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tterdam, 28/01/2017. IFFR2017,Cinerama, Premiere of the movie Children are not afraid of dead, children are afraid of ghosts. With director Rong Guang Rong .. © Joke Schut Photography.
荣光荣
中国独立电影作者，一手写诗与散文，一手拍摄影像，对记录下生活中所有触动其内心的事物有着强烈的欲望与执着，视文学和电影为毕生追寻的梦想。是个跨领域的实践主义者，作品横跨摄影、录像、电影、空间改造，于北京创办独立艺文空间杂家LAB，持续以艺术形式参与社会。首部纪录长片《孩子不惧怕死亡，但是害怕魔鬼》获得 2017 鹿特丹影展NETPAC奖。
荣光荣的首部纪录长片作品《孩子不惧怕死亡，但是害怕魔鬼》，从骇人听闻的农村孩子集体自杀事件展开，荣光荣在震惊之余，前往村庄探询事件的经过，并将他所遭逢的一切，一一化为对冷酷现实的叩问。这并非单一的个案，而是在中国高速发展之下的结构性现象。
本片获得2017年鹿特丹影展NETPAC奖，评审在其得奖理由中提到：导演对中国社会现况的关怀，以强而有力的情感渲染力道，真挚地在其作品中呈现，使这部极为个人化的作品得以映照出更广大的社会图像。并巧妙运用不同方式，试图描述令人绝望的过去，但同时怀抱着希望迎向未来。
见过导演荣光荣的人，一定会对他活泼、充满童趣的外型印象深刻，两个发髻扎成小球，高高梳起，就像哪吒一样；初次见面便亲切地说“叫我阿荣就好”，是个热情、充满创作动力的人，与其说是驱使他持续创作的动力，倒不如说他有着透过影像与文字来梳理自己、表述自己的强烈欲望，这让他能够源源不断地产出影像，长期持续以影像记录自己的生活。
以下为本次在鹿特丹影展颁奖典礼过后，对导演荣光荣做的采访。
迷影：想先请阿荣聊聊这部影片拍摄的初始，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与关怀下，展开这个拍摄计划？
荣：大概十二、三年前，我有了一台自己的录影机器 SONY T，当时还没钱，机器是捡来的，这是有摄像功能的数码相机，有了这台机器后，我就开始拍我自己，我当时想着“终于可以不用写日记了，把所有事情拍下来就好，可以偷懒”，因此养成了拍摄习惯，持续拍东西，梦想着成为电影导演，我很早就意识到这梦想会破灭，但我一直没有放弃拍摄，每天都不断地拍着。其实当初开始接触这题材时，我没有想到去实地走访村子的行为能够最后变成一部影片，这是基于我的拍摄习惯而开始的作品。
之所以会前去了解影片中提到的“四个小孩自杀事件”，与我的童年有密切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不会把自己视作一位父亲——虽然我有三个孩子，但自从我的孩子出生后，再加上我的童年回忆，我觉得我更能够理解孩子，与孩子们站在同一阵线，跟他们一样无理、跟他们一样的不听话、跟他们一样的野蛮、跟他们一样的愤怒，孩子是会直接表现情绪，成人则是会控制、伪装自己，我对成人的世界感到绝望。
在听闻孩子自杀的消息时，我几乎难以理解，到底为什么孩子们会自杀？我不相信！我知道一定有原因让他们自杀，而不是主流媒体说的那样是因为精神状况、家庭暴力等，因为他们这样子生活已经好几年了，那些理由其实都不足以说服我，于是便想亲自去看看。
影片中看到的那些手机讯息，都是真实的，但这些是回来之后决定要做这影片，回过头来思考该如何跟观众阐述这经过时补拍的，我想也许这些短讯可以成为当时的证据，或与观众沟通的语言方式。但一开始起念要去村子，完全是因为心里太难受，像是被戳了一刀，有种恶心感。我是一个胆子特别大、学过武术、总是打架的人，但这件事情让我相当不舒服。影片中有好几个画面都出现癞蛤蟆，这是我从小最害怕的动物，我看到癞蛤蟆会浑身不舒服，它在影片中作为某种恐惧的象征。
