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無名》導演黃進(右)與編劇陳楚珩。(攝影/余志偉)
“没人能完全控制「电影」，因为「人」会在里面起化学作用，如果你在找一个理型、只有一个版本的话，就会很痛苦。”
「本文转自于非營利網路媒體《報導者》（www.twreporter.org）」
与两个陌生人在茶餐厅里并桌，用完一顿道地的港式醒晨早餐：丝滑奶茶、炒蛋、火腿汤通粉。再从港岛湾仔搭上一辆开往九龙的101号双层巴士，“嘟”了手里的八达通，步上台阶到达巴士顶层。脸贴在窗边见识司机技巧高超的连人带车驶上铜锣湾高架陆桥，开在不宽不窄、没有半点余裕的车道上，却悠然自得如鲸鱼在大海，游过脚边窜起直冲天际的高楼，转弯、前行。
对外地人来说，这云霄飞车般的场景，是香港居民再寻常不过的通勤路线。我们在日复一日里的这日，随着巴士穿过红磡海底隧道，跨往海的那一边，抵达黄进与我们约定的碰面地点：土瓜湾。
一个月之前，在一场金马影展为入围者举办的茶叙上，初见《一念无明》的导演黄进与编剧陈楚珩。那时，港媒的关注大多落在主角余文乐、曾志伟不收片酬拍片的话题上；距离黄进在金马颁奖典礼对着编剧女友说出动人谢词“剧本是电影的灵魂，妳就是我的灵魂”、被各大媒体展开闪光不断的争相报导，也是两天之后的事。
在那个什么事都还未发生的下午，周围一片宁静。两个未满30岁的年轻人，带着早班飞机的睡眠不足，趁着茶叙结束后的空挡用着午餐。在我递上名片准备自我介绍时，他俩欣喜的对着我说早在香港电影圈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报导者》，我们随即相约在下榻饭店里进行第一次采访。
那日相谈甚欢却可惜时间有限，访谈结束时我顺口预祝黄进拿奖顺利，只见他一派轻松、没有客套地笑说：“希望演员可以得奖，我无所谓啦！入围已经很好了。”隔日的金马颁奖典礼，黄进上台领走“最佳新导演奖”，瞬时成了镁光灯焦点。
一个月之后，为了贴近他们创作与成长的土壤，我与摄影师飞抵香港赤腊角，坐上这辆开往土瓜湾的过海巴士。港人以“过海”来形容从维多利亚港的这一边移动到另一边，连结香港岛与九龙半岛的方式并不只红隧一途，还有东、西区海底隧道以及地铁与渡轮可选。即使距离相隔不远，仍常听香港朋友说起两地居民若非工作或特别因素，大多时间鲜少跨足。
黄进与陈楚珩，各自成长在海的两边。
“港岛有一条电车，一边是山、一边是海，很简单，我看到电车就有安全的感觉。”
“九龙虽然比较复杂，可是我在那里很自在，我可以马上知道哪里是旺角、哪里是观塘。”
港岛东边有个电车到不了的小西湾，那是黄进从小到大的居住地，“我从小是左撇子，幼稚园老师要我改用右手，我不愿意，我爸就说：「哎啊！那不要读了。」然后我就在家了。直到6岁上小学前都是我妈教我写字。我小时候很安静，但会问一些很古怪的问题，也可能是没上幼稚园，让我有点不太懂跟别人相处，到现在也一样。”其实黄进的性格就像“打直球”，往来简单直觉，没有太多的绕路，与他所描述的港岛十分相似。
相较于笑说不知“尴尬”为何物的黄进，身旁的陈楚珩则像是加装了好几组细密复杂的感知天线，把黄进漏接的也一起接收。“我很快就会发现在场的人有一些想法，然后就觉得我需要去处理。我太敏感了。我们都觉得他在拍片时很厉害、很冷静，我比较适合当编剧，因为文字我只需要自己躲起来写。”
生活圈不离九龙与新界的陈楚珩，与黄进在香港城市大学里相识，因着电影的连结，从同学一路成为工作上的伙伴、生活里的伴侣。
当聊起成长背景，他们不约而同的用了“typical（典型）”来形容自己的原生家庭，这词汇意味着没有太多特别，也非例外。然而，他们共同完成的电影《一念无明》，从故事本身到拍摄过程，都在所谓的“典型”之外。
电影里的一家四口，两个逃离两个留下。逃离的是父亲与长子，留下的是独自照顾久病母亲的小儿子阿东。家门里，照顾和被照顾者的窒息无力，让他们相爱却也在精神上彼此相残，悲剧走到中场是理智断线，阿东意外之下结束了母亲的生命；家门外，冷眼的人们嘴里不说心里都想着一样的事：那个患躁郁症的，快把他扔进疗养院（就可以当作一切没事了）。
“其实做一个混蛋很容易，搞不定的，就撒手不管。”向来不管事的父亲，终究怀着歉疚把阿东从疗养院里接回家生活。两人挤在窄到喘不过气的㓥房（香港用语，指分间出租楼宇单位）里，父亲夜里想着睡在上铺的儿子究竟痊愈了没，枕下藏着戒慎恐惧的防身武器。
只是那防得了身的，却也成了切断信任的利器。最亲近的家人，以笨拙的爱意互相刺伤，不断重修“相爱”这个复杂难解的人生课题。
《一念无明》剧本灵感来自陈楚珩对香港社会的观察，由一桩真实发生的新闻事件启发，呈现底层小人物的艰难处境。不只探讨医疗照护、心理疾病与住屋问题，更凸显出冷漠疏离摆在这座闷热拥挤的城里，是如此的讽刺与显眼。“我希望能让大家看见这样的香港，因为看见了，可以让人去想还能做些什么，然后继续走下去。”陈楚珩说。
黄进也有感而发：“很多人会问我们是不是家庭或精神状态有问题，所以才写这样的故事。人们会预期你一定是这样的人，才会关心这样的事，但不是这样的。就像很多人支持同志平权，并不一定同志，而是我们相信这个世界这样比较好，这是价值观。如果我们都只为自己说话，并不能团结起来，运动也大不起来。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想清楚我们想要怎么样的城市、怎么样的世界、怎么样的生活。”
