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即将于美国当地时间周天晚上举行，而包括丹麦的马丁·赞里维特（Martin Zandvliet）、瑞典的汉内斯·赫尔姆（Hannes Holm）、伊朗的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德国的玛伦·阿德（Maren Ade）、澳大利亚的本特利·迪恩（Bentley Dean）和马丁·巴特勒（Martin Butler）在内的六位获得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导演则于周五发表了一份集体声明，表示他们“强烈反对我们今天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看到的狂热主义和民族主义”。
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禁止某些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导致伊朗导演法哈蒂赴美领奖受到阻碍，由此引发了这次集体发声。这项禁令随后被联邦法官阻止，但法哈蒂的立场保持不变，有些人担心奖项投票可能会因此而有所偏差。
以下为集体声明摘录：
“有人企图用性别、肤色、宗教和性别来分裂我们，并以此为暴力辩护……这些分裂行为试图阻止人们发现一个简单而基本的道理：我们所有人其实并非有那么不同。为此，我们问自己：电影可以做什么？我们不想夸大电影的力量，但是我们也相信，没有什么媒介可以比电影更好地帮助人们了解他人的境况，并将人们的陌生感转变为好奇心、同理心和同情心——即便是对那些被我们称之为敌人的人。
不论星期天谁赢得了最佳外语片，我们依然拒绝国别思维。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最好的国家、性别、宗教或肤色；我们希望这个奖项可以象征国家之间的团结、艺术的自由。”
——编译：默川
选片规则
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已经七十岁啦！从1947年诞生开始，奥斯卡每年都会在除美国以外的各国海选出最棒的非英语电影，其中规定当地语言必须占51%以上。
在这个语言规定上，奥斯卡显得十分严格，毫不含糊。2007年的一部以色列电影《乐队来访》（The Band’s Visit，2007）就因为过多的英语对白而被拒了。然而，1983年的一部法国电影《舞厅》（Le bal，1983）尽管全程无对白，还是顺利成为了提名影片。看来，只要有对白的影片，要想进最佳外语片的门槛，还是少用英语为妙吧。（幸好《托尼·厄德曼》（Toni Erdmann，2016）的“大量”英语对白通过了审查！）
最佳外语片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许多规则同奥斯卡的其他奖项不大一样。初选，由洛杉矶招募的320到400名志愿者打分得出前六名，随后交给外语片执委会20人左右再挑三部片，一共九部。获得提名的五部片，是由学院组织的几十人专家工作组在提名公布前的周末，用三天时间匿名投票选出的。这是提名的流程。
到了评选一部最佳外语片时，以往需要评委出示证明表示五部影片全都看过，而从2014年开始不再需要证明，这样学院的六千多名会员都有权投票，全靠自觉。还有个限制是，提名电影应在每年十月至第二年九月间于所在地区公映，且必须在评选日期前至少已经上映7天。
这个要求看似很宽松，实际上对发行公司是个不小的挑战呢。好多参选影片都会选择戛纳或者威尼斯电影节作为世界首映，随后会压着片子，一直到奥斯卡前期再正式发行放映，其中的原因便是不想让口碑过早发酵，导致产生“陈片”感，后劲不足。有不少片子就是吃了这个哑巴亏，当然也有发行做得好，口碑逆袭的例子。小编会在随后今年影片的盘点中具体分析哦。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送选范围以国家或地区为标准，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级的奖项，导演只是作为“国家代表”上台领奖罢了。然而，从2014年开始，人性化的奥斯卡委员会决定将导演的名字也刻在小金人上面，以示表彰！那么，既然是“一国一片”，每个国家推选的影片都或多或少带有本国的主流气质和政治倾向性，在一定程度上会体现在候选影片的题材趋向，多为历史、战争、社会和家庭。
此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选似乎更加青睐那些已经在全球电影节亮相过的影片，尤其是经过威尼斯、柏林或者戛纳电影节的认证。这就是所谓的公关宣传效应吧！
传闻所有的提名电影都会交由好莱坞最好的公关团队来营销，也许是在奢华的五星级酒店或者星光熠熠的比弗利山庄召开记者会或者晚宴，也许是让主创团队中具有明星效应的导演或者演员负责各方游说。总之，这套选择“既有名又优质”的思路倒是无可厚非。
今年最终入选的五部电影分别是：澳大利亚电影《禁忌之恋》（Tanna，2015）、瑞典电影《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En man som heter Ove，2015）、丹麦电影《地雷区》（Under sandet，2015）、德国电影《托尼·厄德曼》以及伊朗电影《推销员》（Forushande，2016）。
相比于其他奖项的候选影片，最佳外语片的选择通常反应了美国电影界对于外来文化的猎奇心理，因而口味更加多变，也更难揣摩。
前五年的品味
在谈论今年五部候选影片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下前五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得主，以推测一下今年的评奖走向。
2016年，匈牙利影片《索尔之子》（Saul fia，2015）突出重围。这部影片在题材上有些老生常谈，又是关于二战、纳粹、犹太人、集中营的故事，可它却独辟蹊径，用虚焦模糊掉大多数事物，聚焦在主角索尔的后脑勺上，用完全个人化的视角带着观众去体验奥斯维辛集中营那可怕的岁月。
