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次做爱之后，余虹在与周伟关系最为甜蜜（身体的高潮与两人恋爱关系的高潮双重重叠）之时，对他说：“我们分手吧，因为我离不开你了。”
八十年代末，学潮失败的时刻，年轻而美好的女大学生余虹在与恋人周伟的爱情关系同时间受挫。在此之后，她转向用肉体来作为对抗现实与获得存在感的唯一途径。这是影片《颐和园》给我们讲述的故事。
余虹作为一名优秀独特的女性而对周伟这样一个懦弱平庸的男人产生无理由的激情唯一的理由是：他因懦弱而来的退缩正是余虹唯一不可控制的地方，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周伟因为其退缩在两人的关系掌握了某种权力。而余虹所耿耿于怀的并不是周伟这一个人，而是两人两性关系中的这种不对等，自己的热情渐长和对方的日渐冷淡的不对等，周伟主动抛弃自己和并不受这段关系掌控来去自如的状态与自己受控于情感关系无法自由的状态的不对等。在她和周伟的关系中，一方面是对权力一方的崇拜与依赖，一方面又是取而代之的强烈愿望。余虹的家人只有父亲，这不能作为其是否有恋父情结或弑父心理的猜测的充分依据，但毋庸置疑的是余虹对周伟的关系与文本中的另一组相对照呼应的关系：即，广场事件中余虹一代与政府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父子关系的特征。
在经历了毛时代的统治之后，整个年轻一代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对父亲角色的纠结。对权力和秩序，他们试图做出过激的反抗，但在影片中，年轻的反抗者正是唱着“团结就是力量”这类带有强烈父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歌曲坐卡车去广场的。这种场景看似矛盾荒诞却真实反映了父代与子代之间的继承和反抗的悖反关系。
余虹赖在周伟的宿舍不走，扬言“我就不走除非你打我”，于是周伟抬手打了她。在创作者的自我表述中，这一段被视作是整部影片的“文眼”。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一记耳光被表述为对整个政治事件的隐喻：一场因暴力介入而未遂的爱情。的确，一切情感关系都是权力关系。“我就不走除非你打我”与“我们分手吧因为我离不开你了”正好用推、拉两个动作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了这种关系。被动者主动，而对手却岿然不动，因为不动而强大不可阻挡，主宰着关系的发展。作为弱小一方被伤害与高强度依赖心理的对立统一，在另一个层面上再次复述了带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色彩的父子关系。
这种关系更类似于心理学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理的概念。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根据“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述，被伤害的一方会对施虐方产生心理依赖。
在被伤害与依赖伤害的双重心理之下，人物必然走向主动追求伤害的道路。《颐和园》以疼痛经验与追逐疼痛经验的过程作为贯穿全片的叙事线索，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和另一部文艺片《爱情的牙齿》进行比对。
《爱情的牙齿》的女主角三段爱情都与肉身的疼痛有关：砸在背上的板砖，人工流产，老虎钳拔牙。《颐和园》里的女性则一直在主动追求某种侵害：无论是性还是情感，她都只有在被伤害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满足。表面上看，《爱情的牙齿》只关注了个人的成长历程，而《颐和园》则将之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相联系，但两部影片不约而同的对疼痛经验和对主动受虐心理的叙述则恰恰反映出时代的某种特征：受伤的人群无法忘记疼痛的记忆，抚平伤口的方式却是重复伤痛的经验，在重复的过程中获得自身感知的确认和对熟悉经验的安全感。疼痛仿佛联系着某种快感或安全感，只有在不断受伤不断获得新鲜的疼痛的过程之中，人物才能找到自己活着的证据。
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理论换置到当时具体的历史语境下，个体在肉身与精神层面被1949-1978年间强大而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伤害之后，对疼痛经验的习惯促使他们选择继续用疼痛感来明确自身存在。作为曾经被劫持的人质，在劫持解除之后，仅有两个途径：寻找新的劫持者使自己成为新的顺民，或劫持他人。
我们看到年轻的反抗者走上街头，仿佛与爱情中的偶然与冲动无异，酿成89年初夏的悲剧。应当说影片对这一政治背景的处理是准确的，事件本身仅作为背景出现，而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却经由余虹的爱情关系得以探讨。在狂热的学生唱着流行歌曲挥舞着标语走上街头的时刻，余虹和她的室友却带了两个随便认识的男孩子回到宿舍发生性行为。身体的无序、狂欢与政治事件的无序、狂欢被并列放置，对于年轻的反抗者而言，这两者之间具有某种神秘与悲哀的联系，他们为此体验到自由的美妙滋味，也有些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早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的西方，类似的景象也曾经上演过。年轻人的性解放与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相结合，对过剩的热情唯一的安置方式便是找到多种可能的燃烧材质，游行与性爱同样地需要呐喊、汗水和泪水，“要做爱不要战争”的口号美好而诱人。而促使他们走上街头的表层原因却同样是盲目和随机无序的。集体无意识的狂热席卷了年轻的幼稚的自由爱好者，对政治的参与更多的出于无法忍受日常平庸的冲动，身体的高潮与广场前人群的狂欢看上去仿佛只是是力比多的发泄，然而，在集体无意识的街头狂欢的表象之下，是1949-1989四十年间个体肉身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体制中辗转的遍体鳞伤的疼痛伤口，狂欢是力比多的发泄，更是在思想钳制多年之后一种对自由的追求而生的精神苦闷的排遣方式。幼子在强父面前的无力反抗以枪声告终。
而在革命失败之后，余虹一代只能变成顺民接受既定的命运。此刻，身体更被当做对抗日常生活平庸状态的武器，也是仅剩的武器。正如余虹日记中所叙：“为什么我总是急于同你们——我的男孩子们——做那件事呢？这是因为：只有在那件事的进行中，你们才懂得‘我是善良的’！我试过多少种办法啊，可最后还是确定了这个极为特殊极为直截了当的方式。我已经一劳永逸地使两个或三个异性理解了我，理解了善良和仁慈。”藉由不停地与不同男性发生关系，余虹在他们身上继续着自己在周伟身上未能获得的权力关系，藉由这种界于肉体的伤害与被伤害之间关系，她努力在完成自己由权力的受迫者向权力的拥有者的角色的转换。作为一名女性，这是她唯一拥有的能力。
对受伤的疼痛的迷恋和反复表述表现出一种弱者心态，因此《颐和园》和《爱情的牙齿》这两部由男性导演拍摄的影片主旨的承担者不约而同都是女性。女性由于其生理构造在一生中要忍受比男性更多的生理疼痛，因此也具有更强大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并在长期的与痛苦共存的关系中造成对疼痛的上瘾现象。此外，从女性生理构造角度来说，“女性生为伤口”也是一个具有一定可能性的表述。
《颐和园》的文本提供了两层关系：余虹与周伟的爱情关系以及学生与政府的对抗关系。这两层关系是互为表里互相解释的，并且存在着一个交集：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的交集，也就是余虹的人生经历。《颐和园》一片提供了一个包含着多层次权力关系、多种解读可能性的丰富文本。但对女主角余虹而言，作为一个爱情权力关系中的被动者，与政治权力关系中的被动者，作为一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爱情与时代的命运都是唯一的选择，清晰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