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DIENCE IN MOVIE THEATER, 1935
“……
那一晚 彻夜未眠因为
在电影之外见到你
那一晚 彻夜未眠因为
你形容枯槁面如死灰
那一晚 彻夜未眠因为
你是牛鬼蛇神 万人唾弃……
活在1699年 易碎的是人心，是王朝
活在1969年 俯首的是书生 是狷狂
你不再是壁上图 书上影 剧中人
你仅仅是一个牛鬼蛇神 万人唾弃
桃花扇底魂归西”。——翟永明《哀书生》
成都最早的电影院，据称1904年就有了。当时，川人称电影为“美国活动电戏”。据称“万氏三兄弟”，在成都开了第一家影院，遂成顶级时尚盛事，带动成都周边消费。有当时方言段子为证：“上呱子成都，看呱子电火戏，日呱亮堂堂的，锣鼓都没有打，就吆呱台了”。吆台，成都话“结束”之意，就是美国“电火戏”后面必备的“End”之意。其时，川人还难以接受“戏”里没有锣鼓，没有唱腔。这段方言，是华阳口音。如今华阳已有“戛纳”院线，当年，却要上“成都省”，去看电影。成都当年东南西北，都有影院，且生意火爆。如今，那些老的电影院，大都在改革开放中，被拆迁大潮，淘汰殆尽了。此处，单表一下硕果尽存的和平电影院，它也是我童年时，光顾最多的影院。
和平电影院，在灶君庙街和草市街的交口上，离我住的鼓楼北三街，只有两条街的距离。我的发小曲春华，就住在灶君庙街。所以，那里也是我常来常往之地。
和平电影院坐南朝北，右边前行几步，便是珠市街。当年的巴金故居，就在珠市街上。往西走几百米，就是现在香火最旺的文殊院。往南走上两条街，就是红庙子。那里，是后来中国民间股市的发源地。也是我的小学所在地。少年时，我的基本活动半径，就在这几条街上。
从小学三年级起，我就在和平电影院看电影。其时，并无更多电影可看。文革伊始，学校组织去看纪录片：一片绿海洋中，漂浮着星星点点的红色，狂热发癫的面孔上，几行珠泪。少先队员，双脚跳跃，挥舞彩带。西哈努克亲王，是当时的大明星，他总是胸佩花环；其夫人高髻明眸，唇点朱染，是银幕唯一可看之美女。虽然，私下里，我和同学们或疑惑或羡慕或质疑，她胸前大粒白莹珍珠项链。毕竟，当年批斗王光美，以一串乒乓球珠串为明喻，批判其“资产阶级打扮”，不正是她随刘少奇访问印尼时，也挂着一串珍珠项链吗？其真其假，另说。总之，银幕上，珠光宝气，唯此一人。私下里，又有议论：听说亲王被我们包养了，看起来，他不比我们更有钱吗？在当时，这样的想法，只能与电影院隔壁，灶君庙街上的发小，耳语几句。
时值1967年，“停课闹革命”，让我和同学们，一下自由得不知所措。家长们，忙于“闹革命”或“被革命”；高中生和大学生们，忙于“大串联”或“小串联”。我们这些小学生、中学生们，就成了游手好闲之辈。除了跳皮筋，玩游戏，学跳舞，沿街看大字报、小字报。剩下的，就是混电影院了。
那时的电影院，一个大厅，能装上千人，像礼堂一样。而单位礼堂，根据革命需要，有时，也放电影。和平电影院，建于1955年。亦即：文革期间只有十几岁，当年正是神采奕奕，英姿勃发之际。地处北门，甫一开业，就成了北门最具人气的地方。改革开放之后，和平电影院带动了周边经济。细想起来，毕竟因为老和平电影院门口，有一大块空地，影院比整条街，整整退去50米，形成一个风水上所说的“回水湾”。自从写了《随黄公望游富春山》一诗，我对风水，略知一二（知之晚矣，没能用在新白夜选址上）。所以，以我目前的风水知识往前看，当年，和平电影院门前的“回水湾”小广场，聚了人气，纳了风气。除文革期间聚了人气(在此啸聚了一众游手好闲之辈)：古称“风流班头”，今叫“小流氓”的二流子外；改革开放后，这一小块风水宝地上，又啸聚了一众小吃、小摊、小贩们的摊位，且就此带动了左右两边，草市街、珠市街的服装店铺。上述两大群人，他们互为主顾，互利互惠。影迷和时尚潮人，视这里为时尚风向标。在奢侈品概念尚未形成之前，这里，形成了“服装一条街”。过去，为骡马服务，现在，为人类妆点。从物质到精神，产生了质的飞跃。及至后来，我已许久不去那儿看电影时，这条街，已被称为“小香港”。因而，和平电影院没有被淘汰、被拆迁，反而与时俱进，成了这一带的“活文物”。
