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之地——《雪山之家》导演克里斯提·普优访谈

电影作为一种工具使得我们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两次入选一种关注单元之后，《雪山之家》（Sieranevada，2016）标志着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提·普优（Cristi Puiu）实至名归地升级进入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他的第二部长片《无医可靠》（The Death of Mr. Lazarescu，2005）不声不响地赢得了一种关注单元大奖，其讲述了一位年老的讨厌的酒鬼最后一个漫漫长夜的过程。影片宣告了之后被称为罗马尼亚新浪潮的突破。他的下一部作品，2010年的《破晓时分》（Aurora），由他自己出演一个连环杀手。这个由里向外呈现的故事有着一个存在主义的转折，它确定了导演作为新浪潮运动的核心人物，而他最擅长的便是将令人信服的、严谨的真实电影风格（很多场景似乎是在即时发生）的现实主义质感，与一种显著的对哲学拷问的热衷相结合。后者远远超越了表面上的故事而充满对生命和死亡的沉思。

哲学上的拷问是普优所有作品里的重要元素，而《雪山之家》描绘了一个家庭在纪念逝去父亲的晚餐上的各种悲喜（更多的是黑色幽默）回旋，并几乎完全发生在一间布加勒斯特的公寓里。影片捕捉了那些交错的动作带来的碎片式的画面和声响，以及越发疲惫的主角们之间的冗长对话，不间断的拖延和出乎意料的题外话不断试探着他们的耐心。你可以想象《破晓时分》破败的公寓里的那场大师级的群戏，加上更多的人物和生动。影片从上一部的室内、内敛的方式发展到现在由角色和对话推动的表现力，并仍然成功地表现出主要人物外表下不可知晓的深度。（通过研究普优于2013年制作的《三次阐释练习》 Three Interpretation Exercises，我们可以揭露这种变化背后的关键因素。）

“就像是《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2001）里的戈多变成了肉馅卷心菜，”丹尼尔·卡斯曼（Daniel Kasman）这样犀利地形容《雪山之家》荒谬的设置，而我则提到乔丹·克朗克（Jordan Cronk）在 Cinema Scope 第67期里的精彩影评。《雪山之家》虽然没有在戛纳电影节赢得任何奖项，但它被很多人认为是今年参展片里的优秀作品，并明显代表着普优最紧凑的作品。它尝试简洁地给世界传递一个信息，并完整保持着它所有的悖论和荒谬。因此，他最近影片的那些令人咋舌的时长（《无医可靠》的153分钟，《破晓时分》的181分钟，以及现在《雪山之家》的173分钟），都是一种通过细节的累积来指向更深层含义、而不用隐喻来实现象征性作用的策略。这可能是为什么《雪山之家》，除开它的冗长、它针对其角色的自我瓦解的方式、还有它令人窒息的场景——两场在公寓外的戏也无法让人得到缓解，仍然提供了一个迟来的、令人不安的对外部世界的窥视（以及亲戚之间潜藏的内在矛盾）的原因。这种窥视呈现出一股极具娱乐性的暗黑力量，充满着左右这种家庭戏剧的社会和人性观察，并指向着更宽泛的议题。这种微观缩影是那些影响着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灾难的浓缩。在2016威尼斯电影节的这次采访之后，普优自然而然地将这个布加勒斯特公寓里的困惑和不幸与特朗普-希拉里竞选大战带来的噩梦般、世界末日般的感觉联系起来。这是典型的普优式的发散综合性思维，而正是这让采访他变得非常特别：你有一种能听到别人出声地思考的感觉。普优似乎从来不拘泥于预先准备好的答案，而是仔细地追随着自己的思绪，考量相互矛盾的想法，琢磨每一个方面，并在漫长的沉思中思索自己的经历带来的影响。一旦他开始谈论，就几乎没有必要用更多的问题催赶他，因为他勤勉的论断会不断联系问题的各个方面，不论是显然的还是潜藏的，就和他的电影通过各个层面的累积来扩展它的议题一样。

问：我明白这个有意拼错的名字Sieranevada带着一种嘲弄。它同时涉及到了两个类别——西部片和公路电影——两个你的影片显然都不属于的类型。

普优：那种与西部片的共鸣其实是我选择Sieranevada作为片名的原因之一，尽管这是后来的事情了。最开始我们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这样一个电影的名字，电影的故事是关于我们根据我们的思考所需要做出的调整，是关于一个家庭，一个更大的社区，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星球的故事。所以片名就得是一个地方，一个能引起某种共鸣的地方，它能与影片联系起来，以及与那种思想联系起来，就是我们人类为了感到舒适而构造那些让我们自己感到舒服而与现实生活、事实、真实事件毫无关系的故事。

