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女孩”变成了“气球男孩”；
那份怅然、那份难受，从一个人那里转移到了另一个人那里。
和电影生活在一起 第99天
2017年3月11日 星期六
片名：白气球 (1995)，阿巴斯编剧、帕纳西导演
上海，酒店
打开《白气球》第一个镜头，感觉眼前一跳。这不是一部“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电影”，是一部“别的电影”。
当我连续看了几天阿巴斯作品之后，再看今天的《白气球》的确是这种感受。虽然这部电影是阿巴斯亲自编剧，并且由他的助理导演贾法·帕纳西执导，是一部儿童题材，但拍摄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我甚至看完之后，又重新回头看了两遍第一个镜头，一个在街头拍摄的、非常生动的长镜头，同时也充满了一些戏剧性，电影后半段的重要角色（一位士兵、以及卖气球的男孩）都在这个镜头里面出现。在展示了新年即将来到的气氛之后，小主人公的妈妈入画，然后摄影机随着她去寻找小女孩。
可以说这个镜头兼具新浪潮和新现实主义的风格，但不是阿巴斯那种静观式的，我觉得有点像帕纳西拍第一部电影时，刻意和导师保持一些距离，所以电影仍然质朴，但是戏剧性很强。
之前我没有看过《白气球》，以及许多被人称颂的“伊朗儿童电影”，比如马吉德·马基迪最著名的《小鞋子》和《天堂的颜色》。有时候我对“可能会被煽情”的电影保持很大的警惕。阻止我看该片的讯号，有些是来自描述自己如何被感动到泣不成声的文章。
《白气球》我没有看过，但我看过另一部法国的儿童片《红气球》，也很有名。我看完很失望，因为受不了过分地将一只气球拟人化，不仅会和小孩子做游戏，还可以引导他、安抚他、甚至注视他。印象当中非常煽情。反而不如后来侯孝贤借由这部影片拍出的《红气球的旅行》，虽然借用了一个气球的视角，但非常克制。
还好，帕纳西不会煽情。故事特别简单，就是一个6岁半的小女孩，在新年前想买一条喜欢的金鱼，从母亲那里央求来了500块钱（单位是图曼，据帕纳西说不满一美元），结果路上就掉在路边下水道里，下水道由铁栅覆盖，她必须求别人帮她弄出来，而大人们忙着自己的事，没人帮她，最后是一个卖气球的男孩用口香糖把钱粘了出来。
故事结构其实和阿巴斯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很像。那部是在别人的帮助下到处找一个地方，这部是守着一个地方请求过往的人来帮助。
《白气球》非常有趣的地方是，对于小女孩而言，500块钱、以及那条胖嘟嘟的金鱼是她世界的中心，可是对于那些大人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小事。阿巴斯曾经说这部电影就是想讲边缘人物对中心事件的影响。
这就相当于讲一个社会的缩影，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中心，可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人、甚至不相干的人的影响。而且这种干预甚至是单向的。就像那个卖气球的男孩，帮助了小女孩拿出了钱，对方如愿以偿，欢天喜地地买到了金鱼跑回家去了。但那个男孩留在了当地，只有他卖剩下的白气球作伴，他可能要一个人过这个新年了。
有人介绍说这个男孩是可怜的阿富汗难民。我觉得身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个电影的中心从那个“金鱼女孩”变成了“气球男孩”。也就是那份怅然、那份难受，从一个人那里转移到了另一个人那里。然后电影就结束了，不需要再往下讲了。
借着看《白气球》，我读了一篇《电影手册》前主编米歇尔·傅东的文章《梳理贾法·帕纳西的从影生涯，兼谈伊朗电影》，梳理了一下帕纳西、阿巴斯和伊朗电影的关系。
对于影迷来说，贾法·帕纳西两个最引人瞩目的时刻。一个是1995年凭借《白气球》获得戛纳电影节的金摄影机奖（最佳处女作），他当年34岁；一个是2010年初他在拍摄电影时，被当局逮捕，并关押在政治犯监狱里，最后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20年禁止拍摄电影。由于全球舆论的压力，帕纳西实际上是被监视居住了。
帕纳西在1993年结识了导演阿巴斯。当时帕纳西已经结婚、有了第一个孩子，在电视台工作，一边拍摄他的短片。阿巴斯在1969年、还是年轻的美工师时，就负责一个当时的政府专门为年轻人成立了一个电影组织——伊朗儿童与青少年智力发展协会电影分部。伊斯兰革命之后，这个组织是旧王朝唯一存活下来的部门。我们所知道和赞赏的伊朗“儿童电影”诞生的摇篮。
帕纳西在1994年拍摄的《橄榄树下的情人》一片中担任副导演。导师阿巴斯为他的处女作《白气球》撰写了剧本。这也是帕纳西唯一在伊朗得到公开放映的电影。之后他沿着阿巴斯的道路，拍摄《谁能带我回家》，思考电影叙事与记录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导演应该处于的位置。
根据傅东的断言，“从更深入的角度来看，所有伟大的伊朗电影，始于基亚罗斯塔米，始于他对于表层的质询、对叙事的重新探索，用更深层次的批判眼光去看待社会和这教条世界的关系，而这个世界的规则是重新建立在政治生活和神圣的古兰经规定的日常生活之上的……”
看完《白气球》倒是让我更有兴趣回过头去看帕纳西最近的两部电影：《这不是一部电影》和《出租车》。作为一个电影导演，在被监禁状态下，还能从处境出发，去思考电影和社会、和自我的关系，实在让人敬服。
