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每一部影片都表达了一些非常私人的东西。用这种方式，我仿佛回到当时偏离正轨走上电影之路的那一个时刻。”
1977年,在UCLA校园的某个夜晚，正是那男人的一拳让我意识到，想要搞清楚这个世界，我们是如此迫切地需要“故事”和“故事的讲述”。被揍的男人激动不已，为他当时最爱的虚构文集《反故事》（Anti-Story）鸣不平，声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故事”已死。当面的一拳让他闭上了嘴，但这一拳也说明了一些事情：要说我们已经不需要“故事”，就仿佛是声称我们已经不需要氧气了。生物学家懂得我们天生就离不开故事，这就好比我们之所以如此看待这个世界，取决于眼睛的形状和位置，所以生物性决定我们离不开故事，和我们的眼睛一样，这都是进化的结果。
这就如同其它任何事情一样，可以被归纳进若昂·佩德罗·罗德里格斯（João Pedro Rodrigues）新电影《鸟类学家》（The Ornithologist）的主题当中。影片对进化论的痴迷之下，深藏的是进化论最根本的属性：它对于改变与蜕变本质的描述。最初的科学纪录片变成了一场冒险；冒险进而蜕变成神秘的寓言；神秘的寓言带出了呢喃着古拉丁的黑暗童话。这一切都发生在葡萄牙遥远的东北角，这片人烟稀少的土地位于欧洲境内，被河流和崎岖的峡谷环抱，与世隔绝，地势高低不平。无论若昂·佩德罗·罗德里格斯和他的工作/生活伴侣朱奥·胡·格拉·达·玛塔（João Rui Guerra da Mata）在拍摄上一部剧情片《我最后一次见到澳门》（The Last Time I Saw Macao，2012）时，多么费尽心思想让“时间”、“地点”成为影片的所探讨的核心，甚至在片名中直接用时间和地点加以强调，但我不得不说，他们更加热切、更加精雕细刻地完成这次作品。
罗德里格斯先是把法国演员保罗·艾米（Paul Hamy）所扮演的鸟类学家介绍出场，他独自乘着可靠的独木舟，顺着河流探索有着丰富野生鸟类居住的峡谷，不小心一分神，就被卷入急流和灾难之中。这场意外让他遇见了一对中国拉拉情侣，她们是狂热虔诚的基督朝圣者，在重走古老的圣雅各之路（Way of St. James）时偏离轨迹迷了路，她们放肆地开起了阉割的玩笑，这场荒诞的偶遇差点让男主角丧命。而这一切仅仅这部似是而非的传奇小说，抑或是西部电影的序曲，在这里，一切事物都在推进，你最好能跟上导演的步伐。宽屏画面由鲁伊·葡卡斯（Rui Poças）拍摄，《鸟类学家》是罗德里格斯完成度最高的作品，当然他有足够的空间，在主题和摄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想法。最重要的是，他完全地接受了“故事讲述”的神奇之处和可能性，那是最古老的故事讲述，甚至发生在在剧情转折点和第三幕发生之前。费尔南多（Fernando）作为一名科学家，对于鸟类的行为模式和进化发展非常感兴趣，进化也就是每天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对他来说，则是用高性能的望远镜（镜头完美的替身）所观察到的景象。于是观察者费尔南多变成了被观察的对象，他一直在监测的进化过程转而占据了自身的存在，直到最后，他竟然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或者至少变成了一个遥远的表亲——那受人爱戴的神秘的葡萄牙圣安托万（St. Anthony of Lisbon）。影片及其不断推进的故事本身想要讲述的是达尔文进化论，这种进化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还包括心智上的。不知为何，似乎不管对谁来说，即便是耶稣和爱默生，只有置身荒野之中，才有可能发生跳跃性的改变。
罗德里格斯在讲故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吸收了许多西部片和历险故事元素。“安东尼·曼(Anthony Mann)和他的西部片老在我脑海中徘徊”，他这么说道：“在布满岩石的峡谷里，费尔南多蜕变成全新个体——超级鸟类学家，看着他经历着濒死绝境的那一刻，你就能发现这种生存的诡异性和蜕变过程是曼所拍摄那些伟大的西部片与众不同的原因。” 罗德里格斯的影片时刻提醒着我们所看的是一个冒险故事。有时候，我们身临其境费尔南多的历险，其他时刻，我们可以抽身而出，用自己“专属”的电影望远镜观察剧情展开。罗德里格斯甚至给我们来了份意外惊喜，他既让我们从费尔南多的角度仰视，又通过鸟类（从驰骋的飞鹰到停落在枝头的鸽子）的视角，让我们俯视，想象一切，却又超乎想象之外——无论如何，鸟是如何看待我们的？鸟类学家或许能找到一个可能的答案。
CS:《鸟类学家》是怎么来的？