而《雪山之家》里就有这些，尽管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找到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一部影片的观众或者一本书的读者都会把那些节点联系起来的。而显然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想象不出一件事是和其他任何事情没有关系的。但在第一个层面上，它还是可行的。因为当你去电影院看这个来自一个罗马尼亚人的叫做Sieranevada的家庭剧——至少那些影评人以前喜欢这么说——在某个时候起，你可能会问你自己：“为什么这个片子叫做Sieranevada？而不是，比如……”

问：纪念碑谷（Monument Valley）？

普优：对，所以观众会那样去想，特别是在看完之后的回忆阶段。这和你在书中读到的有关，因为有很多作者都在问询着这些问题，关于他们的身份或者他们的家庭的身份的问题。这其实是很常见的。但从书里读到它到意识到你活在自己的虚构之中，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你的大脑一开始不会接受这种想法。当你想到在教育时期——不一定是上学的时候，而更可能是青少年的时候——你感同身受的作者和书籍时，你会想到那些回忆，而尽管它们很美妙，你却不能将它们融入你的世界里。因为你认为它们是比喻式的，但它们并不是比喻。因为最终，有一个事实是：我们生活在自己的虚构里。当我们在自己的征途上找到伙伴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兴奋。如果你想象你的生活是从地点A到地点B，这就是你自己的征途，而这像是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审判》（The Trial）一样。

书里的故事是关于一个人面临法律的审判——而那其实是他自己的门。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比喻，但渐渐地我意识到这完全不是一个比喻。因为在你自己的征途上，你会不断遇到一些相处愉快的人，因为他们看见的风景和你看到的是一样的——所以你们因为有共同的参照物而相处愉快，然而这在生活里并不常见。但对于我们遇见的绝大多数人，我们其实没有真正的相遇，因为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是如此不同。所以一次深刻的邂逅并不太可能，最多也就是一次简单的相遇。也就是说我们在脑海里创造出的这个虚构世界阻碍了和其他人产生真正的联络。这可是不好的。但好消息是这种联络偶尔还是会发生。

而且我注意到——至少我现在非常确定了，但谁知道两年后我会怎么想呢——对于我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生来就是要与人相遇的。否则，这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想不出（除此之外）你为什么你还想活下去。好吧，当然还有吃饭，睡觉，做爱，喝酒，看电影，读书，度假，但这些是不够的。还有发明事物、发现事物——这种发现要刺激得多，就像在物理和数学界一样——但这仍然不够。让我真正感到困难的是和他人真正的邂逅。这可是两个宇宙，两个大脑，两种历史，两种迥异的历史，那种真正的共鸣怎么可能发生呢？

问：不过就算我们认定因为那些各种不同人们之间不会有直接的共鸣，有时候还是有一些交集的，不是吗？而这是一种很愉悦的经历，那种不断到来的时刻。既然你提到了虚构的生活这个话题，我想起了你对待电影风格的方式。你的影片看起来很像纪录片，尽管它们显然不是纪录片。这是一种很表面的相似。影片的呈现方式也许看起来很真实，但最后你的虚构故事其实是精心设计的，并总是显露出好几个哲学层面，几乎就像一个中国盒子（译者注：西方文化中的中国盒子是一个又一个盒子装在一起，打开了一个还有一个）一样。

比如说，这个无法和别人交流、并因此发明或者集中在各种不同的虚拟故事上的想法，它在《雪山之家》里呈现得非常强烈，特别是堂兄弟这个角色，他痴迷于阴谋论，一直谈论着9/11那些事情。尽管他身处家庭的中心，他却对他的亲戚毫无兴趣，最多有一点在意罢了。相反，他完全着迷于那些想法和理论，并且不断谈论着你完全无法证明的事情。他们是否是真实的其实完全不重要：那些是想象还是虚构的？不论怎样，它们似乎属于一些完全不同的事物，另一种生活，特别是当我们想到那些阴谋论的散布的时候。你可以将其形容为一种你可以置于你现实生活之上的虚拟生活。

普优：是的，但这就是问题所在：现实生活是很难真正触及到的。只要事情还在发展，你就是其中一个演员，无法退一步，将自己脱离出来，然后做出评估。我认为这是我们为什么发明了电影的原因之一：它作为一种工具使得我们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看电影的时候，你可以置身事外，评估银幕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无论你觉得这些正在发展的事件是抽象的还是超现实的——这些词本来就是很有争议的，但我们还是不要讨论那些了。