其中有一个镜头，是我回到自己的村子，在夜里剪片子，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只癞蛤蟆爬过垃圾堆，那种心里不舒服的感觉我把它拍了下来。经过那趟前往村子的旅程后，我就像是病了一样，过不了这个结，整个人的状态特别黑。你如果搜寻新闻就可以看到，在毕节市有五个男孩死在垃圾桶里，有十几个女孩，她们都是留守儿童，在学校被性侵好几年；好几个孩子一起死于车祸。以上这些案子的事发地点我都去了，只是没有表现在这部影片里，而是另外单独写了一本中篇小说，将我的经历全写了下来。
至于这部影片能完成，吴文光导演其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鼓励我，我们和另外两位导演章梦奇、刘小雷一同住在同个村子，他们对我帮助很大，陪我度过这段内心的焦虑。
第一个剪接出来的版本《胆小鬼去毕节》约有 200 分钟，我所有的痛苦、焦虑都通通在里边，走访村子过后，我很自责，我觉得我是一个胆小鬼，我从来都是胆子很大的，但是这一次的经历让我深刻感觉到自己真的什么也没办法，我害怕，怕死、怕被抓起来、怕被消失，在面对强大的“他们”时，就会感到自己的无力。目前看到的作品是我去年投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之后修改的完整版，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改动，主要是旁白、声音的后制等，当初在中国国内做了几场放映，朋友就建议我不要被纪录片的形式给局限住，可以尝试加入配乐。
这部影片完成之后，我的这种无力感好了许多，可能这部影片对我来说是种“治疗”，让我能够去面对这些东西，让自己从过程中去厘清、整理自己的情绪。
你被伤害了想要报仇，但不知道该如何报这个仇。
迷影：这是一个很骇人听闻的经历与事件，但很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影片中阿荣你却反以童趣的方式，以玩偶拍摄的动画来阐述事情的经过，作为一种隐喻与象征，可否请阿荣聊聊这部分的安排与思考。
荣：类似这样的表现手法在我以前的短片里用过，但这次的经验真的让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不仅是素材的部分，在情绪上也难以面对，就像你被伤害了想要报仇，但不知道该如何报这个仇。
我在剪辑影片时，我家的大女儿坐在旁边，因为我一边工作一边也要顾孩子，她有很多绒毛玩偶，她跟她的玩偶们玩“大灰狼来了”的游戏，我在一旁看到了，她当下玩玩偶的情绪也触及了我，我感觉“就是这个了”。
于是我跟女儿一起去了玩具城，让她帮助我选择代表坏人身份的玩具，回家以后，我儿子和女儿一起帮我改造玩具，尤其是鳄鱼人这个角色，鳄鱼玩具一般都太长了没办法拍，所以我们把鳄鱼的头剪下来，装在一个熊的身上，就变成了鳄鱼人。
这个过程是我跟孩子一起完成的，他们配音，我们在现场拍，影片中看到的手就是孩子在操作这些玩具，因为我的手是成人的手，透过他们的小手来呈现会更好；包括片尾的那首歌，是我大女儿唱的，孩子时常在家里唱歌，这首歌之前没有加，但后来想想我是要告诉别人一个完全悲观、死黑的故事，还是告诉大家不要放弃。我想可能不要放弃更重要，所以加了这首歌。这段动画做完之后，很解气啊！让我有种舒服感。
我第一个剪辑版本没有这段动画，我一有这想法后，就开始拍我女儿平常玩的游戏，拍完之后我就把素材整理出来，然后请吴文光、章梦奇、刘晓雷等人来看，我说我要用这种方式来重现现场，问他们觉得怎么样，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对我来说，创作过程中彼此的互相帮助很重要。
他们看过后觉得很不错，我就开始拍了，我是行动主义者，灯光、脚本、拍摄都是我自己来，女儿也帮我一起构想故事脚本。
迷影：你是怎么跟女儿描述这段经过的？
