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您过去的电影里，您总是尝试去探索您的祖国巴拉圭一些不为人知的事件。您是如何发现Chiquita和Chela（《女继承人》中的两位主角）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否和巴拉圭历史上一些特定时刻或事件相关？
马塞洛·马蒂内斯：如果撇开几十年来没有办法制作任何电影的黑暗时期来谈论巴拉圭电影那是不可能的。在六、七十年代，当拉丁美洲其他国家都在大银幕上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我的国家依然是一片空白。这是为何重建电影摄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关键挑战。当我撰写Chela和Chiquita的故事时，我意识到正在尝试与那段隐晦的时代以及安于现状的社会建立对话，它继续躲藏着，紧紧依附在自己的阴影里。
最新的这场政变（2012年）表明，我们国家的小资产阶级和专制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浪漫关系。我谈论的不仅仅是80年代末期那些用靴子和步枪赢得他们时代的强势人物。这些正在分享腐败和毒品交易好处的新“民主”领导人，也需要我们社会的合谋来制作同样的恐惧并保持同样的沉默。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权利领域之外的日常生活感兴趣，即使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所以《女继承人》是否映射特定的政治历史时刻这无关紧要，因为生活在巨型监狱里的感受是一样的。本质上这是一部关于监禁的电影。
您能告诉更多一些关于电影中两个资产阶级家庭女继承人的社会背景设定吗？
马塞洛·马蒂内斯：对于一个得到保护但同时受到约束的政权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创造了无法逃离这种逻辑的个人。巴拉圭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而这些妇女是受到保护的特权阶层，他们的饮食出行都是安全的。但这个故事就在这些女人正在失去保护并且找不到适应新现实的方式时展开。主人公仍然需要豪车、佣人以及那些奢侈品，即使车子旧了，佣人也不是很有经验，但她还是竭力来维持她的舒适感。这是为何拥有工作和赚钱这样普通的流程都会置她于另一种处境。
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何处？是否有其他任何艺术作品对你的电影创作产生了影响？
马塞洛·马蒂内斯：我在一个女性主导的世界里长大：母亲，姐妹们，祖母们，阿姨们，以及周围领居家的女人。自从我开始看法斯宾德的电影，我就希望我的第一部长片能够让我有机会进入更吸引我的女性世界。
我的一位阿姨总是随身带着一个托盘，就像我们在电影用的那个。托盘上面，有气泡水、纯净水、咖啡，小笔记本、她的念珠和她的药丸。在创造虚构角色的过程中，我想到了用一个类似的托盘，作为指南来去思考主角的喜好和迷恋，同时也想了解她的极限。托盘成为链接她内在的一种方式，和舒适与控制之间强烈的矛盾构成了她个性的主要基础。
有一位巴拉圭作家Gabriel Casaccia，他也许是对我在尝试描写巴拉圭资产阶级影响最大的人。他的第一部小说在50年代出版，当时我们的文学里只有英雄故事。然而他把那些自命不凡从小说中的巴拉圭角色中抽离，重新注入了真实的人性。
现在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巴拉圭妇女形象上，通过偶像塑造她们被摆放在战争中成为坚强不屈的英雄角色。如果这是她们唯一置身的地方，那是危险的。在当今社会，继续这样的角色塑造是一种圈套。老实说，我认为很多女性不想也不应该承担这样的负担。她们应该有机会——当然应该是给所有人——至少有些责任无需承担。
你成功聚合了一群了不起的女性角色，你是怎么找到你的女演员的，包括两位女主角以及那一群老妇女？
马塞洛·马蒂内斯：挑选演员时我更多的是和她们交流，更好地了解他们，确定是否能够很好地一起合作。这个过程对《女继承人》甚为重要。我们需要这些女人要用难以模仿的有效的社会符号进行活动、对话和交流。所以我不希望我的女演员们表演那些和她们完全陌生的角色。我的工作就是指导她们在特殊的情况下一起发现隐藏在她们内心全新的自己并让她们展现出来。我对表演技巧知之甚少，在和她们一起工作的时候我自己很担心，我能做的就是多了解这些女演员，同时尽可能的排演更多。和她们相比，我自己更需要这些。
当三位主要角色扮演者和我相见的时候，我找到了她们之间的一个共同点，她们都愿意接受新挑战。对于导演来说，演员生涯中那些充满强烈情感的时刻是合作最有趣的时刻。
