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于非營利網路媒體《報導者》（www.twreporter.org）」
你很难没看过杜琪峰执导的电影。
早期周星驰的《威龙闯天关》，警匪、黑帮与兄弟情义题材的《PTU》、《枪火》、《黑社会》，都会感的《瘦身男女》、《单身男女》，甚至是《盲探》、《夺命金》、《华丽上班族》等类型电影，他的作品，一直都在。出生于1955年的杜琪峰，以他土生土长于香港的经验与情怀，以他对人生与人性的观察与感受，在时代的变动、政权的更迭下，交织谱就成从影超过30年、近60部作品的精彩。
举起《PTU》里的经典道具警用手电筒，灯光乍亮，随着杜琪峰的手摆，晕光一阵炫晃，炫迷了眼，也晃松了嘴角，一出场时略显紧绷肃杀的他，终于笑了。那场面，让人想起《PTU》电影中段，饰演队长的任达华率着一队员警巡逻至可能藏有目标的大楼，黑暗无光中满布未知，不知是敌是友的脚步声响紧张着气氛，直至摇晃的手电筒灯光清晰了同袍的脸，任达华才终于纾松了口气。
然后，在高低错落的闪灯齐发背景下，在炫晃后的余影下，杜琪峰说起他成长至今的香港模样。
在杜琪峰住过的九龙城寨里，贫穷、黑帮集结，形色人种都有，属于社会底层的生活样貌与挣扎，他切身所见，“人们能生存、吃饱，甚至能念书，是最要紧与基本的课题。”后来在他电影创作里不时出现的宿命感，几乎是从那样的童年开始生根的，“你生出来，基本上没有选择，就已注定是从哪边开始，这个人在这边，那个人在那边，那对一个人的成长、发展一定有影响的。”
杜琪峰说自己念书念得不好，上学很痛苦，17岁那年，他不再升学，“可能因为从小家里没有给太多东西，要出去看世界了、开始工作了，你会感觉什么都很好，那种价值观是：希望明天比昨天好，然后能开心、赚得到钱，就很好。”
第一份工作，他进了电视台，不是他“想要”，而是在现实限制下，“被选择”的。“我那年纪、我那学历，能做什么？一，在电视台当信差，传带子、送信件；二是警察，我身高还够；三是电玩公司学徒。第一个面试是电视台，那天是礼拜五，他们说若要我会告诉我，隔天，就收到录取通知。”
所谓冥冥中有安排，生命自有出路，而最初下定了的锚的位置，绝对与后来的一切有关。是啊，那又是杜式宿命感的再一次验证，杜琪峰豁然，“所以一个人会变成什么模样？真不一定。如果当年我不进电视台，我可能成为一个警察，成为一个贪污的警察。”他大笑。
不过，与其说杜琪峰的宿命感是悲观的认命，不如说是积极的清楚自己。
杜琪峰这一回为了最新作品、台北电影节闭幕片《三人行》来到台湾，他聊起里头最后一场戏，一场华丽如诗、如舞翩翩的长镜头慢动作枪战，长达10分钟。那场戏，是前面70分钟剧情推进后的压力释放，就像是锅里的水与料，沸腾滚开咕嘟嘟，不破开锅盖不得平静的关键。
杜琪峰的《三人行》以医院为一个锅，将三个主要人物：警、匪、医，与其他形色小人物都丢了进去，狠狠盖上锅盖，闷着。其实拍警匪片，他是熟手，是教父级人物，1998年《暗花》、1999年《暗战》、2003年《PTU》、2013年《毒战》，形式不断推陈出新，每部都有巧思妙招。但时代翻新了，他说30年来，大家拍的都已经差不多样子了，“你追我、我追你，开打、搏斗、爆破，我不再走这一路了，我希望这电影给多一点人物表现的空间，所以选择一个压缩的环境，把故事跟人物都浓缩在医院。”
于是，当片中主角们对自己职业与信念的坚持开始对彼此产生影响，当层层进逼的现实压力迫得主角们几乎喘不过气，杜琪峰以华丽枪战画面砰响一记警钟，接着，他串进罗大佑写于1982年的〈之乎者也〉，由王菀之翻唱的轻空声嗓与枪战血雾的慢动作激烈画面共舞回旋，冲突得浪漫。
“一般来讲，枪战结局都要很大声，乒乒砰砰，但我要给的，是平静，所以要演员慢动作演出，然后要一个天真的、无知的、纯粹的声音进来。我想大家停一停，可能想想：人哪，是怎么犯错，又不知错，把错再弄成大错。”杜琪峰无意说教或给是非对错一个定论，但他说，“停下来，上帝（或命运）有安排，总会有结果的。”
从片名《三人行》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到〈之乎者也〉的歌词意涵，都出自孔子，都是儒家传统的思想精神，“这思想，几乎谁都晓得，但每个人却都在里头犯错。”杜琪峰慨叹，“现在的香港，真不是真的，假不是太假，这年代所出现的人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样的？而我们读书是为什么？我们曾信奉的传统道德，究竟是为了政治，还是为了人类，或是为我们的民主而存在？”