荣：对我来说这件事情不只是我个人，而是我们家的事，大女儿今年九岁，也够大了，她足以面对这件事，我没有跟她说得那么直接，没有提孩子自杀的事，只提到了爸爸在外头遇到了坏人，他们对爸爸特别不好，我们一起来把它拍成动画片。她说好！于是我就跟她一起聊了这个故事。
能做这件事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因为我们家孩子在睡前一向有个游戏的惯例，也就是影片里头两兄弟在玩的游戏——角色扮演。
我习惯性地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能力，一个故事有个开头，然后我们一起去发展这个故事，谁扮演哪个角色，孩子们准备好道具和衣服，然后就开始表演。可能持续这种练习，对他们来说可以比较轻松地面对这件事，也帮助我能比较容易跟孩子沟通，孩子们跟我比较亲近。
我会一直在某种我虚幻的童年，和现在的我之间摆荡。
迷影：影片里的叙事角度相当有趣，阿荣你的身影出现在影片中，你是成人阿荣，但你同时又是孩子，尝试以孩子的口吻和视角来看这事件经过。想请阿荣聊聊这双重角色的安排。
荣：我是一个对自己的行为有许多自我批评的人，我是一个人，自然有人性的恶在身上，我又很理想主义，对人性抱持希望，希望在生活在家庭有更好的样貌，但我做得不够好，很多地方我没做到，所以会对自己不满意；而我的童年是被放弃的，在一种被压迫的生活环境里成长，其实我总想着要是能不长大多好，但是你已经长大了，回不去了，那怎么办？所以我会一直在某种我虚幻的童年，和现在的我之间摆荡。
去村子里拜访那些孩子时，我知道我与他们相处让他们感到很开心，但我隔天就得走了，他们肯定也知道这些，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一直跟随着我，我自己没法去解决，没法给出结果，但我觉得也不应该回避，因为我作为一位纪录片作者，我是使用真实材料去创作。我到现在也还没想明白，也不确定有什么方法解决，但至少别装单纯，必须去面对它。
影片中两位男孩跟我在玩角色扮演时，选择“装死”的戏码，他们没有成人这样的语言组织能力来说出自己的想法，在那一刻，我也不能够占据他们的话语权，所以我尽可能让自己站在孩子的角度说话，表现出他们对大人的看法。
迷影：当初是如何找上影片中的两兄弟？影片拍摄过程是如何进行？
荣：我们在村子里被警察驱逐出去时，这两兄弟的父亲就在旁边看着，他也是现场那群没有反应的大人们之一，但是他跟着我们。
警察离开我们后，他就过来跟我们说“跟我走，去我家吧”。其他人也希望释出善意，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不敢，包括这父亲他也不敢，只是他家不在同个村子，是在旁边的村子。到他家后，他就准备饭给我们吃，他知道我们是谁，为了什么而来，我们都心照不宣，也不过多谈论，他就让我们留在家里，他忙他的工作，我们跟两兄弟相处。刚到他家时，两兄弟很拘谨，我是特别感到不好意思，因为他爸爸把两兄弟的床给了我们，他们两人睡在影片中的木板床，那其实是客厅的沙发，打开变成床。
从影片中洗碗那幕，开始有一些新的东西冒出来。两兄弟早上带我们出门，我们一切的拍摄就顺着走。在毕节待了四天，只在两兄弟家住了一晚，也不好待太久，因为那地方很偏僻，只要有会说普通话的人进去其实都相当招摇的，会招人问，我们的身份很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白天黑夜都在开车赶路，在车上睡了两晚，毕节市区住了一晚。我后来受不了了，一开始进村又遇到警察的事情，我和另一位朋友心理压力都很大，这东西最可怕的就是会自我恐惧，你会一直怀疑有人跟踪你、要找你麻烦、会不会在哪里被劫，各种可怕的事情是预料不到的。所以后来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四天后就离开了。