这部缩影社会现实的剧本，获得了香港“首部剧情电影计划”200万港元资助，更吸引3位优秀演员的加入。
饰演父亲的曾志伟是最初确定的角色，剧本随后也打动了余文乐，让他挑战演出患躁郁症的儿子。他们以票房分红的方式代替了片酬，给予年轻导演最实质的鼓励。饰演母亲的金燕玲因着对曾志伟的信任，在一通电话邀请下答应演出，金马奖的入围酒会上，曾志伟笑说：“我是跟她说拍这片会得奖，她才来的。”金燕玲凭着动人真切的演技感动了评审，果真让她拿下“最佳女配角”。
演员与资金都到位了，他们却没有太多时间。
在香港，一部电影30~40天是最基本的拍片天数，黄进掂掂了手里的资金，最后仅以16天将它拍摄完成，是超乎想像的非典型。面对高压的拍摄状态，剧组团队在限制里寻找可能的出路，与剧中的角色处境不谋而合。
“拍的时候觉得很辛苦，很多东西都不能做，没钱做这个、没空间做那个，但这些限制加起来，却发展出一种风格，成了这个电影的命。我很珍视这部电影的生命与它成长的过程，虽然这对工作人员是很困难的挑战，所有东西都要很efficient（有效率），对演员也是，尤其是阿乐（余文乐），他的行程很紧，戏又很多，他在一个非常极端的状态下做表演，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他是非常专业的演员。”黄进说。
当新手导演遇上资深演员，黄进形容自己更像是参与了一场拳赛：“他们的演出有很强的即兴感，像在打拳，看对手怎么做，然后反应自己，拿自己真实的经验与情绪跟角色交换。虽然演出有时与我们原本想像有一点不同，但那是更有机的表演。而我的工作就是看着那场比赛，去找到他们身为一个演员与角色之间的共通点，一边修改规则，让拳赛再更好一点。”
对演员来说，幸运莫过于能遇上一出好剧本，对导演来说更何尝不是。陈楚珩从剧本创作初期，便与黄进维持密切的讨论，他们拥有一致的目标，并尽可能将它达成。
虽然拍摄过程中为了现实考量，难免调整与删减，陈楚珩说：“前辈都说剧本在交出去的时候死第一次，开始拍的时候就死第二次。”黄进此时笑着接话：“剪接的时候又死一次，死很多次啊！”即使学校里学得扎实的电影理论，当拿到真实拍片现场时，起初还执着于抱着剧本尸体的黄进，也必须自我调整：“没人能完全控制「电影」，因为「人」会在里面起化学作用，如果你在找一个理型、只有一个版本的话，就会很痛苦。虽然心中还是会有一个理型在，但到现场时会去观察还能做什么，找到新的可能。这是我很大的学习。”
当剧本经历重生，陈楚珩见它最终呈现在大荧幕时，感动的说：“这是第一次有这样的好演员去演我写下的剧本，演员真的很重要，透过他们的演绎可以把文本变成活的。创作很辛苦，可是这个时刻会让我觉得好想继续创作。”
虽然距离明年3月的正式放映还有一段时间，从台北回到香港后，他们展开了一连9场的特别映演，收到本地观众许多正面回响与共鸣。然而，问起他们在电影里是否有想做却没能达成的？他们心中确实有些未竟之事。
当初为了使剧本更贴近真实，陈楚珩走访精神科医生与看护志工，做了不少研究，关于这些她希望能说得更深：“我写剧本用了2、3年的时间，可能太想贪心的去呈现各种问题，却没能更深入的去探讨任何一个。例如有些观众看了会以为是不是不吃药了就会发病，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没有发觉，现在去看会觉得应该说得更深入。我很想再多说一点关于情绪疾病与康复，这些在剧本里没能写到，后来放映时也很少有机会再提，这是我的一点遗憾。”
对于创作很有意识的黄进也坦言地说：“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部戏是很efficient（有效率的），多讲一点点也没有，每场戏都是有功用的，可是少了一些可以放松、留白的空间。我们现在只能够做到这样，但如果我们有多一点时间与资源，也许我们可以把故事说慢一点，说一些细小的东西，现在有点太刚好。”
其实，以如此有限的条件，他们已尝试了最大的可能，透过“电影”这个艺术媒介传达所信仰的价值，这都是我在《一念无明》里所看到的最大诚意。正如黄进说：“我相信「电影」这个艺术是给所有人看的，因为它最接近你的生活经验。做电影就是做人啊！你的性情、选择与价值观，全部都在里面，骗不了人的。”
“我们这辈子都会这样子去做吧！”陈楚珩接着说。
走在土瓜湾的街上，黄进带我们钻进巷子里的一栋工厂大厦，搭上货梯直达天台的秘密景点，瞬间视野开阔。他手指着远方一栋楼的屋顶，告诉我们那是电影里曾出现的一幕场景。阳光照着脚下街道长出的低矮旧屋，前方拆掉许久的启德机场还是一片平地，而更远的高楼已经盖起。
在这座高转速的城市，一不留神就被卷进漩涡里。尽管路窄难行，黄进与陈楚珩仍试着慢下脚步，并肩而去。
｜文：王仪君｜摄影：余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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