香港自97回归后，经历了连串冲击，政治、经济、教育，每个领域都面临着变化，“我们怎么样都没能挡住的，这是一个时代给我们的冲击，这是一个机遇去了解，当世界改动成另一个模样，我们又会怎样？”杜琪峰强调自己说的不是共产党或民主党，“我讲的是时代。身在动乱，要经历、要过去，我认为这里头若有些什么能维持住人与人间些微的结构，就是传统的道德观。如果失去，会是很大悲哀。”
杜琪峰是恋着故土的那类人，香港60年间的变化，他真切就活在里头，进步，是他所认为香港的最大价值，“人们从不守法变得守法，变得了解法律的意义与重要，而政府从当年的贪污，变得廉洁，生活的水准从不好，到后来人们开始买楼。”他认为，“香港，在我成长过程，是个人人有机会的地方，在彼此尊重、守规矩的前提下，各路人在这里少有冲突，至少与美国比，少很多。”
他悠悠说起执导于2008年的《文雀》。林熙蕾所饰演的神秘女子，与任达华领头的扒手集团，穿梭在中环与上环的街弄之间，而每一次女子的出现，只是为了离开。“香港就是这样一个小岛，让大家可以飞来，留下还是要走都可以，都容许发生的，所以这里有中国人的文化，有西方人的想法。”
因为浓浓恋着，相比其他同辈导演，杜琪峰北上中国大陆拍戏的时间晚得多，2011年的《单身男女》是第一部（步）。不熟悉、也没把握了解大陆文化，是他的顾虑，“而且讲普通话这件事，我就是比较差，当创作者不明白文化生活背景，作品很难讲出不同的角度，讲了，也可能会是假的。最后，在那里，可能只能拍古装片了。”杜琪峰笑。
不过，对杜琪峰而言，电影是生活的点滴，是时代的记忆工具，身为创作者，自然需要在不同时代与环境里找空间、发声，“我们活在这时代，才有这样的市场。要找能平衡一切的方式，可以讲到你要讲的，也要吸引观众去欣赏，这种路，一定要走。”
譬如2005年上映的《黑社会》，英文片名为Election，表面说的是黑帮话事人选举内斗风波，实则又有“黑帮很早就开始选举，香港竟没有”的意涵。又如《文雀》，表面是神秘女子与扒手的邂逅，实则为中环天星码头被拆后，杜琪峰感慨一代的香港记忆被消失而做。
“我还在电视台工作时，常常要在外头跑、送东西，每次听到码头钟楼当当当响，就是船要开了，就要快跑，那感觉没办法忘记的。那天，我整个晚上睡不了，然后看见有一批年轻人也想守护着那块记忆。我想，电影是有一些记忆的，只要这电影产生，就算不晓得后来有多少人看到，他依旧是记录下了香港曾经是怎样的。”长年与杜琪峰工作的编剧游乃海也肯定：“电影是一座城市、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杜琪峰说自己无法断言香港的未来，但他不算悲观，“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不同环境，能生存就继续，不能就停下，人类的生存发展史就是如此，要走哪条路，自己去选。如果，每个人做好当下的事，未来就会出现。”
说来，杜琪峰宿命又传统，但他以为很多时候所谓宿命只是立场问题，是个人立场的选择，“假如你以正义为立场，在每个该做或不该做的选择里，自然就会以公平正义为基础。然后，就是够不够坚定，够不够相信自己的本意立场，这是每个人不同的，对或不对，只有自己可以衡量。
这样的观念，实现在他创作中成为一种不可撼动的同袍情、兄弟义，甚至是萍水相逢下的惺惺相惜，从1999年《枪火》、《PTU》、2006年《放逐》、2009年《复仇》、乃至最近的《三人行》，一以贯之，也成了一种风格，“当然这中间会出现很多的错误、悔恨，也可能出现生机、机遇，就是一种『命就是这样』，但那是浪漫的，为一个公义、为对得起某些人而为，这些人是浪漫的，是浪漫的。”
问杜琪峰，你浪漫吗？你本人最靠近哪个角色？他又笑，想了一下，“其实，没有谁接近我个人。不拍电影的我，最喜欢吃东西、行走，这几年，多了看书。”关于步行，他可以一个人走4、5小时，那状态，近乎修行，“透过步行，会感觉自己在一种催眠状态，常常不晓得自己走了那么远，但那过程很冷静，是集中思想去想事情的方式。后来这成了习惯，一直走路，汗一直流，时间过去，很纯洁的自己。”
以前，不拍电影的杜琪峰也爱拍照，摸着10年前出版，记录自己公司创作历程的专书《银河映像，难以想像：韦家辉+杜琪峰+创作兵团》，他翻着、指着，原来里头有好多都是他拍下的画面，怎么后来没了？他顿了顿，“没胶卷以后，我没兴趣了，数位相机很好，但我习惯胶卷。”原来，在大时代的变动下，杜琪峰也不得不变，但他没忘记他口中的香港进步精神，每一部作品，他都还在挑战自己，就像这次《三人行》的长镜头慢动作枪战，而杜琪峰也没忘，他是一个导演，他依然做着他的专业，在变动的时代流里，平衡着、活着，等着未来的到来。
| 文：汪宜儒 | 摄影：林佑恩
| 插画：Candy 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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