其实一开始是我在拍摄我自己，记录自己的遭遇，后来两兄弟发现了机器，就好奇把机器拿了过去。我自己和孩子的相处习惯是，不怕他们拿机器，我家孩子从两三岁时开始，就让他们自己拿相机拍照片，只要把带子套在手上，相机不摔就没问题。影片中有一半的照片都是当地孩子拍的，我只是把相机交给他们，他们想拍什么就拍。基本上都是顺着走，遇到什么就拍什么，没有特别计划，很即兴的。
我要告诉大家，虽然很绝望，但请不要放弃。
迷影：结束了这趟村子之行以后，又经过了什么样的思考，才下定决心把这些经历与素材以影像作品的方式呈现？
荣：离开贵州毕节以后，我在贵阳待了三天，跟另一位纪录片导演沈洁碰面，我那几天住在他家，他家在一座坟场里，周边住了许多从毕节地区来城市打工的人以及孩子，沈洁就拍这些在坟场玩耍的孩子们，在坟边烧土豆、拿着刀割自己，都是未成年的孩子。
我在那边看到这景象，更加绝望，在农村你可以说因为爸妈都出去打工了，所以孩子没人管，但这里是都市，孩子跟着爸妈在那儿了，可还是一样没人管。那景象很矛盾，周围尽是所谓的“文明”，但孩子们还是像在村子里那样自顾自地活着。
我对成人的世界已经绝望了，菁英或知识分子那套改造社会的论述，在我来看都是没戏的，但我从来不放弃，尤其不放弃与孩子有关的事情。我在沈洁那边的三天，就是每天喝酒、讨论，我们讨论这世界、讨论人生存的状态、讨论族群，讨论那些看来很宏大的问题，算是一种发泄吧，在这过程中，我想着我作为一个个体，和所有的个体是一样的，我没有那种“我是一位电影作者”的优越感，我其实是个流浪汉、初中没毕业，完全没有学历的人，我和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村青少年是一样的。
我那时候就在想，如果我能做个影片，作为一个导演我至少有话语权，我所经历的他们也可能经历，如果这影片能让一般人看到，试图让大家看到我们身为一位普通人可以做什么。
在这样的思考下，这部影片对我而言是种治疗，对他人来说，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话题，因为我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人，我是一个普通人，也许我做的其他人也可以做，也许我愤怒的，其他人也会愤怒，就试试看，让更多人看到，因为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到现场去，各种时间、空间、各种原因的限制，可能不是钱的问题，我很愿意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别人，它也许会有意义。于是就开始做这部影片。
做完这影片以后，其实也没觉得能改变自己——但可能现在又不一样了，这影片去了国外的影展，还得了奖，可能把我推进了，让我能做一些事情，这是一开始没想到的。在鹿特丹影展的映后QA时，有观众问我，你这影片拍完后，解决了什么问题了吗？我说，对不起我要回答你，什么屁问题都没能解决，什么都没法做。但我要告诉大家，虽然很绝望，但请不要放弃。这是我能做到的。
事件过后，我回到北京，将在当地拍摄的照片冲洗出来，我做了个循环播放的视频，找了作曲家做配乐，办了一些活动。我真的很自责，我完全没法想像——或者是我已经习惯了大城市里的生活语境，以为衣服、吃饭都不是问题了，但没想到对当地孩子来说这些真的都是问题，孩子在家里吃的可能就是土豆和辣椒。于是我们办了些活动，招募人们捐衣服，就寄了衣服给两兄弟的父亲，没想到他过年时还给我寄了一箱他们自家腌的腊肉。这些对我来说，一方面是种刺激，另一方面也是种鼓励，要我继续，别放弃。
我们问一个人能改变什么？一部电影能改变什么？当我们寄托这样的期望在某些事情上时，那就意味着你把自己置身世外了，你是自私的。但如果你是问“那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时，那很多东西将会更好。
迷影：在影片中，可以看到你不仅运用动态的影像素材，也使用了不少静态的摄影，你是如何思考这两种影像媒介？