在我的影片里，大多数的角色都受自己的主张驱使，无论是关于政治还是和某种传统的关系，还有我们和亲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所以这些只是片面的见解和想法……很多其他事情是仅仅通过身体语言交流的，比如凝视和手势。在这方面绕来绕去就像是穿过一片各种阴谋论的田地。所以对于一个试着表现得有责任感的人来说可能成为了一个避难所，但也驱使了一种替罪羊机制。因为如果我们坚持这种形式的话，9/11的故事就非常的令人不安。我们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只能去接受一种或另一种故事的版本。但只要我们不去做太多的调查，我们的这种接受就只是和信任有关的。作为我们信任政府的结果，我们倾向于接受官方的结论。而如果我们不信任他们的话……

所以这其实就是关于信任的问题。就像你去看医生：你信任他因为他学习过医学。然而，也许他会杀死你的，或者也不会！我们和那些在我们生活中一段时间里处于权威地位的人有着一种很奇怪的关系。因为社会作为整体而言——我是说我们生活着的这个犹太基督教、盎格鲁撒克逊、希腊罗马社会——是这样运转的。没有了这些信心和信任的机制的话它就会崩塌的。不过，当我从内在审视这个我生活着并成长于的系统，我得说它基本上是一个反常的系统。那些有权势的人可以肆无忌惮地说谎。他们可是在说谎！但他们不会被轻易抓住的。如果我们将说谎定义为声明一些可以被证明是错误的事情，那么如今我们面临的处境就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论调有着主导地位，这也就破坏了这个定义。就算在政治论调里，如果你不停地谈论各种不同的事情来回避，那你也可以很快地找到出路。你总是可以编造一种不同的政治论调：这是今天的新闻，很笼统地说道。

不过，对我来说，一段很重要的经历发生于1990年。共产主义在1989年衰败之后，我和很多人待在布加勒斯特的大学广场上。我们当时在抗议所谓的新共产主义者：扬·伊利埃斯库（Ion Illescu，译者注，前罗马尼亚总统），那个尼古拉·齐奥塞斯库（Ceausescu）之后的总统，以及他的一些分析家和史学家。这些人参与了我们所谓的革命——或者说政变（coup d’état）的开端（要详细说这件事的话就要唠叨很久了）。一连很多天里我们在大学广场上抗议了政权。然后，回家之后，我们在电视上看见了不同的事情，这些都是受政府控制的：很多人，来自军队、警察和其他不同权利阶层的人，不断告诉我们那些在大学广场上吵闹的人是反对派收买的。用毒品，美元和蓝色牛仔裤！对这种分歧的认识对于我来说是残酷的。当然了，你可以说我只是巧合没有碰到那些得到毒品、美元和牛仔裤的人，但说真的……现在回头看，这整个事显得太荒唐了。想象如果你真的要这么做，你怎么去试图用这种方式收买那么多人？难道你在白天四处张望然后去到某个办公室，对一位女士说：“你想要这条牛仔裤吗？你已经喊了三个小时了，你理应得到这条牛仔裤。”这简直太荒谬了。

所以我们在广场上所经历的一切，和他们在电视上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这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件事太震惊了，它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力。而且很难相信当其他那样事情在罗马尼亚发生、以及纽约的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已经不是一个处男了。革命期间我在军队里待了一段时间，但我生了病，所以当一切开始的时候我还在医院待着。而当我回到战场的时候它都结束了。我作为一个士兵被驻扎在布加勒斯特，但我不能带枪，因为我被安排做特种服务，而且我在英格兰还有个伯母。我们特种服务中的一些人在煤矿里工作，其他一些在油田或者工地里工作。我被发配到布加勒斯特的工地上工作，我们当时在造人民之家和其他一些类似的东西。所以当一切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枪的，因为我们是工人。这只是一个细节——但对于我这个事件当中的演员来说这是很重要的，对其他一些人也一样。

