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路狂花》、《悲情城市》和《牙齿》，正好表现了女性运动由较为温和的女性主义到强悍的女权主义、再到由女性主导的男女两性相和解的三个不同阶段。影片作为女性意识与观念的三种不同影像呈现方式、对男女两性关系进行思考的三个向度或三种可能，颇耐人寻味。
《末路狂花》：女性主义的且退且战
《末路狂花》（1991）片名原为 Thelma & Louise（《塞尔玛与路易斯》），两个人名，名词+名词，并列结构，第三人称，被叙述者，所以片中人物性别设计充满了对比：
女 男
弱 强
善 恶
被动 主动
这部影片中，女性是社会普通成员，她们是温和的、善良的、退让的（对代表男性权力的社会体制、法律的遵从、退让及退无可退时的被动反抗），相反，影片中的男人，要么无能（如塞尔玛的丈夫）、要么暴力（如陌生人）、要么偏执无情（如警察）、要么品行极恶（骗财骗色的邂逅情人），即使有一个相信她们清白的警官，却因为绝大多数时间始终无法相互联系，因此只能成为存在于女性心中的男性的幻像。
影片最后的定格镜头，不仅表明影片开放性的艺术结构，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出路或主创人员对女性问题的思考进行“悬置”，或表明主创人员对该问题思考的无解，期待与呼唤后来者对此问题进行新的思考与探索；如果再仔细分析，该片主创人员对此问题的思考是悲观的，因为在男权社会，女性挑战男性权威，然而却又无能为力（弹尽粮绝、走投无路），本质上是没有出路的，如果不顺从男性权威，想奋起反抗，只能拼尽生命的能量，奋力跃向未知的虚无。
汽车尽管跃向空中，然而地心引力依然存在，表明对女性反抗男性结局与出路的思考与疑问：可是反抗男性是女性的出路吗？或者说女性反抗男性有出路吗？
该片成功地将女性主义观念形态与公路电影融合在一起。公路电影的最大特征，即将人与他所生存的环境及其社会关系实行有效疏离，人一旦从他所生活的环境中自我放逐，便处于一种陌生化的世界中。而之所以离开自己的环境，导火索是男性的迫压，然而女性一旦走出家门，她们自身就会充满危险，而所有这些危险皆因男性而起。这种悲剧意识，实质则是对男性的彻底失望与绝望，从而试图逃离男性统治的世界，然而无论如何，周围仍然是男性的世界，尽管男性没有出现，男性的意象仍然无所不在：自始至终无所不在的卡车，影片后半部分周围具有男性肌肉质感与勃发状态的荒寂压抑的山峰；尽管男性无所不在，女性却又无法依靠，不仅无法依靠，男性还要对女性实施暴力（行为、体制、法律），女性不得不奋起反抗，但因为毕竟是在男权社会中，所以这种反抗充其量只是对男性世界逃避与退让中的被动反抗。
《悲情城市》：女权主义的强势出击
《悲情城市》（2000）不是台湾导演侯孝贤大名鼎鼎的同名影片，该片原名为Baise-moi（《操我》），动词＋人称代词，动宾结构，既是命令句，又含有祈使句成分，女性由被动变为主动，且具有强烈暴力趋向。在该片中，女性表现为对男性世界的彻底绝望、充满反抗精神的社会边缘人群。片中男女性别角色的设置基于如下理念：
女 男
强 弱
恶 恶
主动 被动
男性本暴，然而女性并非等闲之辈，她们将比男性更加暴力；男性本恶，女性将以恶制恶，比男性更凶恶、更血腥、更暴力。
女性主动出击，选择了以对男性的肉体解决为其终极方案，从而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无论有无出路与出路如何，先从肉体上将男性彻底解决，由受虐转向施虐，由受暴转向施暴，由受辱转向施辱，由《末路狂花》中女性面对男性欺压的被动、一逃再逃及本能反抗转向该片中女性向男性的主动施虐，意味深长。