60年代的和平电影院，门前，计有四五级水泥台阶。上午九点以后，下午六点以前，台阶上，总是上上下下、七七八八的站了许多人。回水湾中，也荡漾着一色灰黄绿蓝的点状物。他们，“熙熙而来”，不是为利；“攘攘而去”，并非为财。“财”“利”二者，在当时都是不可能的。熙熙攘攘的这批人，是文革中，称为“逍遥派”的一部分人。亦即中间派，是很消极的一批人。停课，停产之后，百无聊赖的他们，啸聚在这块风水宝地上：打望眼，说怪话，嗑瓜子，砸秋波，跟在女孩子背后，叫她的名字；胆大的冲上去，扯一下她的长辫子。不是流氓，胜似流氓。说起来，电影院正如现在的三里屯、春熙路。各色人等，在这里逡巡。那时，电影票只得两毛钱，便宜。没有娱乐消遣的人们，只能望“影”止渴。此渴，乃文化生活之渴。
虽然，这时的电影，已沦为宣传工具，但人们还是能从中提取一些娱乐成分。我记得上映《列宁在一九一八》时，场场爆满，男人们可不是为了去看瓦西里，看他怎样为革命工作，虽然人人都牢记那句名言：“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每每，瓦西里还没张口，影院的人，就齐声念出来了。许多年后，我看意大利的《天堂电影院》时，也看到了这一幕：观众与演员，银幕上下，齐诵台词。真正的互动，真正的动人，这是只在电影原始阶段和贫瘠年代，才会有的情况。
话说回来，当时有许多人，是为了电影中芭蕾舞的一幕，而不厌其烦，反复去电影院的。那时的银幕，可没有机会看到年轻女性露大腿，虽然只有两分钟，也足以让人暇想。苏联红色电影，与中国不同。即使是宣传片，也会尽量往艺术上靠一靠。也许，这是因为他们有斯坦尼表演体系，且该体系，深入人心。因此，刺杀列宁的密谋，与四小天鹅的舞步，在银幕上互相映衬，营造出“阴谋与爱情”的看点。中国的红色电影，始终没弄懂这个体系。因此，文革中后期拍摄的那些英雄大片，除了喊口号，似乎都不食人间烟火。也许，因为中国只有“梅兰芳体系”。“梅兰芳体系”与“斯坦尼体系”和“布莱希特体系”，被某些人并称三大表演体系。不错，梅氏体系放在京剧舞台上，端的是自成一家，惊艳世界。但是，在银幕大特写下，那种程式化的夸张表演，便造成喜剧效果。演员并未“间离”，观众早已出戏。
和平电影院，与其他电影院一样，文革期间，只有八个样板戏，以及少数来自于社会主义阵营的革命电影，轮番上映。每天五六场，每场次上千人，实难满足观众需求。所以，每部新电影上映，必有蜿蜒队列侍候。有时，无人维持秩序，便会造成售票窗口拥挤混乱，流氓趁机浑水摸鱼。此情此景，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此处，不再赘述。
好不容易，排队买到票，进入电影院，则是一段自由时光。影院容纳上千人，座位几十排。开演之前，照例是人声嘈杂，瓜子伺候（那时没有爆米花，也没有全球化，不知文明看电影的重要性）。三亲四戚，狐朋狗友，满场子打招呼，递纸烟，吐唾沫，瞅美女。后者的难度，比现在大，很多时候，远看，是看不出性别的。电影演出中，自然，也有前述的集体背台词、喊口号之举。往往兴浓之处，“送片来到”四个字，在银幕上出现，于是一片嘘声，全场灯亮，哈欠连天。上厕所的，买小吃的，新一轮嘈杂声再起。最近，我听朋友刘家琨说到去印度时，看电影的奇遇：印度影院，也是上千人的大厅，也是瓜子满地。现场喝彩的，评论的声音，居高不下。
细想一下，西方式娱乐，蕴含着精神内容。所以看歌剧，看电影，看戏剧，都是西装革履，正襟危坐。而东方式娱乐，带有享乐性质，自然与吃喝玩乐，连在一起，属于物质层面。如同京剧，最初在茶馆表演，掺茶递水卖小吃的，与锣鼓铿锵，混杂一起，组成京剧交响乐。文革电影本身，已被提升至精神重塑的最高度，再没有放映期间的一些娱乐元素，就更无聊了。
和平电影院最火爆的一次，是首映电影《红色娘子军》。不是芭蕾舞剧版，是电影版，著名导演谢晋的版本。主角王心刚，与女演员王晓棠，是当时的“天皇巨星”。诚然，那时这四个字，闻所未闻。但在电影匮乏的年代，反复出现在荧幕上的“二王”，家喻户晓。“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最受欢迎的电影，就是《野火春风斗古城》、《红色娘子军》。金环、银环、洪常青、杨晓冬的形象，豪杰铮铮，深入人心。洪常青被缚大榕树下，杨晓冬慷慨就义，惹动了多少女影迷的爱怜。现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有之，从此暗恋锥心的有之，终身供奉其倩影小照的，更有之。