荣：我自己其实是接受摄影训练的，我是摄影师出身，父亲年轻时在上海滩黄浦江边帮来往的人拍照留影，没有固定的摊位，是流动的。六、七零年代家里就有照相机，我是入社会后才开始学的，但当时想拍电影，但失败，失败以后我就拜师学摄影，按传统摄影的方式来学，用胶卷、在暗房冲照片、学习在棚内摄影打灯，积累了不少技术，我自己也持续地拍照片。而拍摄视频的部分则是完全自学，当时没有可录影的机器，但照片可以使用老师的机器，对我来说，照片摄影很重要，帮助我了解影像的世界。
使用这两种素材我并没有太多限制，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有受过有系统的电影教育，这也意味着我没有规则，这个没有规则也许是好的，我不需要突破束缚，可能会比别人多点自由，但同时也比别人少了技术。我一开始也没对电影抱太多期望，没敢想说要做一个多大的电影，可能正是因为我绝望到底了，反而更自由，不愿放弃，这可能是最大的前进动力吧。
这两种影像材料对我来说使起来都相当自然，我很熟悉这种影像，我接下来的作品也使用了静态影像，我家族的摄影。我的创作基本上都跟我自己有关，想先搞清楚我是谁，包括剧情片也是一样的；而且跟少年、孩子等主题都有关。
这些题材就自然而然在我的血液里，我所有的创作都与我的感受密切相关，我迫切地需要用语言把它们说出来，但至于用什么语言呢？你是中国人、是日本人、是泰国人，语言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影像的语言是有共通性的，该如何跟世界对话？如何让这些话题与更多人对话？有些议题并非单一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这时候就要看艺术家能掌握什么样的语言。
在政治上的自由、在艺术创作上的自由，都是得靠自己去争取来，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迷影：鹿特丹影展是阿荣你第一次出国参加影展吗？有没有什么心得想跟读者分享？
荣：这部影片是我个人的第一部长片，也是第一次出国参加影展。我那天有个感受是，我特别享受在这边浪费掉的时间。
在这里我主动和许多人碰面、交流，我对这个电影的世界是完全陌生的，因为从来没试过，也没想过能进来，但进来以后就希望能尝试各种事情，会碰到许多无法预测的收获，很享受这尝试的过程，我待在鹿特丹的时间比较长，一开始就来，几乎完整待完了整个影展，我想要完整体验一次影展的过程，我参加的各种工作坊都有录音，会带回中国给跟我一样的年轻电影工作者听，包括工作坊、论坛、市场创投等，我都去参加了，听不懂也去了，我就录音，因为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年轻的创作者尤其需要这些东西，因为我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怎么申请这些事情，都是靠朋友帮忙申请影展的。
我希望让更多人分享这些经验，不是做一个自私的电影创作者，而是在乎其他人，在乎共同的生存环境；我今天早上才突然想到的，就算是个僵尸，也没法自己一个人生活，你不可能空降在环境里，我们是群体，如果我能多做就多做一些，何乐而不为？所以我觉得这些浪费的时间很值得、很享受。
而我也将这过程认真地视为工作，我总奢望着，有一天我的影片能够养活我自己，但现在还没办法。在映后QA时，有人问说这影片议题很敏感，在中国会不会怎么样？或影片能够帮助或改变什么？我说我没想这些，我只想着要好好的做好这件事，我对于影片能否改变现况是不抱希望的，它如果有些结果那很好，能帮助我生活、帮助我继续创作那更好，我就单纯把这工作做好。
我不希望因为钱的事情去改变我的创作，这是我的第一原则；在政治上的自由、在艺术创作上的自由，都是得靠自己去争取来，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