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一以贯之的使用成式动作片的娱乐化程式，套用红色题材的元素，用戏谑调侃的方式讲述一个发生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山东枣庄的抗战故事，透过小人物与日本侵略者的抗争传达出具有新意的主旋律精神。
故事的原型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现山东枣庄一带的一支抗日武装，隶属于八路军“五师苏鲁支队”。影片中非常明显的是将这支武装组织设置为普通的老百姓，大国（王大陆饰）这一八路军的意外闯入打破了原本这群人小打小闹的格局，使得整个影片的立意得以提升，最后炸大桥的段落有“董存瑞炸碉堡”的意味。有趣的是，“董存瑞炸碉堡”的英雄事迹发生于1948年，等于说这个炸大桥的英雄故事早了7年，从根本上说，无疑是一种想象性的嫁接与移植。传统意义上董存瑞的英勇故事被建构成当今社会中敢于“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精神传说，《铁道飞虎》借用这一冲突性的事件的精神内核，从“炸碉堡”到“炸大桥”，故事的主线以这个舍身抗战的集体的领导人物马原（成龙饰）切入，随即引出与之相关的一众人物，并且通过使用“火车”这一道具完成这一富有历史使命感的革命行动。与“革命”相关的影像表达，本身就具有一种崇高庄重的固有印象，但这部影片中，整个影像使用的是一种较为轻松幽默的方式呈现，无需通过泪水来传达牺牲的意义。尽管影片尾部有将近半小时的枪战戏与血腥杀戮凸显了战争的残酷性，但是却整体上将这种“牺牲”幽默化，类似于插科打诨，这种杂糅的景观表达了影片试图摆脱完全红色文化价值的体现。
在这部影片中，“火车”成为整部影片最为主要的叙事空间。从电影诞生之际开始，“火车”就是一种被突出表现的对象，《火车进站》的纪录片式的影像呈现，在这部影片中仍被突出表现，这一时空内的所有人均发挥着自身的作用。故事中的人物在他人原来的眼光中只是默默无为的小人物、一事无成，但是在抗战的背景下，这些人通过一种小打小闹的方式戏谑着日本侵略者在战时的窘境，用“火车”完成了最终升华。五个小章节主题先行，由“劫卡车、救伤员、搞炸药、劫囚车、炸大桥”构成：劫卡车的段落明显是一种铺垫，目的是为了引出之后他们逐渐成长为舍生取义的抗战人民到英雄的转变结果；“救伤员”的段落出现的八路军大国才是影片的转折点，不过在影片的最后，手拿机关枪的大国再次出现的时候，与之前他被枪杀的桥段造成了一种不解，那就是他如何躲避子弹的正面攻击而存活的？这一问题不符合逻辑的话，那么正是大国的“死亡”让马原对日本人杀害自己父亲与妻子的仇恨再次被点燃的桥段设计，在此就显得刻意。而马原打算“干票大的”的人物内心的转变也是点到即止，并未深入发掘，使得人物塑造不够丰满。
此外，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历史战争中的红色故事在这部影片中的现代性“移植”值得关注，从本质上说，这部影片呈现出一种与传统模式不同的视角建构。红色经典之所以在当下还有受众，原因在于它提供了另外一种精神力量，可以被解释为“平民精神”，其建立起一种进取、阳刚的文化价值，那么，如何在今天的大众市场完成转型，并适应观众的口味成为这部影片拍摄的关键。
作为“工农兵文艺”的一种表现形式，红色经典一直以被忽视的底层普通平民为主人公，将这些人塑造成英雄。这部影片中对“英雄”的表现仅仅在影片最后当马原飞身捆绑炸药包到桥梁支架的一刻得以体现，而在前半段的叙事与人物塑造上，他们的“英雄性”是被隐藏的，以一种底层人的平视视角迎合更为广泛的市场大众，而不是一味的在建构“英雄”本身，或者是样板戏式的刻板呈现，抑或是从1950年代以来到当代电影中对普通平民的英雄式体现，诸如《焦裕禄》（1990）、《董存瑞》（1955）、《刘胡兰》（1950）等。到当下的电影中，从五四时期的俯视与怜悯的视角到今天的近距离平视加仰视，这种“平民精神”的体现依然出现在当下诸多的红色经典电影改编中，像徐克执导的《智取威虎山3D》中的红色经典改编就是较为成功的案例，通俗易懂的同时，更是在影片最后韩庚家的年夜饭的餐桌上以一种想象的影像来实现两代人、两种文化（中西方）的跨时空重逢。从这个意义上看，《铁道飞虎》根本上免除了俗套式的抗日战争题材影片的叙事呈现，人物的漫画式夸张表现及对日本人不偏不倚的形象建构，尽管影片中的日本军人最后都被折磨的狼狈不堪，与中国军民的抗战形象不谋而合，但是这部影片还是呈现出新颖的视觉效果，有野心，也有自己的思考。
最后想说的是问题，此片的演员选择完全是出于一种市场考虑，每每说着台普的王大陆、怪异发音的房祖名出现时，有些跳戏。对了，刘德华也有客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