前一年，2015年的最终选择——波兰电影《修女艾达》（Ida，2013），同样也是发生在东欧国家，以个人经历来拨动沉重历史、屠杀、宗教主题的影片。
2014年的最佳外语片颁给了意大利电影，由保罗·索伦蒂诺（Paolo Sorrentino）执导的《绝美之城》（La grande Bellezza，2013）。该片将罗马之城的冷艳、娇俏又神秘的姿态，借由一个风度翩翩的老年美男子展现出来。
美国电影人一向偏爱意大利电影，使其成为了最佳外语片获奖次数最多的国家。《绝美之城》感官体验极佳，完美继承了意大利电影的风骨，自然也毫不意外地讨了这帮好莱坞老头的欢心。
2013年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 Haneke）的法语片《爱》（Amour，2012）夺得了小金人。《爱》被很多人误解为法国影片，但实际上它归属于奥地利。谁让导演是别人家的呢！
其实，从2006年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开始，所有被提名的影片可以不再使用本国的官方语言，奥斯卡对语言的限制还是放宽了许多。这部《爱》，回归了爱、人性、死亡等最根本的主题，哈内克克制、冷静的执导能力几近完美。
当然，本片最大亮点莫过于两位老戏骨堪称教科书般的演技，埃玛妞·丽娃（Emmanuelle Riva，代表作《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1959）和让-路易斯·特林提格南特（Jean-Louis Trintignant，代表作《焦点新闻》Z，1969）在冷静镜语下的催泪能力实在让人无法抵挡。因而，此片题材深得人心，又有重磅导演和演员加持，得奖也是实至名归。
今年再次入围的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曾在2012年，凭借《一次别离》（Jodaeiye Nader az Simin，2011）摘得小金人。
如果说《一次别离》将伊朗问题内嵌在宗教、阶级的层面上，那么今年入选的《推销员》通过戏中戏的设置，伊朗知识分子家庭的困境与“美国梦”破碎的互文效应，显得更为“国际化”。其次，影片透露出有关尊严、羞辱、宽恕、报复等人性基本考量，弱化了伊朗宗教和政治背景，也显得更具普适性。
才拿过奖的法哈蒂
综上可见，2012年由家庭抉择到社会问题，13年由年迈伴侣到人情深处，14年以强艺术性联结起老年男子与罗马之城，15、16年都从个人出发来探讨沉痛的人文历史。按此顺序，各位评委心中自有一个考量。《推销员》在这五部提名片中，似乎显得更是一个合适之选。
不过，美国新晋总统特朗普签署的“穆斯林禁令”，使得《推销员》的一众主创，尤其是导演法哈蒂表示将不会参加今年的奥斯卡，以示对特朗普的抗议。而这一边，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AMPAS）针对此事发表声明称，“对法哈蒂和《推销员》演员们因宗教信仰和国家的问题无缘奥斯卡颁奖礼而表示困扰。”
要说胜算，无论是导演的个人影响力、影片题材的讨巧，还是新闻事件的发酵与反特朗普情绪的助推，《推销员》无疑是五部候选影片中呼声最高的。但正如刚才所说，也许评委们都还停留在法哈蒂才拿过奖的印象里，博爱又讲求公平的美国人们，也许会倾向于投给其他人吧？
疯魔影评人所爱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托尼·厄德曼》在影评人圈引起的疯魔效应，不知占据了多少人2016年观影十佳的榜首！这是德国女导演玛伦·阿德（Maren Ade）执导的第三部长片，讲述了一个爱好角色扮演的父亲介入工作狂女儿的生活，最终达成父女和解的故事。克制的德式喜剧，却贡献了许多高级笑料，让人无法不爱。
至于奥斯卡评委是否与欧洲那帮本已疯魔的影评人有着一样的喜好，我们还不得而知呢。但不能忽视《托尼·厄德曼》的发行公司是大名鼎鼎的索尼影业，全权负责其海外发行。因而我们得以发现，尽管对此片早有耳闻，它是直到最近才慢慢发行的，这场口碑发酵战果然打得不错。
选谁？选谁？
再来说说其他几部赔率大的影片吧。
《禁忌之恋》曾在威尼斯电影节斩获国际影评人周单元最佳摄影奖，都说属于“观众友好型”影片，那是否能凭借这“新鲜劲”打动奥斯卡评委呢？这部影片描述了原始部落的生存状态，虽说满足了部分观众对巫术、神灵等事物的猎奇心理，但终究太过偏门，且最近在美国上映的票房也并不理想，估计得奖的希望并不大。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是目前五部提名影片中，最广为传播的影片（纽约时代将其列为年度最畅销影片排行榜之二）。如今，它更是杀进了最佳外语片的候选名单。如果得奖，倒也不失为一个喜闻乐见的选择，不一定是最受关注的，但起码是大家不讨厌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虽说称之为电影，实则感觉倒更像是美剧，它的分量真够得上是最佳外语片吗？
倒是《地雷区》，能从初选的其他两部二战题材中脱颖而出，爆冷夺奖也可，只是没那么激动人心。
总结一下，从题材上来讲，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偏爱历史和战争题材，很喜欢旧瓶装新酒的处理。不要不敢拍陈词滥调，只要在此令人熟悉易接受的框架之上，做出某些面向的新思，也是能触动人心的。再者，最根本的人性问题，也一向是奥斯卡最为关注的；格局不论大小，家庭、社会题材的纵向切入，往往更有效果。
当然，最终的评选融合了综上所述的多种因素：除了影片质量题材以外，影片的公关效应、相关新闻事件、好莱坞白人老头某些固定的癖好倾向等都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奥斯卡刚刚发布的对于最佳外语片的声明，又指出不会在性别、人种、国别、宗教信仰等方面有所偏歧。不论是谁获奖，它体现的都是诸位评委对人权、人类处境与情感的公允深察。虽说如此，今年的最佳外语片到底会花落谁家，我们在得知结果后仍能读解出美国人对电影与世界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