节育，因此提高了人口数量）的事实，为了生存的挣扎是非常严酷的。当时一个班级有42个学生，小学生们还有平行的课，在我申请大学的时候，一个名额有37个竞争者。我这一代，包括在罗马尼亚革命和大学广场集会期间还是学生的人们，我们是第一批在第一次所谓的自由选举进行投票的人，我们是第一批可以申请国外奖学金的，我们开始看到一些这样的变化。我们带着巨大的希望和期望出发，因为我们曾以为我们会一辈子生活在共产主义下——有期望和梦想，也就有失望——因为，我们轻信，我们幻想着一旦共产主义倒台，普世的正义就会立即到来。但它没有，甚至没有一点迹象。于是，碰巧，每个人都根据他们自己的个性来解释这些事实，然后，出于某种原因，做了一个决定：很多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因为他们不想下一代被牺牲，而那些留下来的人中有一些为改变现实做出了抗争——差不多都是依靠他们，同时另外一些人则抓住了形势的风向并与之适应。电影里的罗密欧是一个好的典型：不知为何，他四处奔走，他幸存下来，他似乎对事物应有的样子总不满意，不过，渐渐的，他意识到他无法成为改变这些的人，他尽他所能伸出手臂去触及，就像他们说的，他明白有来必有往，要打招呼就得离开房间等等，遵从着之类的大众的智慧。不过，当然了，存活是一件事，逃避和成就感又是另外的事了。
在一个采访中你提到，你有太多主题想呈现在一部电影里，但它们对你来说还不够有力量，所以你找到了一个方法去呈现，在一部电影里，通过教育、腐化、家庭这些主题。鉴于你之前所说，你没有担心过这些累积也许会削弱掉电影的力量吗？
蒙吉：不，实际上，我特意制作了一部没有什么非凡场景的电影，非常有力量、能让人全神贯注的故事（所以也没有关注什么特别的事），不过，至少又一次，用我们日常生活的结构编造了这部电影的基础——因为在一个故事中有更多的自由，不必非要分配太多时间去解释很多状况。而在这部电影中，同样，一个人不会先去判定主题，直到看过之后再去思考它。当你第一次观看的时候，我希望你去经历这些发生的事情，就像这些时刻流畅的展开来一样，虽然它们也说了你生活中的问题，但也可以被看做一部惊悚片，你说不清这种紧张的累积来自何处，你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你看完电影，也许你会有一些想法——可能你会给一些主题下定义，表达你对某些议题的看法，但是我作为一个电影制作者，即便你（仅仅）在影院里感动了或者你（仅仅）是发现这个故事很有趣，都会感到满足。
在你的电影里，我们发现几乎总面临道德窘境：什么是正确的事情，在什么条件之下，等等。比如对罗密欧来说：“目的是手段的借口”以及“用你拥有的武器去战斗”也没问题，这样才能离开这个国家。他的说辞是，很可能，我们中很多人都可以与之发生关联。你是否期望《毕业会考》能打开一些观众对于质询/道德的重新评估？
蒙吉：这很难相信，真的有意愿去对他们的生活做道德评估的人会等着在电影中得到启发。不过如果这部电影从某种程度上给了你思想的食物——向你致敬，你的“真相”，你在自省和认识自己上的严重缺乏，这仍是一种收获。当然，如果你仔细思索了，在某个额外的时刻，通过你的言行传递给你孩子的价值观，这就已经是非凡的了。
你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你怎么向他们描述他们周围的世界？你教育他们如何对不公正做出反应？
蒙吉：一般来说，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很难去宣扬有效的东西，在很多实际情况中，比如说“进退两难的情况”（catch-22）是很难合理地应对的。比如送孩子们上学的路上，早晨，我们穿过一个十字路口，你应不应该在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下停下来，很多车辆左右夹击停在你的面前——不过他们只是这样做因为在前面的车同样也堵住了十字路口，我们绿灯亮起的同时也卡在那，尽管他们不能前进。你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对此做出反应——当场——你不可能和司机们见面并向他们解释我们必须尊重彼此——因为他们会对你解释这如何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不得不在这个城市规划比实际汽车数量少十倍的地方生存，等等。
