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的圣丹斯电影节，我们有幸看到了刚刚于2016年11月，在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拿下新人单元评委会大奖的王久良导演，他带着作品《塑料王国》，来到了圣丹斯电影节的纪录片竞赛单元展映。
影片故事围绕着山东潍坊的一个塑料回收产业园区里，小工厂老板一家人，与他雇佣的四川贫困打工人员一家；几个大人与孩子们，如何年复一年，靠分拣塑料垃圾赚钱生活。导演在交谈中坦言，影片中看到的小工厂，其机械成本也要十万块人民币左右。这只是当地一个非常小规模的，在整个塑料回收产业里，最边角料的一种回收。
全球化经济的体制下，各个国家都把自己不愿再花成本去处理的废旧塑料，以集装箱的形式，通过极低的价格，倾销到中国。
注意，这里我国是以极低的价格进口的这些“洋垃圾”，如果没有买卖这层“国际贸易”的关系，那么将是“垃圾倾倒”行为。
这些已经无法通过机器分拣的塑料废物，只能靠人工把最后的一点点可用纸张、塑料进行分拣，收集起来再利用。大型工厂将大块纸张、塑料垃圾分拣后的边角料，吐给一些小型的塑料回收作坊；这些小工厂，再把纸张、塑料、废物进行分拣，比如包装、胶带、快递单等等，其利用率极低，利润也十分有限。
如果说当今世界上，塑料垃圾回收利用率最高的、最有效的，那应该是中国。
“用纪录片特有的时间效应去呈现问题。”——王久良
记者：您从2011年3月开始接触这个项目了对吗？
王久良：从2011年一直到现在，对的。
记者：您拍摄纪录片，会有一个剧本大纲吗？
王久良：其实没有剧本，只有一个大纲，是具体拍摄内容的大纲。当你拿到一个课题，你会有预想到的，会大概拍摄什么内容。要先想好自己要拍摄什么，才能去拍。主要是列出一个大的方面，例如《塑料王国》里有关产业结构的，涉及的有关人员，以及外部环境表现，水流空气等等。
记者：在调查与拍摄的工作当中，会有重合吗？
王久良：我们的调研其实持续了一年时间，针对全中国范围内的废旧塑料回收，进行从全貌到细节的掌握。从北方到南方，我们跑了很多地方，期间也拍摄了很多素材，但都不是正式拍摄。
调研期间，我们拍摄的照片更多一些。你可以看到很多照片是2011年拍的，因为纪录片特有的时间效应，两年前和两年后，可能会有很大变化，这个变化很可能说明某些问题，如果你不能呈现这个变化，就不能去说明问题了。
记者：这次从调查到拍摄，您的工作团队有人数上的变化吗？
王久良：刚开始调研的时候，因为范围很广，人数挺多的，七八个人分成不同的小组，大家分别跑不同的线。后来到了实际拍摄，建组的时候，在拍摄现场开始是四个人，大概维持了四个月，后来因为当地的一些主管部门的管理，不得不解散了，就剩下了我和摄影师两个人，又持续了半年时间。
最后摄影师也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我自己协调起来也更加方便，所以过程是一个由多到少，一个精简的过程。也是因为拍摄条件，决定了你不能有太多人在那里工作。
记者：那从四个人的拍摄团队，到剩下您自己，哪个时间更长一些。
王久良：我一个人后期持续拍摄了两年的时间，从2012年到2013年，电影里现在看到的，很多都是我在这两年期间拍摄的。
“我们要找适合拍摄的人，而不是适合拍摄故事的人。”——王久良
记者：现在86分钟的纪录片，不是特别长，您肯定取舍了很多素材对吗？
王久良：对，首先长度上，我觉得八九十分钟，是一个标准的长度。关于内容的取舍当然是非常多了，导演在完成了剧本拍摄之后，后期剪辑师的介入，还是会产生很多变化，可能很多你喜欢的素材没有放进去，其实是很正常的。
记者：了解，那能谈谈当时是怎么选中影片中的这个小工作坊和两家人作为拍摄对象吗？
王久良：我们前期的关注点，主要还是产业的现状，产业的流程，以及对外部环境造成的影响。当我们看了很多，也知道了很多之后，我们下一个问题紧接着就是要解答“为什么”。
我们看到的仅仅是现象而已，那为什么，肯定需要人物的故事来承载，说白了就是挖掘人物内心的情感，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在做的。我们要找“适合拍摄”的人，但不是“适合拍摄故事”的人。这个很重要，因为找任何人都是很困难的，没有人愿意跟你合作的。
所以一开始，是我们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最先接触了这个家庭，也跟小女孩的关系比较亲近。而她的爸爸正好在这样的一个小型工厂里打工，工厂里还有老板，又在整个一个大的塑料产业园区里，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这也是在调查了一年多之后，才逐渐深入找到的。在刚开始调查的前两个月，也接触到一些人物，但是当时的任务主要是搞清产业的状况。
记者：在长期调查和拍摄期间，工作人员对现场环境有不适反应吗？
王久良：这个很正常，任何一个人，到了那个地方去，都会有（不适）。特别是在拍摄期间，这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首先，这是一个二三十年的产业积累，垃圾场、水源污染都很成规模，整条河都被边边角角的垃圾污染了。这是一个纵向的时间积累，加上横向的一个产业规模。其次，我们拍摄的这个塑料园区，当时正处于一个发展的高峰阶段。
所以到了那边，无论是视觉上、感官上，你会有强烈的感觉。道路两边满目都是废旧塑料，注意这里的塑料不是垃圾。然后，田野里的、马路边、河道里，都是被丢弃的塑料垃圾，那是真正的、被抛弃的垃圾。而最主要的，其实还是气味。
记者：除了生理的不适，在拍摄过程中，面对这样的现状，您和工作人员怎么去排解心理上的影响呢？
王久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最难受的是进车间，造粒之间的烟气，一般人进去五分钟都待不了。那种令人恶心的气味，会令人有想干呕的感觉。要知道这些塑料在燃烧的时候，不像纯粹的PVC材料，它会有垃圾的臭味。
