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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2 从山上到海边的一天

“现实过于奇特,以至于同样需要想象,才能更接近现象背后的真实。”

《无粮的土地》截图 | 来自网络

和电影生活在一起 第32天


2017年1月3日 星期二
片名:无粮的土地 Las Hurdes (1933)
加的斯,酒店

今天的行程是从山城龙达前往海滨城市加的斯。

在路上看到了90岁的约翰·伯格去世的消息。他是让我懂得某种“观看之道”的人。他对影像——绘画、摄影、电影——有独有的洞察力。他曾说过“除了影像,还没有任何一种遗物或古代文献可直接确证各个朝代的人们生活其中的世界。”而这么说,并不因影像的记录性,而否认其艺术的表现力,“相反,作品越见想象力,就越能让我们与艺术家深入地分享眼前影像的感受。”

布努埃尔在1932年拍摄的《无粮的土地》,似乎也印证着约翰·伯格的话。这是布努埃尔唯一的一部纪录片,也是他为数不多地在西班牙这片土地上拍摄的电影。

在拍完《一条安达鲁狗》和《黄金时代》两部超现实主义作品之后,米高梅公司对他很感兴趣,支付高薪请他去美国学习好莱坞的工作方法,然后看看他是否愿意合作一部电影。然而在美国,布努埃尔一无所获。1931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成立,这让他激动万分回到国内。次年用一个朋友的彩票奖金,拍摄了《无粮的土地》,这部社会学论文式的纪录片。

《无粮的土地》海报 | 来自网络

《无粮的土地》拍摄的是西班牙中部的乌尔德斯山村,它的贫瘠荒凉落后让生活在马德里或巴黎的艺术工作者异常震惊,他们没有想到在现代欧洲还有这样一块土地。在这里,“人们至今也不曾尝过面包的味道……这里,我们一次也没有听到过歌声……这里几乎还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铁铲是当地人使用的唯一工具”。布努埃尔率领摄制组在这里拍摄了两个多月。

我们今天来看这部纪录片时,乌尔德斯大概也早已摆脱了从前的困苦,而电影本身的记录更像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隐喻。我们面对生存和死亡时的挣扎、坦然与无奈。

乔治·萨杜尔觉得布努埃尔在抛掉了形式主义技巧和超现实主义的比喻以后,终于为无政府主义的反抗与绝望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出路。而布努埃尔本人则说,《无粮的土地》只是他面对的更具体的现实,而这个现实太奇特,同样需要发挥想象。这和我在近20年来接触到的独立纪录片所遭遇的情况是一样的。

现实过于奇特,以至于同样需要想象,才能更接近现象背后的真实。

新的共和国并没有接受这部记录严酷现实的作品,和所有的非民主或伪民主国家一样,给这样的艺术作品按上“有损民族尊严”的罪名。1936年西班牙爆发了血腥的内战。内战最后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领导的民族主义独裁登台。布努埃尔直接上了弗朗哥国民军的黑名单。

乔治·萨杜尔在他的《世界电影史》上这样写到:“在今天看来,《无粮的土地》正说明并预示了西班牙的内战。那次内战期间,长枪党人(弗朗哥的法西斯政党)枪杀了布努埃尔的朋友胡安·维森斯与加西亚·洛尔卡,而萨尔瓦多·达利则在纽约替弗朗哥的大使画像。”

海明威以当时的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写了他的名著《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谁而鸣》欧内斯特·海明威著,1940年10月21日由 Charles Scribner’s Sons 出版 | 来自网络

我所到的龙达是这位作家的灵感与经验的重要来源。我在清晨时分散步来到龙达的新桥欣赏山城独有壮观景色,两侧的白色房子建筑在悬崖峭壁之上。这里能清晰地看见城市坐落在山上、犹如空中,而同时又能望见山下的乡村,田野、炊烟、有人正在耕种忙碌。而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本地居民在这里愤怒而残忍地将法西斯主义者抛下悬崖。这为我们眼前美好的风景,在心里染上一些血色。这也让我们驱逐了风景纯粹的浪漫,而染上来自历史的真实。

在离开龙达之前,去参观西班牙最古老的斗牛场。我们熟悉的红布和斗篷的斗牛文化,就是龙达斗牛士弗朗西斯科·罗梅罗引入的。这位斗牛士的名字也成了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的主人公。在斗牛场旁边的地上浇铸着这里最伟大的斗牛士头像和姓名。而地面上竖立的两座铜碑,却是两个美国人。一位是海明威,他热爱龙达,很多次到这里旅行,在作品反复地写到这里。另一位是奥逊·威尔斯,他年轻时来这里做一名斗牛士,后来大概觉得不太成功,再回去拍电影。

威尔斯对龙达的热爱甚至超过海明威,他死后要求移葬在这里。在铜碑上他的头像下刻着他的话:一个人并非来自于他出生的地方,而是来自于他葬身的地方。

我在加的斯这座气氛欢快的海滨城市里,观看《无粮的土地》时不断想到奥逊·威尔斯的话。我们确实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地方,是加利福尼亚、是乌尔德斯山村、还是中国某地。然而我们确实可以选择自己的葬身之处。对死亡的选择也许就是我们存活的目的。

《无粮的土地》截图 | 来自网络

从山上的龙达前往海边的加的斯,途中我们一行人经过了直布罗陀海峡旁的一个小地方,叫做Baelo Claudia的海边遗迹。这片遗迹来自公元前2世纪,也就是2000年前,是安达卢西亚乃至伊比利亚半岛保持最为完整的古罗马遗迹。通过残余的地基、断墙、独立的石柱,考古学家们辨认出这里曾经有剧场、有浴室、有神庙、甚至有商店……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鲜花在草丛里绽放,苔藓在砖石上死去而变成橙黄。看见时间带来的永恒与短暂。人的生命如此美好又脆弱。

好在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感知带来了深刻的经验,使生存有所意义。通过自己对周遭的观察,通过那些艺术家们创造出静止或活动的影像,使我们得以体验存在。就像约翰·伯格说的“对某个时刻的体验越深,这一体验的积聚就越密。这就是这一时刻会逗留更久的原因。”

我在写以上这些字之前,去了加的斯古城最顶端的灯塔。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一轮弧月在湛蓝色的黑空中,也发不出光。一条长长、长长的石道连接陆地与灯塔。越往前走,越能感觉到正走向海湾深处,两侧海浪不断拍打。如果不留神甚至会被越过提防的浪头击中身体。毫无危险,但也有种要被大海吞没的感觉。

就这样在黑暗中,在灯塔规律的灯光里,产生一种自我既飘渺又确定的体验。就像在黑暗的电影院里,伟大而汹涌的影像所带给我们的感受一样。感到某种孤独与骄傲。

卫西谛

电影文化工作者,专栏作家,影评人。先后在《看电影》、《纽约时报中文网》、《生活月刊》等数十家刊物撰写专栏。历任多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独立影像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影展奖项的选片与评委。第49届金马奖评审。出版有十部电影书籍。2015年,独立出版个人摄影集《Way Away:66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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