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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肯·洛奇（Ken Loach）执导的《我是布莱克》（I, Daniel Blake, 2016），我对欧洲的记忆又涌现了出来。且不说影片的现实还原度有多少，起码展现的事件和人物都是真实可能存在的。
回家上网搜索英国社保体制的相关资料，发现一条一年前的旧闻：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工作和养老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至少2600名享受政府救助金的病人和残疾人在被裁定‘重返工作’的数周后死亡。”
看来，布莱克远远不止一个。
按照影片中的逻辑，布莱克因为心脏病，而丧失了劳动力（根据他的全科医生、心内科医生以及理疗师的判断），于是他去申请因残疾而无法工作的救济金，然而一位医疗健康护理人员却裁定他可以继续工作，驳回了救济金的申请。
在等待上诉的过程中，布莱克被建议去申请失业救济，但是领取条件是必须积极地找工作，参加就业培训。而事实上，他因为心脏问题，就算找到工作，也无法就职。在这样尴尬矛盾的状况下，布莱克为了捍卫仅剩的尊严，决定不领取失业救济，而是等待前一种救济金的上诉结果。就当希望的曙光即将出现，布莱克却倒在了救济中心的卫生间。
抛开布莱克的例子，仅仅从社保体制来看，是健全且合理的。参照法国的社保体制，因生病丧失了劳动力的人（arrêt maladie），会得到医保的赔偿，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公司，一部分是基本医保（sécurité sociale）和补充医保（mutuel），大约等于全工资的百分之七八十。
此外，失业的人确实会有失业补助，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的失业险（cotisation chômage），每月从工资里扣除的险金加上公司为个人缴纳的险金，就是为了在失业时期，让失业者得到保障。
英国同法国类似，都有所谓“平摊风险”（mutualisation des risques）的社会保障体系，无论是生病、失业或退休，都会得到一定的救济金；但如果你又勤奋工作又不生病又年轻有力，那只能说你“活该”！事实上，这样的体制造成了大量薅羊毛的懒人，他们完全依附于这样的体制，苟延残喘。
回到《我是布莱克》，既然体制如此健全，为何还能造成这样的悲剧？问题首先出在裁定他可以继续工作的那位医疗健康护理人员身上，我们可以指责她工作死板、不严谨、不负责任，而这背后正是英国行政体制的僵化和官僚。
此外，据了解，影片中的该机构已是英国政府外包给美国的公司，其运营体制是否会因此更加复杂？其次，就算被驳回救济金，基本的医保赔偿在哪里？影片似乎对此避而不谈（由于笔者并不了解英国体制，只是参照法国体制推测），前雇主是否有相应的工伤赔偿？
由此感慨，一个相对健全、运行已久又试图在规避漏洞（领失业救济必须找工作的体制近年才有）的体制，必然会带来相应的刻板、程式化和不近人情；相反地，一个年轻、灵活却到处可以打擦边球、通关系的体制，难道不会有相应的其他问题吗？
影片中除了有心脏病的英国老人布莱克，还有带着两个不同肤色孩子的单身母亲和绰号叫“中国”的，靠着中国山寨走私货物的黑人小哥。
之所以选择后两者（看似是比布莱克更弱势的群体），是为了造成某种对照性。无论是被迫卖淫的单身母亲（性别对照）还是靠着中国试图发横财的黑人小哥（种族对照），他们为保全生活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尊严。从影片效果来看，选择一个本土老头的如此遭遇，确实更能针砭时弊。
观影过程中，几次引发的笑声都源自于“China”这个人物。黑人和阿拉伯人群体事实上已经成为欧洲各国的一大“祸害”，赶不走、除不掉。他们各种坑蒙拐骗偷，加上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隐患，让人避之不及。
可我们不能否认的一点是，他们在以自己的方式存活下去，其中的狡黠和卑劣，相比于老派欧洲人的骄傲，的确更能保命。
肯·洛奇通过“China”，展现了他的“中国想象”，在经济低迷、社会种族问题混乱的欧洲，也许中国变成了一根救命稻草，更确切地说，是金矿。
我有一个法国朋友，严格说来是出生长大在巴黎的非裔黑人女孩。一次相约逛街时，她对着店里昂贵的假头套，说道“听说中国广东有很多生产假头套的工厂，如果我能够有进货渠道，以一顶100元左右的价格买进，到欧洲再以100欧的价格卖出，岂不是赚翻？”我诧异地问道“为什么假头套在这边会有这么大的需求量？”她解释说“我们黑人女孩会有编发的传统，长期以来导致头发稀疏，可我们也会向往像欧洲女孩那样的浓密的散发，所以只能寻求假发套的帮助……”
后来，她果真联系了一个广东的厂家，生意已经从巴黎做到了伦敦，上个月告知我，她已经彻底搬到了伦敦。
原来，不仅有众多“布莱克”们，还有很多“China”，一个在体制下相信、遵从体制而无助，一个灵活把握生存现状而能找到别样的出路，他们不只在英国、法国，也在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