若昂·佩德罗·罗德里格斯：我打小就想当鸟类学家，这是最初想要拍摄这部片子的原因。这个想法一直在我脑中，我父母都是物理学家，所以我从小就被教育成用科学、理性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或者我对事物的感知总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有一丝丝冷漠，这主要源自于我从小就在家里乡下的房子周围的田野间游荡，那个房子现在还是我们的，当时我想要用科学的方式记录每个季节里所有不同的鸟类。在很小的时候，我用的就是科学的方法。在学习电影前，我专业选的是生物。从某种角度来说，电影打断了这一切，打断了我对在野外独自观察鸟类的热爱，虽然我从没感觉到孤单，因为我被大自然和各种生物包围着。8岁的时候，父亲给我了第一副望远镜，还带着我去田里认识各种鸟。因为我算是个孤单的小孩，所以差不多到15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去电影院看电影了。
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能感受到拍摄这个影片的冲动。不过我并不是很多产的导演，也从来不知道自己拍摄影片的顺序，坦白说，我还真的不清楚为什么会是现在拍了这个片子。或许这和年纪有关。剧本我在40多接近50岁就写好了，今年我50了。比起年轻时候，到了4、50岁，你更容易回忆过去。所以这部电影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回视过往的方式，这不仅仅是回头看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更多的是想要重新捕捉当时我所感受的冒险精神。它同时也让我想起来小时候经常看的西部片，这次我打定主意要拍一个西部片。
CS：如今整个欧洲都陷入了经济危机，尤其在葡萄牙，这种感受也非常明显，你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遇到很大的困难吗？
罗德里格斯：当然。我们初稿完成是在2011年，当时还在拍摄《澳门》那个片子。我在葡萄牙申请拍摄经费，《鸟类学家》赶在最后一批拿到了一点钱，之后的“零投资”年里，任何葡萄牙电影都没拿到投资。我们也向法国申请了资金，花了很长的时间，之后又在葡萄牙申请了其他的几个投资，这都用了很长的时间。所以之后几年间，我们都没再碰这个剧本。回想起来，我反倒挺感激等待资金到位这个过程的。之后我开始重新修改剧本，重新研究圣安托万。因为我并不信宗教，所以对他了解不多。这个神秘的人物在葡萄牙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发现，不仅仅在葡萄牙，他还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圣人。他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了圣方济各（St. Francis）。另外我2012年还拍了一部叫《圣安托万节的早晨》的僵尸短片。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圣安托万这个主题，但那是比较离经叛道的方式。《圣安托万节的早晨》是从一种后末日狂欢的角度接近圣安托万，而《鸟类学家》则是用更直接的方式接近圣安托万。
接下来的挑战就是拍摄过程。从我把拍摄地点定在葡萄牙西北部之后，紧接着对影片本身做了很大的改变。那是这个国家最荒野的一部分，沿着分隔葡萄牙、西班牙边界的梅纽河蜿蜒伸展。在影片中河岸边上的镜头里，很多时候河的两侧分别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有的地方，因为有濒危物种栖息，你需要特殊许可才能进入拍摄。我们拍摄地点是在自然保护区里，除了我们之外，你能见到其他的人类就只有国家公园管理员和常年前往观鸟的鸟类学家们。我觉得我们拍摄场地踏足之人少之又少，更不要说有其他人在那里拍过电影。这片土地包含了我想要捕捉的神秘气息。一切都是原始的、自然的，那里的景色非常壮观。我想要拍摄出演员的重要性，尤其是保罗·艾米，我希望拍出他和大自然同等重要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影片一开始是以鸟类的镜头展开，随后切换到保罗，再回到鸟类，他们二者同等重要。我觉得这个片子的焦点可以轻而易举地在鸟类和人类之间切换。
我们在的选景过程是非常精确和漫长的。我想要尽可能的在野外拍摄，我们把镜头架在了从未有人涉足过或者是几十年无人问津的地方。我的勘察员先从小路和小道前往不同场景，拍好了照片，我从中做出选择，再跟他一起到现场，把不合适的地点一个个剔除，直到最后我选出最感兴趣同时又能带进拍摄的地点。我们的摄制组非常精简，但必须要达到能够让我们完成野外拍摄的人数。大多数场地我们开车或者越野车就可以到达。整个拍摄过程都充满了探险精神。有一次去踩点的时候，我们车坏在路上，当时觉得挺危险。觉得自己就像是冯·施特罗海姆（von Stroheim）前往死亡谷拍摄《贪婪》（Greed，1924），那种感觉就是大自然远比你想的要强大的多。由于我自己的片子就是关于“你如何看待大自然以及大自然又如何看待你”这个主题，我觉得当时大自然就是在像我展示那些无人踏足的秘密地点。