女性尽管拥有了对男性的生杀大权，然而在一路对男性肆意凌辱、狂杀滥砍的快意恩仇过后，她们仍然无法拥有对男性世界的统治权，因此女权主义仍然找不到自身的出路，最终只能将枪口对准自己的身体。由此构成了一种隐喻：女性在对男性身体进行肆意凌辱与毁灭的同时，最终也在不断凌辱与毁灭着自身，因为女人的一半是男人（或者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更因为当女性以“性”作为反抗男性、反抗社会唯一与最后的手段与目的时，女性自身及其“性”也就成为男性反抗女性最终的手段与目的，这种男女两性互为手段、互为目的轮回，实际上宣告了以暴制暴的女权主义革命的死路一条。
《牙齿》：对男性精神与肉体的终极解决方案
片名原为Teeth（《牙齿》，2007）：名词，复数，共名，但作为生物器官的有机构件，其充满了不确定性：哪类的（人的还是动物的）？谁的（男性的还是女性的）？哪里的（位置不确定）？功能如何？何时？
本为表现人类文明中男性对女性性恐惧的传说，在影片中转化为对女性通过控制男性来统治世界的女权意识的具象阐释。
开场的一段动画，暗喻影片的主题：作为女性细胞学象征的卵子对作为男性细胞学象征的精子的猎杀。随后的闪回画面加刻意的暗示，把“女主角阴道内长牙齿”这个秘密心照不宣地暴露出来。接下来，观众只是等着看男人如何被“咬”以及为什么被“咬”。
《末路狂花》宣布了女性被动反抗的无路可走，《悲情城市》宣布了女性以暴制暴的此路不通，随时提醒女权主义必须转换新思路、树立新策略、寻求新出路，在此前提下，《牙齿》的出现恰逢其时。
与以往的女权形象不同，强壮、中性化或男性化、主动出击的女性在该片中变得美丽、单纯、温柔、善良，典型的美国佳丽，甚至成为正义与善良的化身。由“女人也恶”一变而为“伊本善良”，然而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并没有因此而落入男权社会“弱女子”的窠臼，在传统美貌的外表下，女性天生是领导者，拥有较强的凝聚力与号召力，且两者形成强烈反差。
在传统社会，男性之所以能够压迫女性，首先是因为他们生理心理上的“坚硬”（肌肉坚韧、体质强壮、勃起迅速、意志坚强），而女性受压迫，则是因为其生理心理上的“柔弱”（脂肪丰厚、体质纤弱、柔弱无骨、感情用事）。然而在《牙齿》中，女性生理上的弱势，因为有了一副坚硬的牙齿而大为改观。
一般而言，牙齿的主要功能是帮助人们进食与消化，但同时它的质地与硬度，也成为了男性形象高大强健的象征。在影片中，其更深的意蕴在于，因为有了这样一副隐蔽、强健、坚硬的牙齿，女性成为“刀俎”，男性成为“鱼肉”。女性生理上的弱势、被动一变而为强势、主动（装置完备、武装到“牙齿”）。尽管在影片中这副牙齿尚未进化到具备咀嚼与吞咽的功能，然而却能“一齿咬断是非根”，表明了男性潜意识中的去势恐惧：命根被咬。一旦断了命根，男性的性征、职能、优势皆失，于是成为行尸走肉，虽然尚未完全消灭其肉体，但已彻底消灭了男性。
这样，影片中的女主角成为男权时代的终结者、女权时代的开创者与统治者。最终，女权以外圆内方的面目与外温内坚的个性，宣告了男权时代的终结，从而也以温柔纯洁的美貌与男性实现了和平共处。从《末路狂花》中的“以弱对强”，到《悲情城市》中的“以暴制暴”，再到《牙齿》中的“以柔克刚”，走过了女权主义的三个阶段，同时也完成了女性对男性的统治，不仅唱响了男性社会终结的挽歌，更吹响了女性时代开始的号角。
《末路狂花》的导演是大名鼎鼎、炙手可热的英国人雷德利·斯科特，《悲情城市》的导演是法国的维吉尼·德彭特斯，《牙齿》的导演是米切尔·利希藤斯坦，三部影片前后相差八、九年时间，代表了女性运动由较为温和的女性主义到强悍的女权主义、再到由女性主导的男女两性相和解的三个不同阶段。作为女性意识与观念的三种不同的影像呈现方式，上述三部影片表现出了对男女两性关系进行思考的三个向度或三种可能，其中的深意，颇为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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