电影中Angy为Chela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她是变化的催化剂。您是如何发展这个角色的个性的？这对您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马塞洛·马蒂内斯：在创作过程中，Angy这个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我意识到演员安娜·伊万诺娃（Ana Ivanova）强烈的镜头感，以及她可以给这个沉眠已久的世界带来一种不安情绪时，她在我眼里也就愈加清晰了。
在很多方面，这都是一个通过八卦关联彼此的女人们的故事。我喜欢葡萄牙语中用来形容八卦的词语：fofoca（“闲言碎语”）。Chela总是担心朋友们在背后谈论她，Chiquita总是讲监狱里狱友的事情；而在Pituca这里，闲言碎语总是能传播最大化。只有Angy不是一个搬弄是非的人，她总是谈论自己的事情，以及那些她遇到过的男人。这种态度将她和那些“fofoca”区分开来，因为她更直接，也更有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她的角色带来了打破惰性的可能性，这种变化看起来很迷人，同时也很危险。
你讲述了一般电影里比较少涉及的老女人题材的故事，你能否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您对于这个尚未经历过的生活阶段的个人迷恋？这个时代对您来说有多重要？
马塞洛·马蒂内斯：出生于70年代的巴拉圭，我们都属于失落的一代的子女。军政府1954年掌控了国家权力，推崇个人崇拜，禁止书籍流通，刑讯甚至杀害年轻人，或将他们流放，直到1989年下台。
我们的父母，这些留在国内的人，不得不在一个无法自由呼吸的政权阴影里荒废自己的青春。他们最好的岁月都被恐惧笼罩，很自然地这代人也就倾向于重塑其价值观和形式。
这些不心怀内疚的女人，就是这个我们以为已经消失的时代的产物。但最近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为何我有兴趣去寻找他们，去探索那个对我来说依旧神秘的世界。
我看过描写这个社会阶层妇女形象的电影，太多时候都过于夸张了。但是我在躲在门后或藏在桌子下的过程中成长，渴望倾听他们的对话。所以我尝试用更为亲密和好奇心的方式去描绘他们，但同时也觉察到了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理解他们的巨大鸿沟。
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男性几乎完全缺席的女性世界，什么才是您观察这个世界的立场和观点？
马塞洛·马蒂内斯：在我年轻时代的巴拉圭，只有一种方式能成为一个男人，那就是经过军队和教会的洗练。这并没有留下太多空间成为个人自己，所以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陷在一个虚拟的身份里成长。我也相信在像巴拉圭这样充满所谓大男人气概的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男人会被期待拥有所有的答案。这令人沮丧，没有人教我们去享受拥有怀疑和提问的乐趣。
在这么少的关键场景——装满回忆的房子、女子监狱、那辆汽车——里完成您的电影，对您来说有哪些挑战？
马塞洛·马蒂内斯：这是基于人性真实制作的小电影。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或资源在很多地方工作，故事本身也不需要。
首先，我们意识到主角所属的世界非常具有封闭性，这是真实的，也很具有象征意义。将故事继续在他们的房子里或车子里是很重要的。不过，当Chiquita入狱后，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慢慢开始了。电影窥视门外的世界，聆听外面的声音，但是假定这些都是另一种现实的一部分。
您以开放结局的方式结束电影，暗示主角的出走和新的开始。您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电影的结局吗？
马塞洛·马蒂内斯：对我来说，用开放结局的方式结束电影是很困难的。主要是因为在开始创作剧本的时候，我是被一种对这个社会未来充满悲观的心态所驱使的。这让它无法找到一条生路。但在制作电影的学习过程中，意料不到的出路自然出现了。
在故事的开始，我有非常清晰的出发点，不过之后就放任角色自己来找到结局。然后，除了引发我创作过程的禁闭感，甚至除了我认为是这个国家未来唯一出路的黑暗面，这些人物向我表明了可能会有另外一扇门开启另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是一个美丽而又意料之外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