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让我担心的是新的一波庸俗电影的浪潮，它正在生产隐蔽但不那么微妙的民粹主义的、反动的作品，再涂上主流制作的糖衣。”
2000年10月22日，我搬到美国，在纽约市当IT顾问。这正是那次不光彩的总统选举的前几天——那时乔治·布什在普选中落败，却在保守的最高法院不无争议地停止了佛罗里达选票的重新点算后，最终“击败”了阿尔·戈尔。然后，严寒的冬天来了。这让我想不通：我为什么离开了西班牙？本来我从1994年以后一直在那里愉快地生活。几个月后，两架飞机撞上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我的客户，一家名叫eSpeed的公司，就在世贸中心的一个塔中办公。随着客户不复存在，很快我失去了我的工作——真的很快，就在2001年9月19日。我成为了一个“9/11的受害者”，纽约州补偿了我18个月的全薪。我用这笔钱支付了新学院的媒体研究硕士的学费。最后美国再次开始了战争，这次是在阿富汗。因此，在美国生活一年后，我以为我已经见过了一切的黑暗。但是天哪，我错了。将近15年以后，我又不得不见证选举一个腐败的虐待狂、房地产大亨和电视人物成为下一任总统。
不过，与布什选举那次不同，唐纳德·特朗普的胜利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实际上，我以为他会以更大优势取得胜利。在奥巴马执政的过去八年中，我一直密切关注美国右翼草根运动的萌芽和扩散。我住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南部——由于我无法控制的原因，在那么多地方中我偏偏就住在这里——所以我有机会接触到美国完全不同的一面，和纽约的自由主义精英环境相距甚远。南部有时几乎使人觉得像是身处另一时代（比如，1861-1865年的美利坚联邦国国旗无所不在），这里的人们通过武装协会自力更生。这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那时我的一位保姆从一个意大利武装革命左派团体“红色旅”来，我也被他们的强烈的政治信念所吸引。我曾和美国南部的民兵组织一起拍了一部电影，名为《美国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2015），花了足够的时间与他们一起了解一些在这里非常相关的东西。因此，我可以带有一定自信地说，这些运动的激增并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一股暂时的潮流。事实上，他们的关键原则——仇外心理、同性恋恐惧症、恋物癖、对家庭价值观和英雄主义的不懈的自豪感，以及对强大的中央政府的恐惧——深深镌刻在美国保守派的集体无意识中。在过去的十年里，我生活在德克萨斯州，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中西部地区和美国南部的人都非常愤怒。
这些地区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口拥有大学学位，但人们声称知道他们的历史。2013年到2014年在德克萨斯州东部和路易斯安那州北部拍摄《美国的另一面》期间，我跟踪采访的一些反政府民兵组织成员向我解释说，他们对联邦政府的不信任和对地方领土主权的坚定要求直接来自《独立宣言》。这些民兵成员有意识地复述这份美国政治的创始文件，告诉我“他们的公民权利来自上帝，而不是来自政府”，以及“公民有权自治”和“在必要的情况下开始革命”。我听到这些说法时并不惊讶。毕竟，《独立宣言》只不过是一个由一群富有的朋友们所写的战争宣言，他们有一个兄弟会式的共同名字（“创始之父”）。然而，这样的答案揭示了一个事实，即美国保守派在今天感受到的来自联邦政府的威胁就如同两百多年前美国革命派感受到的一样强烈，那时他们的敌人还是英国。
南部人们要的不是革命，是权力下放。他们认为一个更强大的地方政府能让他们过得更好，而不是一个（据说）侵扰性的中央政府。产生这种错误信念的部分原因是，长期以来美国人的政治知识水平比较低。（我的文盲祖父都比里根更了解冷战。）在现实中，事情是完全相反的：历史上，无论何时何地，当地方政府无法有效地制定政策时，人们失去的反而是对联邦政府的信任。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奥巴马医改法案的失灵，这一改革的实施激怒了超过一半的美国人。曾经看过《美国的另一面》的人可能会记得一个场景，一个戴着奥巴马面具的女人用一个明显的“奥巴马口头医疗”取悦一个男人。尽管这一场景充满了讽刺的嘲弄，但它有更严肃的涵义。这些人拒绝直接的联邦干预政策，不管政策是否有利于他们——事实上，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取消了已经患了某病的人不能再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这一条件，而这其实对每个美国人都好。