Ruby Chen（制片人）：是的，而且很多还是有毒的，对人体有不好的影响。虽然国外，包括国内的清华大学也在研究可以降解的塑料，但是应用起来还是很慢长的一个过程。尤其是生物中的提炼，（因为）成本非常高，（所以）接受度就低。其实国内外都有技术解决方案，但是人都会力之所趋，选择低成本的方式。
另外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主义的一员，我们能否让自己去意识到，每天购买的塑料商品，未来都会变成影片中，那些人的分拣对象。我们的日常消费，也会给我们的环境带来影响，对我们素未平生的人带来负担。
所以导演拍摄这个片子，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看到这个问题，我们才会想到自己。影片中的小女孩儿，就像我们邻居家的孩子一样，你会感同身受的去同情她、关心她。导演在其他影展上也回答过，如果他自己都不能在那样的车间环境里跟工人一起工作、生活，他又怎么去拍摄他们呢？
王久良：其实拍摄过程中，我们也没有采取戴口罩之类防护措施，因为那样你是对环境和产业的一种拒绝，对人的一种拒绝。
“我一次只做一个项目，全身心的投入到里面去。”——王久良
记者：您从《垃圾围城》到《塑料王国》再到下一个项目，中间您会休息调整一段时间么？
王久良：好像没怎么休息，因为很多项目中间都是重合的。这个快结束的时候，下一个已经开始了，一直都是这样的。《塑料王国》开始的时候，《垃圾围城》在做后续的推广；到了《塑料王国》在后期剪辑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新项目的案头调研了。
Ruby Chen：拍纪录片，每一部我们都会用很长的时间，像我们支持的这些纪录片创作者，他们和电影台的专题片创作不同。
王久良：是的，其实我跟其他导演还有一个不同，有些人同时可以关注很多项目，并行拍摄。对我自己来讲，我一次只做一个项目，全身心的投入到里面去。这个项目还没到快结束的时候，我不会进入下一个项目。
记者：在过程中，会很多枯燥重复的拍摄工作对吗？
王久良：重复是必要，也是必须的。你不能说，别人的生活在重复，你就不去拍摄了。除了拍摄技巧，也需要沟通技巧。你要知道，虽然在重复拍摄，但是每次都有特别之处，这时候，就要考验你的观察能力，这次的劳动和上一次的有什么不同？ 那么这些微小的差别，你能不能捕捉到，都是很重要的。
“纪实摄影最大的忌讳就是造假，一点点都不行。”—王久良
记者：影片中，很多孩子们拿着洋垃圾，做简报、做玩具、做“计算机”，这些镜头记录的，都是真实发生的对么？
王久良：当然了，很多人说纪录片导演——“导演”这个称谓，值得商榷。我们所谓的导演，其实主要是在后期剪辑阶段。我们去考虑这个故事要怎么去讲，这里面可能有些艺术加工的成分在。
但是前期拍摄期间，我是一个纪实图片摄影师出身，纪实摄影最大的忌讳就是造假，一点点都不行。这个经验会直接影响我对纪录片的拍摄，我从不会安排人，比如：从这里走到那里，我来拍你。或者你去做什么，我来拍摄。这个太恶心了，一部片子，那些镜头是导出来，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包括有经验的观众，也是可以看出来的，一看就是假的。但是纪录片又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赵亮的《悲兮魔兽》，有很多艺术形式的包裹，但是依然不影响他的真实性。
记者：您在拍摄过程中，会遇到生活，以及拍摄成本的控制问题吗？
Ruby Chen：这里其实我要说，想挣钱的人，肯定不会在这里，做这样的事情。
王久良：我个人生活原则很简单，得过且过。拍摄纪录片，肯定会遇到成本问题，也是个人很难解决的。所以我在拍摄下一个项目前，肯定会去想需要多少成本，这个钱到哪里去找，会有一个考量的方向。
记者：您能给现在一些新人的纪录片创作者，一些建议，或者说经验吗？
王久良：很多人觉得现在拍片子没钱，钱不好找。其实，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问你自己，你要拍摄的片子，别人是否感兴趣？说白了是否有价值？你是不是能得到别人的认可，你得到了认可，你就有可能会得到被人的支持，所有的一切，还是要看你的项目。
记者：最后谈谈这次您与CNEX的合作吧。
王久良：我这次的项目，一开始是跟我同班同学的一个公司合作，他们投了有限的钱让我们去拍摄。但实际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困难。当拍摄时间被无限期延长的时候，成本被无限增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片子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心理要求，当不单单满足于看到的现象本身，想做一个传播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的纪录片时，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吃力。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找到Ruby所在的CNEX公司。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个是成本考虑，一个是脑力方面的支持——不单单是财力的部分，也是因为CNEX里有很多的专家。还有如果我的项目还能被CNEX看上，我很愿意跟他们一直合作下去。
本文采于：2017年1月24日 圣丹斯电影节-帕克城-犹他州-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