CS：片中随处可见都是关于电影与科学和非理性难以割舍的关系的探讨，同时给观众抛出了一个很大的题目，那就是我们的科学家与疯狂的神秘主义者相遇，最终彻底折服于天主教的神秘主义这一想法。或许科学最终被神秘主义击败？还是它们两者合二为一？我们所观看的这个冒险故事是要引领着我们从科学走向非理性，还是其它什么的？还是说我们看的仅仅是库布里克（Kubrik）《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 1968）里所探索主题的变异版，以一种范式展开，最终以另一种结束？
罗德里格斯：嗯，让我想想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我一直对宗教的叙述这件事十分着迷。对我来说，宗教能够引起我兴趣的那部分是艺术。我是从绘画中学到耶稣和圣人们的故事的，这似乎也理所当然，倘若你想想看，西方绘画最初都始于对于宗教故事和角色的描绘。高中毕业后，父亲问我想去哪里旅游，我选了威尼斯。于是我在威尼斯呆了整整一周，期间什么都没干，每天就是自己一个人到处看画。当时我17岁。我看了丁托列托（Tintorettos）、缇香（Titians）、拉斐尔（Raphaels）、贝里尼（Bellinis）的作品，这些作品都身处于它们应在之地，光这一点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在观看绘画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了许多圣经里的故事，画家们对于这些标示性时刻和圣人生平事件的选择让我感动不已。它们展现出的是这些人成为圣人之前还是普通人时候的生活。而通常这些画面都是非常挑逗和情色的。我感到十分着迷，这些绘画让我大开眼界。从布努埃尔（Buñuel）到帕索里尼（Pasolini）的作品中，我们经常能够见到的这种神圣和污秽的结合，在这些绘画中也是随处可见，相信我肯定不是第一个指出这点的人。
CS:你用到了圣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an）的图像，还有那些阴道状的伤口。
罗德里格斯：那些图像被色情化了，也因为如此，它们更能勾起人们的欲望。圣人们是最早的超级英雄。我希望这么想，这部电影不仅仅是关于圣安托万的，它是关于“圣鸟类学家”的。圣安托万这号人物充满神秘色彩，对于他生平事迹的真真假假，我们无从考证，所以我在拍摄的时候就玩弄起了这种神秘、虚构的感觉。朱奥·胡和我选的几个事件都来自他还是普通人的生平——他在13世纪去世后几年内，很快就被追封为圣人——我们只是把这些事件发生的舞台搬到现代。影片发生在当代，时光在片中穿越至今天。
CS：片子里面也出现了过去的不同时期，同时又发生在今天。
罗德里格斯：虽然那些骑马的女战士说的是拉丁语，可她们穿的裤子和鞋子都是当代的。
CS：你的故事明显是发生在当代，可随着剧情发展，时间似乎变换回到了一个虚构的过去。可即便在过去，时间也一直处于不停转换的状态，从来没有保留在一个时间段上。这段过去既可以是公元前，也可以是公元后。
罗德里格斯：对，换个层面说，这部影片的拍摄地点从古到今就没有改变过，这里的自然环境基本没太大的改变。那些岩石在圣安托万还活着的时候就早已存在。在前往那些毫无改变的拍摄景点时，我觉得我就像穿越时光回到过去。这样的景观超越时间，它既属于任何时代却又不为时间所限。
CS：你用的这种和斯特劳布（Jean-Marie Straub）和惠勒特（Danièle Huillet）夫妇相似的拍摄效果让那些自然场景看起来和古罗马时期别无两样。
罗德里格斯：是的，我用的是类似的效果。费尔南多所看到的那种异教仪式甚至还真实存在。这种仪式在当地还在继续，包括那些疯狂的道具服装。他们把这个仪式叫做卡勒托斯（Caretos） 。每到冬至时分，他们会举办只宗教祭奠仪式，主要参与的都是未婚男孩。在狂欢过程中，他们可以肆意妄为、随心所欲。结婚后，他们就必须脱离这个群体。我觉得这就像是西部片里印第安人的仪式，一般片中白人的角色都无法理解这一切。
CS：我有种很强烈的感觉，你这部影片和以往所有作品有很大的不同。比起夸张的结构，本片更多的把重心放在了故事的叙述上。这一系列的偶遇，就如同拜苦路 （Stations of the Cross）。这和传奇小说的结构相同，你用大量的溶暗画面作为每个章节之前的断隔。这次你似乎更加投入于“讲故事”这个行为当中。
罗德里格斯：我所感兴趣的是如何让故事推进。影片里的主角做了大幅度的改变。最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我觉得费尔南多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改变。或许他渴望过另一种生活或者变成另一个人。你能感到他对现实中的情人有点厌倦，而他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冲动，想要解放自己，逃离现状。他摆脱了那两个中国女人，可同时却为她们的出现所着迷，甚至准备好被身处的自然环境所改变。鸟看到了这种蜕变。鸟在上空中，就像所谓的上帝，高高在上，俯视众生。随后镜头从巨大的峡谷转换到一个更为私密的场所，在那里，费尔南多更靠近人类，而距离他转变的时刻也更逼近近，虽然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观众能够逐渐地感受到费尔南多变得奇怪起来，意识到他似乎想要彻底改变自己的身份。