另外，那时候也很容易去贿赂一些官员然后拿到一个你是革命英雄的证明！所以你可以想象人们有多困惑。甚至那些发放文件的人都很困惑。当时的世界在各种极不相同的准则下发展着——考虑到法律和其他一切东西——但即使现在，我们也很难找到正确的道路。我认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时间。反之，当其他不同的理论被提出的时候，你又会很快被它们吸引。很多时候它们都只是暂时的出路。在一些情况下，你甚至会认为它们给你的问题提出了永恒的解决办法。如果你没有完成你设想的事情，或者你想要做的事情，似乎有一种一些神秘的机制阻碍你成功的感觉。所以不管这些解释是否是真的，你仍然常常相信它们，因为这是很得人心的：在你的脑中你是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的人，充满天赋，所以肯定会有一些暗黑势力在作祟。另外，我认为要还原像9/11那样无限大的拼图并探个究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有太多的信息需要考虑进去。所以你得给你的拼图加上很多很多的板块，而同时还有很多其他信息你永远也无法得到——你只能假定事情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的。这和罗马尼亚革命一样，而最令人震惊的是你的家庭也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要还原——去解释——你家庭的故事，你同样需要很多的元素。我试着那样去做，这太难了，因为我的伯母伯父们对某些事件非常怀疑。他们会讲些故事让他们看起来更光彩……

问：你是说就像《雪山之家》里面维护齐奥塞斯库之前的共产主义政权的那位伯母？

普优：这可是真事！它在纪念我父亲的时候发生的，也就是紧接着他的葬礼。有一个我母亲的同事，外表非常强势：一个高大的女人，1米85，她的身材和头发很像斯大林时期一位很有名的女共产主义者，安娜·保克（Anna Pauker）。我的兄妹和我当时一直很喜爱她。她还给我们带了巧克力还有一些东西。但她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且很穷，因为她从不贪图任何便宜。所以她还是对那些理念执迷不悟，这让人很难和她争辩，甚至是讨论这个话题。她一直最喜欢我，而在纪念仪式上，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我往那个方向说了几句，场面马上就尴尬了，这太奇怪了！因此这件事是《雪山之家》那场戏的灵感。

所以，关键所在就是人们会讲一些故事让自己更光彩。他们没有准备好——也永远不会——谈论自己的失败。要讲我作为一个懦夫的生活，是很难开始并完成的。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失败，每个人都犯错，但很快我们就会发现撒谎会把这些都隐藏起来。影片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来自这一点。我看了很多关于9/11阴谋的电影。有些人说是内贼干的，所以我开始考虑这个，对自己说：“如果这是内部人干的，那我怎么能明白它发生的方式呢？”也就是说，要真正理解那一系列事件，“客观地”观察它如何运作——而不是想象一些方式使得这个理论说得通。而这太悲哀了，因为要探究、明白这个理论为什么是可能的，你需要接受一些很难接受的事情——你的政府干了这件事。但让我们假设这是真的，就像做数学题那样。那么这就变得更加悲哀和荒唐。因为对我来说这个假设在我的生命和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有很强烈的存在感。

当他们说9/11是内部人干的，他们那样做是为什么得到伊拉克的石油，这揭露了一个策略——就像在国际象棋里你为了赢而放弃皇后一样。在这个情况下，总统做着决定，就像一个家庭的父亲一样。就像我的父亲当时也不过问我们的想法而直接做出他的决定。我不知道其他家庭是怎么构建的，但在我们家决策就是这样做出的。你从来不会跟你的儿女商量。你帮他们以及你的妻子做决定。在我们的传统里，父亲是一家之主，所以他是做决定的人。所以在研究9/11是内部作案这个设想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特别是那些我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做出的决定。这当然就是生活中的常态。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就是你自己懂得更多，而其他人什么也不懂，或者懂的很少——同时，要解释所有的事情也是很困难的。

另外，在拍摄现场也和这个差不多。你很难去解释所有你想要呈现的机理和你的意图。很多时候你无法解释这些事情，因为对你的意图的翻译变得非常愚蠢，这样你变得非常直白。当你对演员说，“我想你这样做！”，通常他们会着重表现你指出的某件事。但你不想要这种强调，所以你得找到另一种方式，来得到你期待的东西，并且显得真诚而不是在操纵他们。这是很难的，但很多时候你都陷入这种局面：作为一个父亲，一个电影导演，或者交响乐队的指挥。任何时候你面对一群人，这种情况就会出现。在军队也是一样！如果你是一位上将，你不可能跟每个士兵单独讲你的计划是什么。他们得服从你的计划。而就算这样还是有一个残留的问题：你的计划到底好不好。因为这是归根结底的问题：它们可能处于原力的光明面或者黑暗面。而你到底是不是绝地武士呢？

| 作者：克里斯托弗·胡贝尔（Christoph Huber）
| 翻译：潜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