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影有导演么？”
和电影生活在一起第96天
2017年3月8日 星期三
片名：生生长流(1991) ，阿巴斯
南京，家
2002年前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在好友的教师宿舍里蹭住过一段时间。也没去听课，但每周三晚学校的标准放映厅连映两部经典电影，那是必看的。头一部7点开映，刚吃完晚饭，正是最犯困的时候，每场必睡。毫不含糊，真的是每场都要睡着的，体内生物钟的问题。各个大师、各种类型片都睡过，短则二十分钟，长则全场。我记得清楚，这个时间段只有阿巴斯的电影没有让我睡着过。
现在的情况也差不多。每天一部这样看过去的电影，已经接近100天了。但是要知道每天和每天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时心情愉悦，有时也会低落，有时在外奔波了一天身体疲倦。在晚间看电影时，难免发生看着看着就睡着的情况。如果打盹的时间过长，那就得倒回头再重看。这回要连续看7天阿巴斯的电影，我仍然想，坏了，这下肯定得睡。
其实阿巴斯是不介意别人看他的电影睡着的。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说，“我更喜欢让观众在影院里睡着的电影，我觉得这样的电影体贴得让你能好好打个盹，当你离开影院的时候也并无困扰。也曾有电影让我在影院里睡着了，但就是同一部片子又让我彻夜难眠，思考它直到天亮，甚至想上几个星期。这是我喜欢的电影”。
但是，我还是没睡着过。尽管这些电影都不是第一次看，如果说他的电影当中有许多悬念性的设置，那么这些对现在的我而言都是无效的。但是我的眼睛仍然离不开画面。阿巴斯的摄影机和扮演他本人的演员，随着一辆车进入一个刚刚发生地震的区域。就在这个过程中，灾区的风景、受难的群众、幸存完好或残缺的物品和房屋、以及一些运动中的时间，逐渐呈现在这部电影里，并且无声地渗入到我们的心房。
1990年，《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拍摄地柯盖尔发生强烈地震，有5万人死亡，其中2万是孩童。所以媒体都在讨论这部电影里的孩子们是否无恙。这促使阿巴斯去拍摄《生生长流》（我更喜欢另一个译名《生命在继续》）。讲述“该片导演”重回拍摄地寻找两位小主人公的经历。这位导演不是阿巴斯本人，而是演员扮演的。就像前一部电影，小主人公没有找到同学的家。这一部电影，“导演”也没有找到那个孩子。
电影拍出来之后，有人指责阿巴斯没有拍到更多的苦难（更多的尸体）。也有人误解这部电影是一部纪录片。对此阿巴斯断然说“里面没有一部分是记录的！”完全是虚构的。而且他去灾区，“我不是去观看死亡的，我是去发现生命的。”
在电影里，“导演”一直在问哪条路可以到达柯盖尔（他的目的地），然而不是遇到堵车、就是路面出现裂缝，但是他似乎很有信心，一直不肯放弃。在途中，他和他的孩子遇到了很多人——活下来的人。人们很痛苦，但是没有人沉湎于痛苦，他们埋头救灾，安置自己和家人，甚至结婚、看世界杯，努力让生活照常继续下去。
其中有一段情节外的片段。是“导演”在林中发现一个吊床，上面躺着一个婴儿，阳光透过树梢映在孩子的脸上，像是神迹。我有一次给学校的学生放映这部电影。有学生问这段是否“隐喻着新生”。我觉得，阿巴斯不需要隐喻，他要说的你都能看得见。
在《生生长流》里面，我们跟随阿巴斯在寻找两条路。一条通往柯盖尔，一条通往生活和电影的交界。在我看来，如何更准确地描写生活、和如何更深刻地捕捉电影的本质其实是一回事。在这条路上，很多导演在走，阿巴斯走得最远。他甚至希望能走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有一个故事说，当阿巴斯某次回国，在机场有一位工作人员认出他来，对同事说：“看，这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导演”。而他的同事则反问：“这个电影有导演么？”阿巴斯听了认为这是对他最高的赞誉。
阿巴斯在《生生长流》里阿巴斯不停地对他上一部影片的虚构成分进行“供述”——这家人原先不住在这、这个老人原来不驼背，等等。而后他将在下一部《橄榄树下的情人》里，搬演他拍摄《生生长流》的场景。就像剥洋葱一样，不断剥开电影的外衣。
阿巴斯不复制现实，他想要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真相；他拒绝谎言，但是幻想并不等于谎言，他说电影永远拥有幻想的权力。这是阿巴斯电影始终在探讨的事情。没有人能同时展现生活本身和电影本体给观众带来的吸引力，除了阿巴斯。他就像人们说的，既是电影的哲人、亦是生活的诗人。
在《生生长流》的最后，“导演”开的小黄车还是没有追上《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的两位小主人公，但是他已经获知他们安然无事。前方是连续的陡坡，他的车似乎有些无能为力，只好调头往回开，离开了画面。正当我们觉得他已经放弃时，却发现他原来只是加大了马力，迎头而上，并且捎带上了扛着油气罐的男子。这个结尾用远远的大全景拍摄，充满了生命的不屈和喜悦。
尽管已经看过好多遍，但它依然能让我在内心感受到这种不屈和喜悦，是因为它独有的从容，以及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