CS：影片刚开始的时候，有情节表示费尔南多要服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细节。我们意识到，如果他不按时吃药，可能会死。我们从一开片就为他的生命感到担忧。而虽然情人看起来有点烦人，可这也让我们知道是有人爱着他的。
罗德里格斯：我在最后一稿才加入了吃药的细节。我需要能够表现出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情节。而且我们知道圣安托万也是死于某种疾病。我不想太过强调这点，具体讲出他得的是什么病。最后他把自己的药都扔了，或许他已经打败了疾病，拯救了自己，但他同时也蜕变成其他人。他成为了超级鸟类学家。
CS：对于选择保罗·艾米作为费尔南多这点很有趣。他是法国演员，不是葡萄牙人。但却是你自己为他配音。所以选择他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体格和长相而吗？
罗德里格斯：我在葡萄牙没找到一个满意的演员，没有一个让我产生拍摄的欲望。对我来说，无论演员是男是女，合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是否能够引起我拍摄的欲望。我必须要有这种欲望，那几乎接近一种情色之欲。这部片子是和法国合作拍摄的，法国的制片人向我介绍了保罗，我其实对他了解不多。我看过他演得其它几部片子，都是些小角色。他其实是美、法混血，像这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加里·库珀（Cary Cooper）、兰道夫·斯科特（Randolph Scott）这几位出色的美国演员一样，他的表演更像是一种本能。他的话不多，这个角色对白也不多。不过他声线很美，和他那西部牛仔般健壮的体格反差很大，是很温柔的嗓音。他也学了葡萄牙语，费了很大的劲试图自然地用葡萄牙语念对白，但谁也不能一下子学会葡萄牙语，而如果他口音太重在剧情上也说不过去。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分别拍摄我和保罗的镜头，因为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想要出现在镜头中，也不确定这样能不能行。直到和编辑开始处理这部分时，才有了这个想法，随后就决定我为保罗配音。主要想表达出我早已潜伏在他体内，随时冲出他的身体。我早已栖息于他的体内，他的身体也占据了我，这就像是声音和身体的替身一样。当然大多数观众并不知道配音是我本人，也认不出我的声音。直到影片最后，他们才能听出差异，我可喜欢这样调戏观众。最后一切都挺顺利的。我对这个结果很满意，因为本来影片里就有很多双重的元素——费尔南多和安托万、耶稣和汤玛士、那两个中国女人——所以这让配音也显得理所当然。
CS：你是否意识到，在过往指导生涯中，对比起其他导演，你尽了一切可能不去重复自己？
罗德里格斯：我不仅仅注意到了，我老是害怕自己是否在重复之前所拍的东西。我在这方面几乎有点强迫症。我经常看到有的导演构建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从此就再也无法从中脱离。某种程度来说，我觉得那没有一点创造性。但我同样也觉得我的电影是相似的。每次拍完电影后，我就不会再看我的片子了，但一旦看到自己拍摄的画面，我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我能认出我拍的画面。所以我的确也会重复使用一些图像。但我很注意不去创造出一个让我能够经常重返的舒服世界。那样对我来说太简单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让自己出现在电影中镜头前，这次尝试更具挑战性。我的每一部影片都表达了一些非常私人的东西。用这种方式，我放佛回到到当时偏离正轨走上电影之路的那一个时刻。在某种程度上，我一直坚持走在当时选择的道路上，但我再是当年的自己，我周遭的世界也在改变。每一部影片都能反应出我在拍摄时的状态。如果让我现在拍《幻影》(O Fantasma，2000),那它肯定会是一部完全不同的片子。虽然我拍的东西都是虚构的——因为我对虚构的故事比较感兴趣——它们却像纪录片一样记录下我在拍摄当下所处的人生阶段。我喜欢能够看清自己、了解自己，或许其他人在影片中能看到我所没有看到的部分。对我来说，电影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如何拨开迷雾、揭开谜底。
｜题图版权所有©️Renaud MONFOURNY
｜翻译：张羽佳
版权合作©️Cinema Scope #6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