我有一位朋友，便是这种人，她的芳名，不敢示人，怕被嗔骂。但她的追星事迹，却是她自己亲自宣讲，若干人可以证之。据她说，她心心念念洪常青饰演者王心刚，以致于人戏不分。多年后，她成为著名媒体人后，以公谋私；以采访为名，去打扰老艺术家。在千辛万苦，找到偶像的电话后，鼓起平生勇气，打过去电话。电线那一端，偶像“喂”了一声。据她说，顿时空气凝固、冰雪消融，一腔勇气，化为冷水。半晌后，才结结巴巴谈及采访目的。老艺术家，果然是老艺术家，并不爱沽名钓誉，当场拒绝了粉丝的好意。当然，她没有说自己是铁杆粉丝。据她说，这是她至此之后，一直后悔之事。
不过，能与偶像通话，亲耳听到他的声音，也是一种福分。我却只有另一种缘分：豆蔻之年，我也曾着迷崇拜一位银幕帅哥。可惜的是，整个文革期间，他都是一位不敢提及的“黑线人物”。那是在文化宫，看坝坝电影《羊城暗哨》时，我知道了（听表哥说的）峨嵋电影厂演员冯喆。电影里，他身穿绸衫，白衣翩翩；如玉树临风，却是一公安。50年代的谍战片，捧红了冯喆，也害死了冯喆。可笑的是，他死时的罪名之一，是“特嫌分子”。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不知“特嫌”何意。“特嫌”，就是“特务嫌疑分子”。冯喆在电影《南征北战》里，饰演高排长；《羊城暗哨》、《渡江侦察记》里，饰侦察兵；《沙漠追匪记》饰演解放军。一众的英雄人物，一色的铁血豪情。放在今天，那便是万众偶像，死忠无数。可惜呵，生不逢时，虽一笔难写两个“吉”，却一生难逃另一劫。有人说他死因可疑，有人恨他老婆告密；这一切，当时我都不知。
只是在我14岁那年，住在姨妈家,一天，与表哥出门，踱至隔壁的八宝街电影院，正碰见影院门口开批斗会。我正是在这种凄惨的情况下，Face to Face，看见了银幕上的偶像。不用说，风流倜傥，已被风吹雨打去。偶像（那时连这个词都没有，只朦胧觉得是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衣冠不整，面如菜色，低头俯首，任人唾弃；被逼戴着电影里侯朝宗的官帽，手里拿着一把“桃花扇”。我还清楚地记得：扇面上，一面画几株红桃，另一面，画一条黑蛇。当然，那就是暗示黑线人物的标志。我没有朋友的福气，自然听不到他的声音，听到的只是一片熟悉刺耳的声音：“打倒……”“打倒……”。围观者中，也有部分思想觉悟不高的，正低低议论。仿佛替我，也是替他们自己的偶像不平。当然，只敢低低同情两句。
事隔不久，消息传来，冯喆“畏罪”自杀了。那时，《桃花扇》并未上映，直至文革结束，才解放了《桃花扇》等一大批禁片。
八宝街一幕，给我留下至深的印象。多年后，我参观了安仁县（冯喆死于此地），在建川博物馆里，有一个小小的“冯喆”展馆。曾经，我和建筑师朋友余加，一再怂恿樊建川馆长，修一个正式的冯喆纪念馆。由于其家属的种种原因，未果。冯喆最后一部电影《桃花扇》，可视为他的谶作。当年的原始剧本中，曾有“一霎时忠魂不见，寒食何人知墓田”之句。现在，不但墓田，连其人，也无人知晓了。
在重新参观了当年偶像的英姿之后，重新回忆起当年的八宝街电影院，重新反刍那揪心的一幕之后，我写了一首诗歌《哀书生》,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活在1969年 俯首的是书生 是狷狂
你不再是壁上图 书上影 剧中人
你仅仅是一个牛鬼蛇神 万人唾弃
桃花扇底魂归西
这首诗以“书生”为喻，特指文革中，被迫害的一代知识分子。副标题：“因绝调词哀书生以忆冯喆”，正是以“绝调”一词，来纪念冯喆，和与他同时代的影人。那是中国电影界群星璀璨的年代，他们是“以天人之姿，蕴不世之才”的最后一代电影艺术家。现在，已不复存在这样的人。正如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诗句所言：“我们将等待好久，才能产生，如果能产生的话”……我们才能等到——某个时代，能产生出这样一批杰出的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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