同样，共和党州的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种肮脏的政治阻挠手段，使得平价医疗法案不可避免的垮台：即拒绝为新法律提供资金。医生们因此开始选择退出奥巴马医疗改革计划。（我住在德克萨斯州，这正是领导了反对平价医疗法案行动的州，因此很少医生愿意接受我的保险计划。）于是，新的医疗法的失败自下而上开始，其实是由地方政府和反动的草根运动导致的。然而，奥巴马总统和中央政府却成为批评的对象——同时，由于自2014年以来共和党控制着国会，奥巴马又一直无法改善医疗法。
但是，保守的南部和中西部美国人的愤怒不能、也绝不能仅仅被视为集体政治盲目的一个例子。这是进步的精英们多年以来反复犯的错误：疏远群众。美国人对华盛顿的不满以及右翼极端主义的兴起，还有其他更可能的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与经济有关。美国已经以极快的速度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经济。在短短的25年里，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等产业——是的，即使在德克萨斯州，后者也是支柱产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以及零售业呈指数级增长，而能源、汽车和其他商品生产行业则大幅下滑。2007年，制造业利润创下了前所未有的低位，数以百万计的蓝领工人失去了工作。从那时起，这些工人中的大多数并没有机会重塑自己、重新融入就业市场，特别是在目前功能失调、资金不足的美国公共教育和专业培训体系之下。
人们受够了这些。在历史上，每当美国的工人阶级厌倦时，他们就把选票投给共和党。对不熟悉美国政治的人来说，这听上去可能与本能的推断相反——毕竟，是共和党政府将国家拖入经济自由主义的浑水中，不顾一切地削减对富人的税收、削弱福利制度。但在1960年代后期的战争期间，尼克松创造了“沉默的大多数”这一术语，指的被不友好的联邦政府利用的、辛勤工作的公民，尽管工人阶级是军队招兵的“池子”。尼克松一下子授予了美国的蓝领阶级受害者和英雄的双重地位。用这个简单的词，他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今天，以茶党和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人广泛和有效地采纳了尼克松的修辞手法，还增加了一个新的经济保护主义的承诺，誓言为了美国工人的利益，重新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威胁要将它完全撤回。在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保守主义运动开始了对奥巴马政府的攻击，尽管他们自己是自由市场正统思想的信徒，而正是这种思想导致了危机。这些攻击是有效的，民主党在2014年的选举中失去了参议院多数的地位。在刚过去的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呼吁工人阶级团结和追随他的领导，反对将经济推向崩溃边缘的制度。在困难时期，右翼的煽动总是会获得支持。
但除了谴责就业机会的缺乏外，我的蓝领朋友还对我说：“有太多人愿意廉价工作。”啊，这是南部红色州的人们暴怒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墨西哥人。“他们把衣服挂在窗外；他们做那些白人认为不酷、不愿意自己做的工作。我不管这话会不会挑起种族战争，会不会让种族偏见者全都跳出来、让每个棕色皮肤的野蛮人在街上被打——在这个国家你就得说英语，要不你就滚出去。”这些是我想象中，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第187号提案获得通过时，加州州长皮特·威尔逊（Pete Wilson）可能说过的话。这一幕已经由墨西哥裔硬核乐队“Brujería”在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Raza Odiada（Pito Wilson）》中演唱了出来。（这首歌开头就想象了威尔逊在他的胜利演讲过程中被墨西哥人刺杀的场景。）