我倾向于避免向我的孩子们灌输生活的理论和概括的演说，但我怀疑我已经粗略的跟我的孩子们讲了与我同龄、同样社会地位的家长告诉他们孩子的同样的事情。这个问题是，如果我把他们从分享彼此价值观的属于孩子的小世界里拉出来，我不确定他们的生存几率。我曾经把他们带到市郊的一个公园，突然地，耐心等待轮到你的这个想法看上去是自杀性的。
作为一个导演，什么让你更加担心：道德的讨论，社会的评论，美学的追求？或是其他一些什么？
蒙吉：我没有专门考虑推进一些手段和分析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边界——相反，我尝试去理解和使用它们以便讲述当时对我来说一些重要的事。美学上地，是的，我尝试避免通用的点，保持我喜欢的原则和局限的连贯一致性，不过我认为在很多电影/故事中，结果才是最重要的，简而言之，就是说如果你能在没有使用商业的电影制作的比喻下让我倾倒并给我思想上的食粮，那会很棒——然而，如果你能很小心地避免他们，但结果却缺乏优雅，那你最好还是用他们吧。
在这部电影中，到处都是“体面的人们”，有人能帮助你一些事，你也在某些时刻去帮助别人。这创造了一个互相协助的绕开法律的链条。你相信我们是一个体面的居民组成的国家吗？
蒙吉：我相信我们是一个绕开法律的体面居民组成的国家。因为我必须生活在共产主义下，尊重法律并不是一个议题，因为当下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律有它的一套、法律制定于制定他们的人的世界，这给了我们，在我们脑海里，一个借口，因为它通常更具操作性及更简单，因为，有时候，法律制定出来的样子让你需要去寻求帮助，因为不去尊重法律以及如果你不想的话可以不主动受罚是可能的。当然，这个想法应该是你修正了无效的东西，不过，众所周知，你的生命在你有机会改变什么事情之前就消逝了。因此，你带着一种干预去照顾它。这是最安全的方法——把你自己纳入这个每个人都互相亏欠的网络中。当然有时候去思考这个链条会不会被打破、如何被打破也很有趣；以及是否我们给我们孩子的教育使得这个模式得以延续。
谁保护不属于这个互助系统的局外人呢？
蒙吉：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保护他们。这些没有人脉的人就是法律会施用的对象——事实上，从根本上来说，法律看上去是为他们而制定的。
去年关于科列克蒂夫（Colectiv，译者注：科列克蒂夫是位于罗马尼亚首都的一个夜总会，于15年发生大火并引发踩踏事故，死伤200余人）的抗议，其中一个口号是“腐败致命”。是这样吗还是一种夸大？日常的腐败是如何影响我们的？
蒙吉：腐败并不总是直接导致死亡，就科列克蒂夫或消毒剂丑闻（译者注：16年Hexi制药公司被多所医院指控该公司的消毒剂偷工减料，最终查明导致科列克蒂夫事件中大部分患者死亡的原因是使用了该公司被稀释的消毒剂引发的细菌感染）这个例子来说——杀死精神就足够了，杀死生活中的快乐、杀死希望——腐败毁灭性的主要影响是让那些构成精英阶层的人变得厌烦然后逃离这个国家。我不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不过我无法不去思考罗马尼亚社会的萧条也来自于失望和沮丧的感觉——紧跟着腐败产生的不公平。
这部电影结尾的那场戏——在毕业典礼上那个集体照的镜头——给人一种感觉即给后辈们的希望仅仅是乌托邦。你对罗马尼亚的年青一代有什么期望吗？
蒙吉：如果你还记得，很多年前发生在Bolintineanu高中的事，当家长和政客都想为考试中得到他们老师许可而进行了严重作弊行为的学生遮掩时，而那些想要调查的检察官被认为是不适当的。我们不能指望在没有一个针对他们教育方面的系统的努力下，有礼节和品德高尚的圣灵就会如雨落般打在年轻人身上。年轻一代们会对他们发现的世界作出回应，看上去好像他们（那些会选择留下的）会作出他们看到的与我们的做法大致相同的冲动的反应，所以我们不要匆忙的把改变的责任传递给他们，而是，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做任何我们能做到的正确的事，就在现在。
| 翻译：大树懒
| 原文作者：Luiza Vasiliu
| 原文标题：Cristian Mungiu: We’re a Country of Decent Folks Who Sidestep the Law
| 原文地址：http://www.scena9.ro/en/article/cristian-mungiu-were-a-country-of-decent-folks-who-sidestep-the-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