威尔逊是一个可恶的低等人类，但他不是一个完全的疯子。那时加州在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中挣扎，而他精明地表达了人民的不安，并且是在共和党官员的全力支持下这样做的。187号提案旨在禁止非法移民使用一系列广泛的公共和社会服务，并以惊人的58％的支持投票获得了通过（幸运的是，后来一位联邦法官对加州政府颁布了禁令，阻止了这一提案的实施）。而有趣的是，这一提案精神的标准继承人是纽特·金格里奇（Newt Gingrich），他即将成为众议院议长，现在特朗普正在考虑让他和一些其他的糟糕家伙担任许多内阁职位。在我看来，特朗普代表着皮特·威尔逊的第二次来临——这次带有复仇的任务。他受到的大量的选举支持是一个迹象，显示在过去二十年中美国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基本上，美国仍然是一个经济上分裂、病理上焦虑、本质上种族主义的国家，被关于犯罪率（非白人比白人更容易犯罪这一永久的谎言）和国家安全威胁的谬误信息，以及重要而永恒的对失去个人自由的恐惧所洗脑。在这个国家中，包容被更多地解释为忍耐，而不是正义。有时我还是想不通我到底为什么离开了欧洲——虽然我的祖国选择了贝卢斯科尼，不得不忍受右翼政权20年，而西班牙的现任总理马里亚诺·拉霍伊则是考迪罗（军阀独裁者）转世。
但是确实，在南部，仍然有人每天给我惊喜，有人让我深深热爱。比如蒂姆，我的电影《心跳停止》（Stop the Pounding Heart，2013）中的一个在德克萨斯养山羊的家族的族长，对我说，他将在人生中第一次投票给民主党，以免一位像特朗普那样有偏见的、不道德的、不公正的总统上台。或者琳达，同一电影中的一位年轻的公牛骑手的母亲，她希望威利·尼尔森（Willie Nelson，美国乡村摇滚音乐运动的领导者）成为下一任总统。美国南部给了我很多东西。不管是好还是坏，这里都是我的家。
作为一个电影制作人，我不能不思索电影对这整个政治混乱状态作出何种反应。渗透在当代电影世界中的政治冷漠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对此我不作评论。但是真正让我担心的是新的一波庸俗电影的浪潮，它正在生产隐蔽但不那么微妙的民粹主义的、反动的作品，再涂上主流制作的糖衣。这一电影趋势有一些例子——即使在文艺片世界里——但我是一个活跃的电影制作人，不能在这个产业中树立太多的敌人，因此，我只提一个例证：丹尼斯·维伦纽夫（Denis Villeneuve）的《边境杀手》（Sicario，2015）。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只是又一部关于美国领导墨西哥缉毒警进行肮脏战争的电影。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但也没有明显的输家；其中的英雄（当然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过于道德正直，甚至根本想不到在华雷斯城正在发生什么；反派则是一个哥伦比亚人，像凤凰一样从自己黑暗的过去的灰烬中涅槃，开始一轮新的生命。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古老而无聊的故事，但它足够成功，其续集《边境战士》（Soldado）已经在制作中，将于2017年上映。续集由意大利导演斯蒂法诺·索利马（Stefano Sollima）执导——这位导演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从有组织犯罪这一套路中大把赚钱。
然而，我发现最令人不安的是电影展示的墨西哥的形象。华雷斯城被描绘成一个内战的城市，整个白天，炸弹爆炸声和枪声响个不停，无数被斩首了的尸体装饰着城市街道：一个连联邦调查局、中情局和军队都害怕去的地方。在观看电影时，我记得我怀疑丹尼斯·维伦纽夫和他的合作者是否将华雷斯城误作了费卢杰，把墨西哥误作了伊拉克（尽管我必须说，许多墨西哥电影人对移民问题和自己国家的极端暴力这些“卖点”也非常热衷，这在道德上更应受谴责）。特朗普使用类似的概括和刻板印象的策略，宣称城市犯罪已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并将芝加哥市的暴力状况比喻为一个饱受战争的国家。（事实正相反，暴力犯罪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稳步下降，并在2014年达到数十年中的最低点。）
关于《边境杀手》这部电影试图表达的内容：我的一些同事就住在华雷斯城，那里现在比美国的许多城市都安全，包括新奥尔良，我现在正在工作的地方。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享受着非常正常的生活，并没有长期处于危险中。危险的其实是这种粗鲁的反墨西哥、亲美的宣传。考虑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美国掀起了野蛮的反对移民的运动，制作这样反动的电影的人不是一个粗心大意的纯艺人就是一个无情的法西斯主义者。当然，我不了解丹尼斯·维伦纽夫，只知道他是一个加拿大人。他应该在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人民中受到关于道德和政治罪行的审判，这对那些不具名的墨西哥电影人来说也是一样的。但我想对他的美国编剧和制片人说：“你们真可耻。你们只配得到唐纳德·特朗普。”
｜翻译：杨琼
版权合作©️Cinema Scope #6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